和君创业总裁李肃挑战郎咸平实录(3)

　　

　　2005年1月15日18:30-21:00，和君咨询总裁李肃挑战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论坛在清华大学创新大厦上演。图为和君咨询总裁李肃演讲。(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主持人：

　　我刚才听到李肃先生的这段发言里，通过谈及美国企业的发展历史，从信托到产权经济学，甚至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包括刚才提出的概念叫权贵资本主义。我相信很多朋友不见得对每一个概念都理解，但是我们有一个疑问，比如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和毛泽东思想一结合就产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郎教授的观点某种 程度上也正好是在中国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

　　李肃：

　　我认为，郎教授的观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特定经济环境下的分析和应用，从郎咸平近期在清华的讲话可以看出，他至少在三个方面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一是把职业经理人当作“保姆”的保姆理论，其本质是在社会主义时代传播资本主义理念，将企业家退回到资本雇佣劳动的位置；二是把国进民退当作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其本质是把中国退回到斯大林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三是把知识资本当作贫富差别的罪恶之源，其本质是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信息时代的新发展。总之，郎咸平对美国历史的阐述，对经济学理论的无知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都导致了他把局部过时的法律常识无限放大，推导出一套完全错误的理论。

　　主持人：

　　刚才李肃先生最后这两句话，终于让我们明白了，通过刚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探讨，证明了是郎教授在发表很多观点和言论的时候，所引用的理论基础理解上还有一定的偏差，这只代表李肃先生个人的观点。

　　现在我们的疑问很大，就是郎教授的观点其实最终在大陆尤其是中国内地市场比较明朗的，往往是对于他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论证问题。因此又有这么强的市场拥护效果，大家都愿意追随支持，这时候您怎样看待他这个问题呢？到底是真理掌握在多数人手里，还是少数人手里呢？在您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来看，您跟郎教授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李肃：

　　这一问题涉及到郎咸平教授的第二个理论误区，在国有和民营经济理论方面，郎教授用一个极其狭窄的财务技术手段——净值法来推断国有资产流失，并将其无限延伸，得出改革失败论和国进民退论的大胆结论。下面我来讲讲郎教授推理过程中的几个谬误。

　　第一，判断资产价值的方法多种多样，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依据净值法一个尺度进行评价原本就存在极大的局限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狭义的财务技术方法开始向广义的财务价值理论转变，出现了一支重要的财务理论学派——平衡计分卡，其研究重点就是认为郎教授这种“死”的财务观点已经不适合对现代企业的价值走向。因此，在企业评价过程中引进了大量的其他因素，如企业掌握的客户资源、无形资产、核心技术和企业家团队等。当年我们为中远进行资产重组的时候，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对客户资源进行评价，看看中远有多少稳定的国外客户，我们看到，这种评价会产生和传统财务技术评价完全不同的结果，企业的市场价值会完全背离账面价值。同样在收购兼并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个企业的最终价值体现是以谈判为基准的，只要整个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都是在公平的机制下进行价格博弈，其博弈的结果就应该得到认可和尊重。我们公司有过大量的这种案例，曾经帮一家大公司收购兼并另一家企业，请了三家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评价，三家评估机构得出的结果相去甚远，最少的一家为2300万，最多的一家5亿多，实际操作过程中，评估方法和评估因素的选择判断对结果有着重大的区别，最终调整的结果是基于两者之间的交易谈判。

　　我国国有企业的评估使用净资产，重组方使用各种方式低评资产，是市场行为的正常体现，而在国有资产收购兼并过程中，政府不干涉的情况几乎没有，只是干预的力度不同而已。郎教授这方面的谬误可能与实践经验的缺乏相关，而他用一个简单的书本理论臆断所有国企改制都是资产流失，都是肥了少数人，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绝对站不住脚的。中国国企改制真正缺少的是平等竞争机制和经营者平等融资的机制。

　　第二，郎教授的国有资产流失论的方法已经很局限，而他毫无顾忌地从局部领域国有资产流失大胆推理，得出国企改革的全面失败，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满足了少数人的权利，这种推论在逻辑上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仔细研究郎教授的“保姆理论”和国企改革评价，充分体现出他对中国改革历史和国企现状的无识。我国国企改革决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出卖国企”，而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为了达到不同的改革目的进行了不同的改革探索，我国企业家在其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八十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以“承包制”为中心，改革主要在解决政府的行政干预，这时的企业家由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保姆变成了国有大家庭中的“长子”，老子放权让利，儿子自立门户、自主经营。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企业围绕什么是行政干预？什么是产权控制？什么是母子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争论了十年。郎咸平教授对这一点一无所知，硬把母子之间的产权关系归为主人与保姆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了他对现实的无识。

　　到了九十年代，宏观调控产生的国企困境，推动国企改革在下岗分流和主辅分离两个方面着力，其重点在于解决企业社会负担和员工吃大锅饭的文化心态。这时的企业家刚从短缺经济转入市场竞争，在下岗分流中扮演无奈的“奶妈”角色，在主辅分离中，企业家又在兄弟分家的角色中努力。时至今日，我国国有企业的这两大问题仍没有完全解决。郎教授把国有企业家简单归入“保姆”之列，正是他对这一现实没有基本认识的表现。

　　与下岗分流同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在九十年代初中开始，推进上市融资解困与企业改制转型，解决地方政府的功能定位与国有企业再造。这时的企业家推动企业上市融资的目的一方面是在找投资合伙人，另一方面又是找施压约束人，其上市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彻底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中国国企改制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地方政府为了彻底的国退民进而进行的制度安排，一种是国企上市后难耐资本压力主动转让，还有一种是优质企业的产权转让。企业家在此过程中的地位，要么是被动的接盘人，要么是寻找外部接盘人，要么是争当接盘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一方面要退出经营，真正行使社会功能，管不了的企业要甩出去，另一方面，要找到好的接盘人，以利于社会稳定和地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山东诸城，政府卖光国企就可以轻装前进，而内地的许多城市由于没有抓紧时机加速改制，导致大批国有企业和国有员工至今赖在政府身上，财政无力拿出改革成本。总之，如果把十六大国退民进的目标作为地方国企改革的方向，企业家从“长子、叔侄”等角色转变为主人地位，不能认为是一种大逆不道。

　　我国地方国企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现在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一极是负担巨大的困难企业，政府的头等大事是通过改制将社会负担甩掉。这类企业家哪里是“保姆”归位论，其地位相当于“失宠的二奶”，连人带资产赶紧送出去是政府的当务之急。在我国地方国企中，还有一种市场化程度极高的优质国企，这种企业在中国数量有限，但其共同特征是政府对这些企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贡献很小，主要靠企业家团队与员工的共同努力创业而来。这些国企的企业家就像在半无主荒地上开荒创业的大家长，在准民营的机制下经营多年，存在从企业家到经营团队直至全体员工的心态失衡。1987年，我给联想当顾问时就看到这一现象，半无主的国企荒地，依靠联想人的市场运作达到今天的境界，因此，其进行带有MBO色彩的改制无可厚非，海尔集团的原始资本也不是国有资产，作为集体企业其改制有何不可。

　　徐工集团的案例最为典型，江苏省提出转让徐工集团在国内外引起轰动，我们进去调研后得出明确结论：徐州政府很难管好徐工，其创业过程和现实状况都明显表明企业经营团队和全员都在心态失衡状态下，不改制很难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这时的国退民进有三个选择：要么给强大的跨国公司，要么给灵活的民营企业，要么推动经营者MBO。徐工长期与国际各大跨国公司合资，已经具备了全球竞争力，企业上上下下都不愿让国外公司吞并民族工业品牌，而中国的民营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一样，也存在大公司收购中的金融瓶颈。因此，需要为这样一个具有优秀企业家团队的优秀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只要有金融支持，MBO就是一种最佳的选择。MBO的关键不是“保姆”的资格问题，也不是资产评估的技术方法，而是建立一种平等的博弈机制，以及从企业未来考虑，在平等竞争中给经营者特殊优惠政策的问题。所谓平等，一是要允许不同竞争者平等进入，二是金融环境能够为职业经理人提供平等的金融支持。所谓特殊优惠，一是要对优秀经营团队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二是要建立决策优惠条款的合理机制。中国的一家企业在收购国际大公司过程中，就遇到内部人从银行贷款，以远低于中方的价格买走公司的案例，这就是平等竞争中的优惠政策，因为优秀的企业家团队能代表企业的先进生产力。最后徐工是被国外基金拿走了导致民族品牌的灭失，还是经营者借助国外产业基金逐步MBO，需要拭目以待。

　　因此，郎咸平教授的“国企改革失败论”，是对中国国企现实无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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