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教授刘再起：中国经济硬实力远超印度无可置疑

　　中印两国经济软实力比较研究

　　刘再起/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向雄辉/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印度GDP 增速已连续三年领先于中国，尽管各界存在统计方法差异的争论，但印度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成不争的事实。图为当地时间2017年3月9日，印度第一大城市孟买，一男子行经一处商业区。视觉中国 资料

　　中印两国分别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印度的5． 3倍，印度与中国差距明显。

　　中国经济硬实力远超印度，这一点无可置疑，但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的转换期、人口红利的消退期，而印度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布局调整机遇，利用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大力实施工业化战略，经济增长潜力得以持续释放。自2014年担任印度总理以来，莫迪相继提出“印度制造”、“数字印度”等战略，推动本国转型为制造业大国，成效凸显。印度GDP 增速已连续三年领先于中国，尽管各界存在统计方法差异的争论，但印度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成不争的事实。因此，众多机构、学者认为印度经济的发展潜力比中国更大。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2017年6月发布的报告称，未来十年印度将代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中国国内各界对这种唱衰中国、看涨印度的观点存在不少异议。

　　经济软实力决定一国经济增长潜力。本文将经济软实力分为国内经济软实力中经济发展源动力、国内经济软实力中经济发展支撑力与国际经济软实力三大方面。

　　（1）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源动力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主要包括人才、创新、文化三个领域。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经济发展的首要资源； 创新有利于产业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能力强的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往往拥有较高地位，经济发展的质量也更高； 文化是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发展是在文艺复兴之后才逐步展开，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是在思想解放为其奠定了精神基础、作了理论准备，并在持续进行思想解放的情况下取得的。

　　（2）经济发展的支撑力。软实力中的支撑力通过营造良好环境来支持、保障一国经济发展，主要包括生态、社会、品牌、产业结构、金融等要素。其中，自然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的承载体、物质基础，任何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展都是不可持续的； 而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离不开民主与法制和兼具效率与公平的社会；同时，国际市场上很多产品的质量可能几无差异，但富有影响力的品牌却能将一国产品与它国产品区分开来，获取超额利润；合理的产业结构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也是体现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特征；最后，金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媒介，能促进资源的快速、合理配置。

　　（3）国际方面，经济软实力主要体现在经济治理权和国际援助领域。一国拥有较大国际经济治理权，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同时具有“运动员”与“裁判员”身份，其可通过制度这一便捷渠道来实现本国利益，避免利用贸易战争等对抗手段导致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而利用国际援助提升相关国家人民的福利水平，有助于增强受援国对施援国的好感，拉近人心之间的距离，树立有担当、负责任的国家形象，提高与受援国的战略合作层次，便于获取相关的政治经济利益。

　　本文以下将在国内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国内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和国际软实力三个方面进行中印经济软实力比较，并就中国对标美日、提高经济软实力提出建言。

　　一、国内经济发展的源动力

　　（一）人才

　　经济学界对人才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已形成普遍共识： 人才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促进作用，人才综合素质特别是科学文化素质越高的国家往往拥有较快的发展速度。

　　2015 年，中国成人识字率已达到96． 36%，而印度仅为72． 23%，可见，印度扫盲教育依然压力巨大。近年来，因印度政府大力开展扫盲教育，初等教育入学率均高于100%，故此项指标无可比价值。

　　中高等院校入学率作为衡量一国人力资源结构的良好指标，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表1 显示，中国中等院校入学率每年超过印度20%以上，优势明显。根据表2，近年来中印两国高等院校入学率均呈增长态势，但印度增长较为缓慢，甚至在2013年出现下降，与中低收入水平国家差距不大，而六年来，中国高等院校入学率增长迅速，逐步向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靠拢，印度与中国的差距较大。

　　事实上，中国在校大学生规模位于全球首位，是高等教育大国，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体量已稳居世界第二，随着经济活跃度的进一步升温，无论是就业还是创业，国内发展前景相比国外都更具吸引力，归国留学生占比持续走高，2016 年更是达到82． 23%，中国正由全球最大的人才流出国向主要的人才回流国转变。

　　综上，中国人才软实力好于印度。

　　（二）创新

　　内生增长理论和新古典增长模型都认为，技术创新将推动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各发达国家都将提高创新能力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持续获取比较优势。创新位列中国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之首，是中国发展战略全局的核心，创新型国家建设也正持续深入推进。

　　为鼓励科技创新，各国法律明确规定专利发明者将获得一定时期内的排他性生产经营权，知识产权较以往保护范围更大，力度更强。因此，发明专利数量是衡量一国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

　　2006年至2015年，中印两国专利申请数量均有较大增长，其中印度2015年专利申请数是2006年申请数的1． 58倍，中国为5． 23倍。2006年，中国专利申请数量是印度的7． 28 倍，2015年是印度的24． 13倍，印度与中国的差距越来越大。2011年至2015年，中国居民专利年均申请量为印度的63． 8倍，这说明中国本地居民的创造能力显著增强。

　　高科技产品占制成品出口的比例与来源于国际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数额体现了本国创新在全球的受欢迎程度。从表3可看出，中国这两项指标均明显优于印度，就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而言，考虑到两国制成品出口的体量差距，从表3可发现，中国创新产品出口额也远高于印度。

　　事实上，根据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7），中国位列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第22名，而印度排名第60名。

　　因此，综合来看，中国的创新能力比印度更强。

　　（三）文化

　　中印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两国文化均具有较强的包容性。2017年英国波特兰公关公司（Portland Communications）发布的年度全球《软实力30 强： 2017 年全球软实力排名》（The Soft Power 30： A Global Ranking of Soft Power 2017）显示，中国软实力排名位居全球第25，尤其是文化这一指标排名抢眼，位列全球第8，在艺术、体育、旅游等方面有突出表现，而印度则榜上无名。以其中的旅游指标为例，2016 年印度国外游客到达人数为889万人，而同期中国达到2815万人，为印度的3． 13倍。

　　大学是文化最关键和核心的价值，大学是一个文化机构。国际上大学排行榜众多，国际公认的三大世界大学排行榜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分别是英国教育机构Quacquarelli Symonds发布的QS大学排名（2018）、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2017—2018） 、美国新闻杂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2017）。

　　观察表4发现，中国高校教育与印度相比优势明显，位列世界大学排行榜前列的大学数量更多，质量也更高。随着“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新一轮高校建设方案的全面展开，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势必上升一个新台阶。

　　从留学生人数上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留学生输入国，仅次于美国和英国，2015年更是吸引了来自202个国家和地区的39． 76万名留学生；其中学历教育留学生为18． 48万人，其中韩国、美国、俄罗斯、日本、法国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位列留学生来源国排行榜前10，印度来华留学生规模排名第4。而印度2014-2015年度外国留学生高等教育入学人数为4． 23 万人，留学生人数排名前10的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且以其周边地区国家为主，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发达国家为美国，位列榜单第11，中国高等教育较印度优势明显。

　　全球性私人教育机构英孚教育（Education First）自2011 年起每年定期发布一版英语熟练度指标，该指标依据各国共计数十万成年人的测试结果进行汇编统计，并将结果划分为“极高”至“极低”五个等级，样本代表性好，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根据表5，印度英语熟练度指标六年中有五年排名比中国靠前，大多具有中等及以上的英语熟练度，而中国一直在低等水平徘徊，印度这方面强于中国，这很可能是印度将英语与印地语同列为官方语言的缘故。

　　然而，与此同时，印度国内语言种类庞杂，使用人数超过一百万人的语言就有34种，各邦均在推广各自的官方语言，造成不同地区仅受过初等教育的底层人民彼此沟通不便。而中国在保护民族语言的同时，官方语言（汉语）普及度较印度更高。

　　在文化对外传播方面，中印两国均设立专门机构来进行推广。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在全球130个国家建立了512 所孔子学院，而当前，印度在全球各地重要城市设立的文化中心为36家，数量远低于中国，可见中国对文化对外传播的力度远强于印度。

　　电影是在所有文化样式中，跨国传播潜力最丰富、最有效的形式之一，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印度电影艺术名扬世界，其票房收入近三分之一来自国际市场，宝莱坞（Bollywood）是仅次于美国好莱坞（Hollywood）的影视基地。虽然中国电影市场票房已居全球次席，但国际化道路依然任重道远。

　　综合来看，中印文化软实力表现各有千秋，但总体来说中国稍强于印度。

　　二、国内经济发展的支撑力

　　（一）生态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追求。中国已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理论，并在生产实践中积极推进绿色经济发展。

　　国际能源署公布的来自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度出版物是各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工具，其中的数据采用国际能源机构能源数据库和2006年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默认方法和排放因子计算而得，参考价值较高。表6 显示，中国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国家，2014年印度位居全球第三，但排放量远低于中国，仅为中国的22． 23%。此外，可发现，中国空气中PM2． 5（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含量低于印度，但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的范围较印度稍高。

　　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势必影响到环境污染的问题。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加强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大量高能耗、高污染的产能面临淘汰、转移的命运，长远看来，中国的环境污染程度有望降低。而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工业化推进的初始阶段很可能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急遽增加，印度未来生态环境存在较严重的恶化趋势。但在短期内，印度生态环境软实力仍将强于中国。

　　（二）社会

　　社会软实力内涵丰富，包括效率与公平、民主与法制、投资环境与制度建设等诸多要素。社会中的企业与个人（消费者）是市场经济的两类基本单位。

　　营商环境报告作为世界银行所发布备受关注的文件，衡量贷款、纳税、对外贸易、破产办理等11个领域的监管法规是激励还是抑制商业经营，在收集分析全球各国数据基础上，比较各国家不同时期的营商监管环境，并依据同期各国表现进行排名，为推动各国改革、提高监管效率提供权威参考。因此，采用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来衡量企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观察表7发现，近十年来，尽管中印两国营商环境都存在一定波动，但无明显好转或恶化，整体来看，中国营商环境远优于印度。个体构成的人口总体状况对社会软实力拥有重大影响，并进一步作用于经济软实力。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人们有能力购买更好的生活与医疗服务。表8显示，中国营养不良发生率和粗死亡率均低于印度；位于全球普遍就业年龄段（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与相应年龄段的就业率都比印度高，有望实现预定经济发展目标。同时，也正因为经济的良好表现，不断高速发展的城市吸引了大量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已超过50%，远高于印度，并逐渐向发达国家靠拢。

　　因此，综合企业与个人的表现，印度的社会软实力弱于中国。

　　（三）品牌

　　此项数据来源于国际著名价值评估权威机构Brand Finance公司。Brand Finance 公司采用员工满意度、消费者忠诚度、企业声誉、市场营销等指标作为评选标准，基于公共渠道信息对各项指标进行评估，从全球成千上万的知名品牌中选出最具价值的前500家企业。该公司发布的2017年《全球最具价值零售品牌排行榜》（Global 500 2017）显示，中国位于全球企业价值排行榜前500强的企业家数远高于印度，2017 年更是超过印度5倍有余，处于上升态势，而印度则在较低水平起伏不定。事实上，排行榜上中国优质企业位置较印度更为靠前。故而，中国企业品牌软实力强于印度。

　　（四）金融现代化

　　金融体系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等多个领域，以满足各类市场主体的不同投融资需求。股票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的股市能够灵敏地反映该国经济发展的周期变化和运行状态。因此，股市表现作为两国金融的比较指标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表9数据表明，印度上市公司数量高于中国，2016年为中国的1． 9倍。

　　原因是，中印两国股市结构不同，中国股票市场具有多层级的结构特征，既包括准入门槛高的主板市场，也包括未纳入统计的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四板等多种其他类型市场。相对来说，印度的证券交易所的主板市场上市门槛相对较低，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型企业也能在主板上市，若按印度标准，中国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规模高于印度。图1显示，中国股票交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于印度。而根据图2，印度股票交易周转率远低于中国，中国股票市场的活跃度更高。

　　综合分析，中国金融软实力指标表现比印度优秀。

　　（五）产业结构

　　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要想成为发达国家，各国普遍遵循农业国、工业国到以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路径。

　　2012年，中国一、二、三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9． 42%、45． 27%、45． 31%，印度为18.2%、31.77%、50.03%。而到2016年，中国各项指标占比分别为8.56%、39.81%、51.63%，印度为17． 35%、28． 85%、53． 8%。事实上，近五年来，中印两国的农业、工业的增加值占GDP 的比例均逐渐降低，总体看来，中国农业产值占比低于印度，工业占比较印度更高。两国第三产业比重均日趋上升，当前中国仍然落后于印度。

　　但是，鉴于两国GDP 的巨大差距，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实际上已远高于印度，且增长速度相对更快。同时，受益于电子商务、物流、软件、通信、教育等产业的高速发展，服务业占中国GDP的比重已高于50%，在国际上也已占领相当的市场份额，其中软件业正大步追赶，其他服务业大多也已领先印度。此外，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且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段。

　　尽管从表面上来看，印度产业结构呈现的业态与发达经济体相类似，但作为服务业的核心，软件产业一枝独大，工业化仍处于初级阶段，基础不牢固，需回头补落下的“功课”，农业也比较落后。一般认为，产业变革的孕育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未来较长时间内印度仍将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

　　综上所述，印度产业结构软实力逊色于中国。

　　三、国际软实力

　　（一）经济治理权

　　地区层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区域化逐渐成为主导趋势，各国都在大力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以获取竞争优势。

　　中印均主要采取自贸区这一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表10显示，中国缔结并生效的自贸区协定数量多于印度。此外，“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也是较为松散的区域经济合作方式，获得了域内国家的积极响应，其深入推进必将助推中国与沿线相关国家构建更为紧密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比如自贸区等）。基于对冲中国在印度洋周边地区影响力考虑，印度也提出了“香料之路”和“季风计划”，受国力所限，取得的实际成效有限，目前更多体现在学术与文化层面。从地区金融治理来看，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这两大地区金融合作机制内的发言权也均高于印度。可见，中国的地区经济治理权强于印度。

　　从全球角度看，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利用“双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了美元的世界霸权地位，进而主导全球货币市场。牙买加体系下，美国继续利用美元作为最主要的世界货币地位，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向各国收取“铸币税”，实现全球购买力向美国转移的目的。通常，国际经济治理权的提高体现为经济发展产生的国际地位上升，反过来，国际经济治理权的提高也有利于为一国经济发展营造更优越的国际环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良好表现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突出贡献。以新兴市场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其代表性和发言权整体得到提高。通过改革后的最新数据可发现，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中国国际经济治理权方面表现比印度更为优秀（见表10）。

　　综合地区和全球层面，相比印度，中国拥有更高的经济治理权。

　　（二）对外援助

　　对外援助具有国际公共产品的特质。包括中印在内的世界各地区主要国家均将对外援助视为实现外交目的、追求商业利益、提升国际形象等多重利益的重要措施。

　　中印对外援助均主要以追求互惠互利为原则，致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范围内的合作水平。从对外援助的地域分布来看，印度援助对象主要是不丹、尼泊尔、阿富汗、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目的是维持甚至提升印度在其“后院”的传统影响力，彰显出浓厚的地缘政治意味。而中国对外援助的国家分布与印度相比更为分散，根据《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描述，接受中国援助最多的地区为非洲，其次是亚洲，因严格遵循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受援国的热烈欢迎。“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外交的大手笔。

　　近年来，中国对外援助重点已逐渐向周边和战略沿线地区倾斜，相较之前，现在资金投入的规模更大，指向性也愈加明确，以为“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提供积极助力。从表11 的历年数据来看，中国已将印度拉下较大差距。

　　四、结论与启示

　　国内经济软实力中的源动力、支撑力以及国际经济软实力共同打造了中印两国经济软实力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通过比较三大项的10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中国大多数指标比印度表现更为优秀，小部分弱于印度。综合看来，印度的经济软实力与中国仍有较大差距，通过上文分析，没有数据表明差距正趋于缩小。因此，可预期中国经济的后续表现仍会比印度好。

　　事实上，后发大国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增长速度往往较快，但随着经济体量的日趋庞大，将逐渐面临增长的瓶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当前，中国正构筑经济发展新动能以应对这一挑战，经济增速趋缓是合理现象，而印度离面临这一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横向来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数十年，尽管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榜次席，但人均GDP 尚处于世界中游，与“长期停滞”的日本、低增长的美国相比仍然存在相当差距。美国和日本依靠强劲增长的经济软实力支撑着自身的繁荣，持续引领着全球价值链的前进方向。

　　同为新兴市场国家，印度经济软实力建设的一些举措值得中国借鉴，但对中国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要敢于对标美日等经济软实力发达国家，针对它们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可取经验，吸取不良教训，提高经济软实力，为经济更好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具体说来，可从以下方面着重发力：

　　（一）加强国内经济软实力的源动力

　　首先，健全国民教育体系和创新体系。相关举措包括：

　　其一，加强教育方面的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提高教师的薪资水平、社会地位，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于教育事业。

　　其二，可适时推进十二年制义务教育，扩大中等教育普及范围，改善农村与城市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现状，引导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降低农村居民接受教育的成本，促进教育公平。现阶段，应继续推进重点高校面向农村落后地区的招生专项计划，提高农村地区的高等教育入学率。

　　其三，继续稳妥推进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加大中西部落后地区高等教育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建设一批重点大学和特色优势学科，改变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区域落差，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

　　同时，大力推进“双一流”建设，优化学科布局，鼓励支持开展数学、物理、哲学等基础学科研究，同时积极探索新兴前沿领域开发，坚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理论与实践协同发展，不断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以及与市场需求的耦合度。需要强调的是，经费投入是高等教育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加大经费投入是提高高等教育水平的关键。

　　最后，尽管中国专利申请量已位居全球首位，但专利质量依然堪忧，实用发明专利占比相对较低。对此，应提倡高新技术领域的发明创新，鼓励符合市场需求的有效创新，在保证创新数量基础上，切实提高创新的质量。同时，专利技术的商业化是专利产出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步骤，推进专利成果转换率的提高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其次，推动文化国际化进程。相关举措包括：

　　其一，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其地位形成带有显著的历史殖民主义印记。时代主题已发生根本变化，尽管中国国际影响力空前强大并持续向上发展，但汉语要从华人圈向全球大范围拓展已几无实现可能，将英语列为中国官方语言也并不现实。因此，应充分利用好英语这个普适语言工具，扭转部分省区高考弱化英语地位的倾向，改革英语教育的学习、考察形式，全方位、多手段来提高全民的英语水平，降低对外交往的沟通成本。

　　其二，推进文艺创作“百花齐放”，充分利用好电影、电视剧等现代艺术表现形式，紧扣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时代脉搏或挖掘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借鉴国外先进的表现手法，优化表现形式，融入浓郁的人文情怀，讲好中国故事，逐步提高中国文化艺术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其三，中国在世界各项大型体育赛事上表现优异，然而本土体育运动在国际上的推广度却远远不够。对此，应加大太拳极、少林功夫等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宣传力度，着重打造中国本土体育运动的修身养性的属性，循序渐进推动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发展。

　　（二）夯实国内经济软实力的支撑力

　　这方面的具体举措包括：

　　其一，应划定并严格遵守生态保护红线，提高对地方政府生态考核指标的权重，坚持防控治相结合，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和法律惩治体系，突出实效，同时推动形成一大批绿色新兴环保产业集群，加快推进绿色发展，将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落到实处。

　　其二，精准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特点，突出时效性和完备性，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司法改革，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指引、宽松稳定的制度环境和完备的法律体系。开展人口老龄化的对策研究，可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基础上试点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延缓甚至扭转人口老龄化趋势。应继续推进人均GDP 的提升，同时提供更多的精神文化产品，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并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按质按期建成小康社会，并进一步向发达国家目标努力奋斗。最后，依法保障人民的权利与自由，以实现效率与公平、民主与法制的统一，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其三，坚持品质立企立业立国，强化品牌意识，建立完整的品牌建设、培育、保护体系，重点加快推动非公企业、国有竞争类企业走出国门，在现代农业、高端制造业、高新服务业等领域构筑品牌高地，全面提高产品、服务的附加值，获取持续竞争优势。

　　其四，鼓励金融产品、模式创新，完善现有金融服务体系，切实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和指引，提高金融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并改进监管制度，实施有效调控，严控过度投机，维护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最后，继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建设，力促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提高服务业特别是软件、通信等高端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构筑合理产业结构，达成“三二一”的黄金比例，同时基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规划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为经济继续向好发展提供更为充足的后劲。

　　（三）努力提升国际经济软实力

　　这方面的具体举措包括：

　　首先，积极开展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和谈判，重点加强同周边地区以及“一带一路”域内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坚持双边与多边自贸区建设共同推进，力促形成自贸区“遍地开花”的格局，推进新一轮全方位开放，提高应对地区以及国际治理格局变化的能力。同时，发挥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域内人民生活水平。

　　其次，继续引领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动世界银行股权审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一轮份额总检查等改革，推动国际经济秩序顺应全球经济力量发展态势不断向合理化发展，梯次提升“南方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最后，应针对受援国和中国对外交往的实际需要，寻找相关方需求的契合面，建立由专业机构领导、相关业务领域部门参与的实施体系，作好援助风险评估，在既定投资预算额度内，细化援助事项，关键是要注重培养受援国的内生发展能力，施行“造血”与“输血”并重。同时，加强项目实施过程的管理和考核，项目结束后及时进行相应评估，不断提高对外援助的质量和效益，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本文原刊于《亚太经济》2017年第6期，原题：“中印两国经济软实力比较研究”。略去注释，正文重新编辑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用。）

责任编辑：陈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