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温州？

　　为什么是温州？

温州模式的横空出世，无疑是浙江40年改革开放史最重大的标志性事件。

 

它的姿态是那么的异端，它的内核是那么的莫测，它的震撼是那么的猛烈，以至于作家丁临一曾发出了与温州传奇同样“疯狂”的断语：

 

【请允许我向你们说一句多少有些强加于人的心里话。我不仅自己在爱着温州，爱着温州人，而且我还觉得，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每个真正儿子都应该热爱温州和温州人，都应该以一种十分独特的、温柔的、迥于寻常的、近乎病态的爱去爱温州和温州人。因为，在今天，只要审视一下某个中国人是如何理解温州和温州人以及他的理解的深浅，便可立即测定和判明那个人在改革中的位置、态度、作用乃至他整个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

 

没有一个改革典型，曾经像温州那样引起过如此剧烈且持久的激辩。温州模式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文 | 胡宏伟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原标题为《温州打开“潘多拉盒”》。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温州街头的“五马奔腾”雕塑（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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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遗忘的城市

　　多年来，温州从来都是一个极易被人“遗忘”的地方。

　　温州依山傍海，山川秀美，境内拥有闻名遐迩的雁荡山和楠溪江两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清人孙广图在《忆江南·温州好》一词中就发出由衷的赞美：“温州好，别是一乾坤！宜雨宜晴天较远，不寒不燠气恒温，山色异朝昏。”

　　然而，温州之美只是“异域之美”。

　　当中原文化、经济迅速发展时，古属东越、东瓯或瓯越的温州，还因“断发文身”和以蛇蛙为食而被嗤以蛮夷之地。秦末，群雄纷起，拥兵抗秦。越王勾践的后裔驺摇也率瓯人起义。西汉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驺摇获封东海王，都东瓯，建东瓯国，这是温州历史上第一次见诸记载的行政建置。由于偏居东南一隅，天高皇帝远，这里历来是躲避战乱的世外桃源。

　　温州三面环山，且多为山高壑深，瓯江和飞云江拦腰横截，行路难不输蜀道。唐代孟浩然早有诗云：“我行穷水国，孤帆天一涯。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直至1989年，沿海14个开放城市中，仅温州既不通铁路，也没有机场。

　　公元998年，瓯人周伫第一个漂洋过海，远走高丽（今朝鲜）经商，水路成了温州人唯一的希望通道。多少年来，温州至上海的船票一直是抢手货，虽然需历时20多个小时，仍免不了舟楫之苦，但相比之下，这已属豪华舒适的出行方式了。无怪乎温州人叹言：温州、温州，只有水（当地方言谐音同“死”）路一条。1998年3月，也就是在周伫出国定居1000年之后，温州至上海的水路航班才宣布停开。

1988年时温州市区最繁华的路段大南交叉口

　　自然条件先天不足，又地处浙江距离台湾最近的前哨，长期以来，国家除了从战略角度考虑，在温州修筑必要的军事设施外，经济建设投资基本不予考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浙江得到的国有投资在全国各省市区中就是最少的，温州更是可怜。到1978年，国家对温州工业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6亿元，仅为宁波的1/4。在同期国家对浙江省的投资总额中，温州只占3.24%，与其作为浙江三大城市之一的地位极不相称。大型国营企业一个没有，市属1000人以上的中型国营企业只有冶炼、矾矿、日陶、面砖等7个，500—1000人的企业也不过区区20个。城市面貌残破不堪，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以至于“姑娘、小嫂挑着粪桶满街跑”一直是温州人羞于启齿的心头之痛。

　　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温州百姓的穷苦仍可以用“令人震惊”来形容。

　　温州国家级贫困县文成民政局曾做了个调查，称全县当时有104户人家卖儿、卖女、典妻，缺半年以上口粮的人口占全县的35%。县里的一位年轻干部不相信，下乡核实。在一个村子，他发现有一位农民因自己顽疾缠身，为糊口活命，将老婆典给邻居1年，换得区区番薯丝200斤；还有一对老光棍兄弟，由于没钱讨媳妇，竟然暗地里共用一个老婆。时间久了，全村人都知道，默认了。

　　2

　　“四千精神”

　　正因为穷、因为痛，当改革刚刚透出第一线松动的光亮，温州人就蜂拥而上了。改革往往需要付出难以预料的代价，但温州人已经穷得没有什么值得自己犹豫了。

　　谁也说不清确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许多地方——无论泱泱都市或穷乡僻壤——冒出了一批批神秘人物。他们操着奇怪的方言，喜欢聚居，行色匆匆。在他们身后浩浩荡荡尾随而至的，是铺天盖地、五光十色的各类小商品。至今人人尚深感紧缺、当时更为稀缺的货币，一点一滴地装入了这伙人的囊中。

　　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

　　顺着歪歪扭扭的行进路线，好奇的目光聚焦到了同一个地方：温州。

　　当中国各地还在为奋力翻越“两个凡是”的藩篱大汗淋漓，为真理标准的确立慷慨陈词之时，这一片土地上早已是炉火正旺热翻了天：家家户户不知从何处拼装而成的机器疯了似的旋转；大街小巷的店铺一家紧挨着一家，密得连苍蝇都叮不出一道缝；河埠头、乡间路上，肩挑车载的商贩如集市般嘈杂。

　　温州人富起来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这里首先成为历史明证。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长篇报道《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文中指出“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已为人们公认。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温州模式自此与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各领风骚。

　　这是目前有据可查的第一篇将“温州模式”这一概念见诸媒体的报道。

　　33年前的那次采访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温州瑞安市塘下区农民告诉他，当地家家户户都生产编织袋。一台国有厂子淘汰的生产编织袋的旧机器只需300多元，而一年所创造的利润超过1万元！塘下每年可创产值1.8亿元。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报样

　　“这简直是天文数字。而且创造这天文数字的竟然是一群第一次摆弄机器的地道的乡巴佬。”祖籍江苏无锡的桑晋泉由此确信，依靠集体经济的苏南模式，并非中国乡村工业化唯一的致富路径。为了揭示温州家庭工业爆发式生长的动因，这篇报道还首次概括了“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

　　据统计，到1986年年底，当时人口600余万的温州共有120万人从传统农业转入工商业，家庭工业已飞涨为14.65万户，470多个专业市场粗具规模，10万农民购销员遍布全国。

　　3

　　到温州去

　　可以说，温州是在没有预谋、没有准备、没有人为策划的情况下，极不自然地被推上“典型”的巅峰的。

　　1986年9月，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经过反复热烈的讨论，通过了送交党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建立温州试验区的报告》。报告设计了五大试验内容，提出：温州的试验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因此，试验内容、范围、方式、步骤不受传统理论、现行体制和具体政策的限制。允许打破常规、放手探索，准备承担一点风险。

　　中央领导来了，体改谋士来了，经济学家来了。通往温州的几条年久失修、崎岖颠簸的山路上尘土飞扬。

　　这是一支不见首尾、“滚雪球”式的参观考察大军：从中央各部委，各省委、省政府，扩大到政协、顾问委员会、人大常委会、纪检委，继而是各厅、局、处、科，再接着是各地、市、县，各区镇和厂矿……

　　弹丸之地的温州终于招架不住了。

*温州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大院成了停车场，大型长途专车鱼贯出入，一拨拨“对口学习”的考察团挤满了会议室、办公室。

 

*温州市区大大小小的饭店、旅馆，一万多张床位爆满，就连走廊、过道、饭厅里也支起了临时铺位。

 

*一些有名气的专业户家中参观者盈门，全家整日忙于招待，讲得口干舌燥，无法生产。不得已，有的被迫仓皇出走，以闭门谢客。

 

*新兴“农民城”苍南县龙港镇每天要接待上万人，所有饭店、食堂24小时开餐，仍无法满足需求。

　　1986年11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前往温州考察。同天抵达的全国仅地市级以上的参观团就有10多个。田纪云大吃一惊，当即给国务院打电话，要求坚决制止这一现象。

　　几天后，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共和国第一个要求控制参观区域模式的文件——《关于各地立即停止到温州参观考察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从现在起到明年春，各地各级政府要立即停止和取消到温州参观、考察的安排。确有必要去的，也需事先征得浙江省政府同意，严格限制人数，分期分批前往。希望各地从严执行，以利于温州市各级政府和人民集中精力开展经济改革。

　　“截至1986年，温州突如其来地遭遇了第一轮席卷全国的“温州热”，累计参观人数超过60万人次。其中被称作“温州年”的1986年，仅副省级以上官员就达93人次。高潮中的高潮——1986年9—10月，从杭州、宁波连接温州的两条公路上车流阻塞，车祸激增：两个月发生交通事故300多起，日均5起。共翻车57辆，死71人，伤250人，比上年同期增加4倍。

　　对于那些为中国的未来虔诚祈福的真正的改革者来说，温州的爆发式发展呈现出了来自民间的巨大生命力。

　　4

　　每一天都有奇迹发生

　　在1983年年底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温州苍南县宜山的再生纺织业，第一次引起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注意，并建议“大家都应该到宜山看看”。令万里兴致盎然的，是宜山发生的匪夷所思的“奇迹”。

　　宜山一片商品经济的海洋：当地各类纺织机达3.7万台，从业人员6.7万人，有4个专业乡，58个专业村，7个专业市场。全国各地国有、集体企业吃剩的晴纶布边角料，在这里经过农妇们粗糙的大手开花纺线，每年1.5亿件再生腈纶衫、2亿件腈纶拼料童衣裤、50万公斤再生腈纶棉，又被销往大江南北。

　　据统计，每年，流进宜山的腈纶布边角料达1700万公斤。

　　1990年，时任物资部部长的柳随年来到宜山。耳闻目睹了这一场面后他算了一笔账：1700万公斤也就是1.7万吨，按一节车皮载重20吨——纺织品是抛货，载重少于常规——每列火车挂30节车皮计，共需850个车皮、约30趟专列。加工后再生腈纶产品外销全国，又是一个1700万公斤！

　　“就是我这个部长手里也一下子调不出这么多车皮指标。而这些甚至可能连火车都没坐过的宜山农民，却将这么多的原料和产品从不通铁路、不通公路的宜山调运自如。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柳随年大为感慨。

　　创造“宜山奇迹”的，都是些土得掉渣的小人物。下面举两个例子。

　　先说说小人物赵开良。1985年，他44岁，搞购销已经整整19年了。像他这样的购销员，在11万人的宜山区就有8500多个。

　　宜山的土纺土织颇有些年份了，几乎家家都置办手摇纺车和老式织布机。购销员牛得很，是纺织作坊的龙头，从原料进购、选择品种、质量鉴定到产品推销，都是他们说了算。能干的购销员下面固定或流动的纺织工业户会多达500—1000家。

　　1979年，完全是不经意间，赵开良改变了日后的宜山。

　　那年6月，他在邯郸一家纺织厂搞到了一批棉布边角料。这家厂的仓库里还积压着一大堆腈纶布的边角料没法处理，厂方趁机一定要他“搭了去算了”。他想，好在这种边角料只要几分钱一斤，咬咬牙就背回了宜山。

　　在宜山街头摆了好些天，几乎无人问津。问题在于，当时宜山的再生布原料从来都是棉布，而腈纶、涤纶的边角料放上开花机，转速一快，就会冒烟起火。

　　正当赵开良一筹莫展、准备自认倒霉时，第二个小人物出现了。

　　孙阿茶是宜山一个村子里的普通老太，摇了一辈子的纺机。这天清晨，她喊女儿上街去买废棉布。结果，不内行的女儿恰巧买回来一堆赵开良的腈纶布边角料。退货，别人肯定不认账了。犯难的孙阿茶不思茶饭，关在屋子里反复琢磨。

　　她尝试着用手工操作对腈纶边角料进行“开花”。接着，又制作了一架改进型的简易“开花机”。

　　当孙阿茶惴惴不安地捧着第一匹再生腈纶布来到集市上的时候，大家都吃了一惊：这是什么布呀？这么光滑、柔软。腈纶的？可比土纺棉布强多了。

　　宜山轰动了！乡亲们潮水般涌进了孙阿茶家。你想想看，因为工艺太难处理，当时腈纶边角料可是没人要的，价格比废棉布便宜多了。这意味着，再生腈纶的利润会翻番。

　　孙阿茶没有指望靠这个“绝活”独自发财。对每一位上门求教的乡亲，她都热心地指点诀窍。

　　风一般地，宜山家家户户转而搞起了再生腈纶加工，山乡处处机杼之声。孙阿茶的“绝活”变成了宜山人的“绝活”，无数的小人物你追我赶，“宜山奇迹”冲出了山坳。

　　最后，这两位孕育了“宜山奇迹”的关键性小人物都很风光。

　　赵开良：几年后，他作为宜山区的唯一人选，出席了浙江省购销员先进分子代表大会，还受到了省政府官员的接见和亲切握手。

　　孙阿茶：1983年春天去世。整整3天，没有人通告，也没有人组织，宜山村村不闻机杼声。数千户家庭的男男女女停下了上万台纺机，向这位被誉为“当代黄道婆”的老人致敬。出殡那天，送行的队伍长又长，绕过了一座山。

　　“宜山奇迹”只是温州巨大的改革创造力的最初序曲。在浙江乃至中国改革史册上，温州向我们展示了太多的“第一”，太多的“奇迹”：

1980年，温州人章华妹领取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编号“10101”

*全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全国第一个探索“挂户经营”；

*全国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

*全国第一个私人钱庄；

*全国第一个实行金融利率改革；

*全国第一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

*全国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

*全国第一座农民城；

*全国第一个农民包机公司；

*全国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

*全国第一起农民告县长案；

*全国第一个成立个体私营企业联合党委；

……

　　支撑这些“温州奇迹”的主体，是无数赵开良、孙阿茶式的小人物。

　　5

　　胆大包天“包飞机”

　　随着各类“奇迹”的广泛传播、演绎，有些小人物就成了知名人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胆大包天”的王均瑶。

　　王均瑶和赵开良是小同乡，苍南县金乡镇人，而且也是购销员出身，主要的业务点是湖南长沙。1991年春节，已经跑了5年购销业务的王均瑶准备回老家过年，因买不到火车票，就与一帮生意朋友从长沙包了一辆豪华大巴赶往温州。途中，他突发奇想：我能包汽车，为什么不能包飞机？长沙一带的温州商人就有1万多，从长沙到温州陆路行程1000多公里，乘火车转汽车起码得要两天。如果开通一条空中航线，还愁没人坐？

　　他越想越兴奋。大年一过，王均瑶一脚跨进了湖南省民航局。接待他的官员被吓着了，什么，私人包飞机？还是个农民？

　　但方案很诱人。由王均瑶承包长沙至温州的航线，每周两个航次。他必须按飞行架次、里程上缴营运费，而且是提前把承包款打进民航部门的口袋，盈亏自负。也就是说，王均瑶包飞机，民航部门包赚。于是，门开了一条缝：不声张，试试看。

　　说王均瑶胆大包天，那可是一点没错。此前，王均瑶没坐过飞机。生平第一次见到飞机，是十几岁时在金华市的公园里，和一架部队赠送的报废战斗机合了个影。

　　时任温州民航站站长张德志回忆说，其实，在王均瑶之前，1990年7月温州机场刚建成开航时，温州乐清有两个农民曾经包过杭州至温州的安24飞机。但很快，他们就以“非法经营”的罪名，被公安机关拘留起来，白白关押了17个月。要知道，那时候，买飞机票还需县团级以上政府部门的介绍信呢！

　　这一次，王均瑶成功了。1991年7月28日，一架被王均瑶“包”了的客机从长沙起飞，1小时30分钟后，稳稳地降落在了温州机场。一夜之间，王均瑶的大头照被登上了全国媒体的显著版面。

　　从始至终，王均瑶都不是生意做得最大、最成功的温州商人。但王均瑶肯定是迄今全国知名度最高的温州人之一。正是他，将温州创业的草根时代推向了名人时代。

　　这，与王均瑶的个性有关。他可能是最善于“弄出响动”的温州人。与绝大多数行事低调，习惯“少说话多赚钱”的传统温州商人不同，无论是登台亮相包飞机还是此后的大小生意，王均瑶总是能以“最开放的浙商”形象聚焦媒体的目光，谋事与谋势始终交织在一起。有人笑言：“王均瑶见到记者就来精神。”

　　但最重要的，还在于当年王均瑶包飞机的这一“奇迹”，彻底颠覆了千百年来面朝黄土的中国农民的脸谱。想想看，还有什么比“胆大包天”，更能充分体现经历了改革洗礼的中国农民的新形象呢？无意间，王均瑶成为了一种象征，一种精神图腾。他自己，也借势一步登天。

我心飞翔的王均瑶（右）

　　首次包机后，王均瑶成立的中国第一家农民民营包机公司迅速包下了30多条航线，但结局可以说是“惨淡经营”：温州至昆明航线半年就亏损230万元；深圳—义乌—北京航线两年竟巨亏500万元。

　　王均瑶并没有倒下，而是继续弄出了更为巨大的响动：请香港当红歌星张学友为自己推出的均瑶牛奶做广告；以18%的股份参股东方航空武汉有限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入主垄断性民航业的私营企业；宣布投资6亿元收购并重新改造湖北宜昌机场。

　　2004年11月7日，38岁的王均瑶因晚期肠癌病逝。此时，旗下均瑶集团总资产达35亿元。

　　王均瑶“胆大包天”15年后的2006年9月25日上午9时55分，一架空中客车A319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腾空而起——均瑶集团全资控股的民营上海吉祥航空有限公司实现首航，其目的地：长沙。

　　温州的“奇迹”，几乎总是与“奇迹”般的温州人联系在一起。于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发问：这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有何特别之处？他们又是怎样将贫瘠的温州变成财富之地的？

　　6

　　胆子大又肯吃苦的温州人

　　站在温州的大街上，你一定会得出这样几点深刻的印象：

　　茫茫人流中，目光游离者不多，形态倦怠者不多，无所事事者不多；他们神色矍铄，活力四溢，步伐坚定且节奏很快，在你面前匆匆而过。

　　有媒体在报道中做了一个横向比较，温州人走路的频率基本上要比北京人快一拍，比上海人快半拍。这是一座富有动感的城市，这是一群充满生命力的人。他们日夜忙碌，就像一盘永远活泼泼的海鲜大虾。

　　有好事者进一步推论说，温州人头脑天生灵光，这与他们和大海为邻，喜食鱼虾有关。事实上，温州人在商战中的机敏，恰恰源于他们为求生存而永不停息的创业冲动。

　　温州人善于经商办厂是出了名的，被赞誉为“中国的犹太部落”。他们的这一禀性既有传统渊源，更多的是迫于现实生存的必然选择。

　　温州背山面海，历代战乱的大批难民纷纷南迁于此，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十分突出，人均耕地仅三分。土地难以养生，就只能远走他乡，在农业之外的工商业求活路。早在一两个世纪以前，成千上万的温州手工艺人和小商贩就背着黄杨木雕、石雕、瓯绣，从故乡出发，跋山涉水、漂洋过海，一直到地中海沿岸的欧洲以及世界各地艰难谋生。至今，流落海外的温州人多达60余万。这一点，与痛失家园的犹太人颇有相似之处。

　　饱受磨难、浪迹天涯的闯荡经历，培育了温州人不安分、不守旧、“敢为天下先”的闯荡精神。离开了这样的土壤，王均瑶的“胆大包天”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肯吃苦，也是许多人谈论温州人时最容易得出的结论。

　　描绘温州人肯吃苦最经典的一句比喻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此话丝毫不夸张。

　　1988年7月，我第一次从上海坐火车去新疆采访。说出来吓你一跳，此行全程约4000公里，按当时的时速，你得老老实实在火车上摇晃四天三夜。因为作为新华社记者的小小特权，我买到了硬卧票——这在当年属于很值得仰慕的待遇——而且是下铺。

　　差不多两天两夜之后，车过甘肃兰州。天色渐暗，窗外全是让人生厌的单调的黄土戈壁，困乏的我决定早早宽衣入睡。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隐隐感到铺板下有窸窸窣窣之声。睡意迷蒙间弯腰探头：我的天，我的身下还有“下铺”，还睡着一个大活人！

　　我赶紧喊来乘警。这个30多岁的男子从高度绝不会超过30厘米的“下下铺”——准确地说那只是车厢地板与下铺铺板之间一道较宽的缝里——钻了出来，一脸歉意。

　　一盘问，温州乐清县人，在乌鲁木齐做服装生意已有7年，有两间铺面，个人资产不少于百万元。这次是去兰州进货，返回买不到票，花50元贿赂了硬卧车厢的服务员，乘黑摸上车。累了、困了，垫几张旧报纸，就地一滚，躺进了“下下铺”。

　　“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地板和席梦思又有啥区别？”他一面接受罚款，一面极自然地向吃惊的我作解释。不用问，这位八成是经常旅途睡地板的温州老板了。

　　头脑机敏、胆子大又特别肯吃苦的温州人，并不仅仅在生意场上表现出色。在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对温州人来说，只要是有助于改善自己命运的事，什么都可以试一试，一切“奇迹”皆有可能发生。

　　7

　　“中国第一农民城”

　　现在，有了点钱的温州农民准备“造城”了。

　　1985年1月2日，《人民日报》向全国报道了来自温州的又一个奇迹——《龙港镇发动群众集资建镇》，并配发编者按语以示重视：“龙港镇仅一年多就兴旺起来，这种建设速度实在令人振奋。”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奇迹。因为，所谓龙港镇本来并不存在，如今，已经崛起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农民城”。

　　龙港地名很大，其实很小，原本是苍南县方岩下村的一个渡头，距离温州市区约60公里。就因为紧依鳌江又地处苍南、平阳两县交界，这里被批准建镇。但此地既没有龙，也没有港，只有数十间泥坯农舍，再就是一大片滩涂、芦苇和野鸭。

　　1984年6月，毛遂自荐的第一任镇委书记陈定模来了。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上级的一纸建镇批文，派给他的7名干部，3000元开办费。

绘制新龙港第一份规划图的陈定模（左）

　　万事开头难，最难的是没钱——这可是要造一座城啊！还好，先富起来的温州农民有钱。龙港周边是苍南县的宜山、金乡、钱库江南三区，此前章节中出现过的许多温州创业者皆此地人士。1981年时，江南三区的家庭工业产值已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60.3%，万元户一抓一大把。

　　问题是，收钱的理由是什么？就算口袋里有了几个钱，赤脚的农民又凭什么能进城做穿皮鞋的城里人？“农转非”，中间横着一条巨大的城乡鸿沟。

　　这可难不倒当过几年县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的陈定模。他从马列经典和各种文件的字里行间发现：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农民可以“离土”却不能“离乡”。但这个“一号文件”同时规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好了，进城的依据有了。《资本论》里马克思还说过“级差地租理论”，这样，龙港有4.1平方公里土地，就可以按不同地段向愿意投资进城的农民“征收公共设施费”。

　　理论撑腰，底气十足，陈定模动手了。1984年7月，一则《龙港对外开放的决定》在《温州日报》头版刊登，公布了8条优惠政策，提出“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谁投资谁受益，谁出钱谁盖房，鼓励进城，共同开发”。

　　《决定》发出第10天，申请进城的报名农民已近3000户。1984年12月31日，首批登记建房交款的最后一天，一包一包的钞票，一捆一捆的希望，在简陋的龙港镇政府“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堆成了小山。

　　原本认为千难万难的“造城”由此变得势不可当。到1987年，龙港的进城农民已达6300多户，拥有“市民”3万人，集资投入2亿多元，建成区面积102万平方米，修建纵横街道27条，总长23公里，并建起了5所学校、7所幼儿院、3座电影院，还有一个标准溜冰场。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定模的造城理论只是为龙港的破土而出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借口。这场惊世骇俗的“造城运动”大获成功，根本上缘于其顺应了一个早晚都会到来的趋势：生活的富裕并不是千百万农民参与改革的全部目的，他们还渴望得到一次社会结构重组的机遇，以期在这一机遇中彻底改变自身的生存形态。龙港的横空出世，正是这样的“机遇”。

　　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坚持认为，蒸汽机之生就是磨房之死，传统的乡村小工业根本无法进化成社会化大生产，并滋长出现代城市的新文明。欧洲200年工业化进程，相伴随的只能是大批农民被迫放弃土地，挣扎在大城市的边缘，肮脏且充满血泪。

　　龙港的崛起，展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前景：中国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摆脱了贫困，进而发育城镇，完成从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历史嬗变。最难得的是，在这种嬗变中，他们始终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

　　在今后，在浙江各地，我们其实都可以找到龙港的身影。

　　历史上，浙江仅有杭州、宁波、温州等少数几个所谓的大中城市。1978年后浙江全省性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并非依赖于上述大中城市，而主要依靠如龙港般数以万计的小城镇的兴起，如温州的柳市、桥头，台州的路桥、泽国，金华的稠城、吴宁，绍兴的杨汛桥、大唐，湖州的织里、嘉兴的许村等。农民城——小城镇，这是温州农民的创造，这是中国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之后的第三个伟大创造。

　　同样的改革起点，同样的改革政策，为什么温州活力迸发，每一天都有奇迹发生？

　　8

　　“假的”还是“真的”

　　温州也是富有争议的，这种争议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的召开。

　　有争议是因为温州有“小辫子”。其一是“姓资还是姓社”；其二就是假冒伪劣。这可是一条真真切切的“小辫子”，连温州人自己亦有口难辩。

　　温州假冒伪劣的主打产品肯定是皮鞋了。

　　说起温州人做鞋可是有传统的。“明代温州靴鞋即为贡品，进奉朝廷”；“全国第一双猪革皮鞋，第一双硫化、压模、粘胶皮鞋诞生于温州”；“我国第一双高跟女鞋的创造者也是温州人”。“皮鞋佬”差不多就是温州民间手工业者温馨的自称。

　　到了20世纪80年代，作为既有传统投资又不大的致富之门，温州皮鞋真正的春天来了。全国最大的鞋革专业市场兴起于温州鹿城区的来福门。仅鹿城一个区，就冒出了大小皮鞋厂1254家。当时全市的皮鞋产量就达到年产2400万双，几乎占全国的1/10。

　　温州鞋价格低廉，款式新颖，在市场上没有道理不所向披靡。

　　很快，有人发现上当了。

　　1985年，南京一位消费者向《经济日报》投拆，称她买了一双高跟鞋，谁知穿了一天就掉了跟。仔细瞧瞧，竟是用糨糊黏起来的，而所谓的真皮也是仿牛皮的合成革。

　　有记者进一步在报道中证实，亲眼看见温州“皮鞋佬”整桶整桶地往厂里搬糨糊。

　　舆论哗然。一时间，“晨昏鞋”“礼拜鞋”“伪劣商品”“粗制滥造”等恶名铺天盖地。全国各大中城市开始纷纷驱逐温州鞋，无数商场挂出“提高警惕，勿买温州鞋”或“本店无温州货”的招牌。

杭州武林广场火烧温州鞋

　　高潮出现在1987年8月8日，地点：杭州市商业中心的武林广场。工商局和愤怒的市民们将5000余双温州伪劣皮鞋扔进了熊熊大火，付之一炬。

　　假的就是假的，但还是有不服气的。温州海螺工业集团的总经理邵奇星就是其中一位。199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考察温州。这位死不认输的温州人曾同李瑞环围绕伪劣皮鞋问题有过一番“经典探讨”。

　　那天，李瑞环来到海螺集团。在样品室，他拿起一双皮鞋里里外外摁摁拧拧：“我这次是带着一个怎么看温州皮鞋质量的疑问来的。现在外面有两种观点，有的说温州皮鞋穿半年就坏，是坑人；也有的说温州皮鞋价格便宜，更新换代快，坏了就买新的。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邵奇星应声答道：“作为产品，质量当然要保证。但这里有一个价格和价值对等的问题。温州皮鞋才20元左右一双，如果上海皮鞋也是这个价格，会不会也做出像温州这样的皮鞋？温州皮鞋本身价格比较低，至于中间商拿到北京卖六七十元一双，那是另一回事了。”

　　邵奇星的这番话，并非他的独门发明。在温州，这套逻辑十分深入人心，并成为他们生产低价低质产品的“理论支柱”。

　　1990年，我在温州采访。晚上散步来到市区最著名的五马街，发现街边摊贩出售两元一条的“金利来真皮皮带”，不由得大惊。拿在手上翻来覆去看，竟看不出什么破绽。那摊贩倒实在，大声说：“别看了，马粪纸做的。买一条回去，有大场面时系系。花两块钱撑足面子，划算不？”

　　我追问：“但是如果有人拿这两元的皮带到别处卖20元呢？”

　　摊贩看了我一眼，笑道：“那是他们的本事。”

　　当时，李瑞环听邵奇星讲完，沉吟片刻：“对对，我听懂你的意思了。”

　　邵奇星接着阐述他的“理论”：“这种20元的鞋，我如果半年穿坏一双，一年穿两双，也只要50元，花的钱同外头那种60多元一双能穿一年的差不多。而我这样就可以穿两种款式了。问题是北方人拿过去卖到70元，那消费者当然会认为应该穿一年喽。”

　　假的所以便宜。假的当作真的卖，那是售假；假的只作假的卖，那就没错。

　　一些温州人的逻辑似乎很正确，很理直气壮。

　　虽然邵奇星的“价格价值对等论”颇能自圆其说，并道出了一定的事实，但是，这肯定不是事实的全部，也一定无法使温州的假冒伪劣现象摇身一变成为真理。

　　许多前往温州参观取经者必到乐清柳市。这个如今的温州第一经济强镇诞生过著名的“八大王”，也培育了温州民营企业“形象大使”中国正泰集团的南存辉、德力西集团的胡成中、天正集团的高天乐等熠熠生辉的明星。

　　最初，柳市却因造假而闻名，而且是臭名昭著。

　　当商品经济的第一缕暖风吹过，这个雁荡山脉南麓的小镇就按捺不住地随风摇曳。大约20世纪70年代末，镇上就已经有2300多家低压电器家庭作坊，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响作一片。你随处可见这样的场面：

*刚刚放下锄头的庄稼汉们正在一台台锈迹斑驳的机床边，把从全国各地国有企业收购来的废旧交流接触器肢解，用砂纸和鞋油将之擦得锃亮；

 

*河边的埠头上挤满了一群群村妇，她们在清洗一筐筐的电器，然后在河滩空地晒地瓜干似的晾开成片的电器零件；

 

*炉火通红的锅灶旁，老眼昏花的太婆们一边煮饭，一边慢悠悠地摇着漆包线；

 

……

　　市场混沌初开，欲望掺和着丑恶泥沙俱下。

　　1989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在一份《打击伪劣低压电器活动的总结报告》中愤怒地指出：“这次全国共检查了近7000个经销单位，查出的伪劣低压电器产品超过170万件（台），价值3000多万元……各地在检查中发现，大多数伪劣低压电器，来源于浙江温州地区，特别是温州乐清县的柳市镇。”

　　在全国各地媒体上，小小柳市的曝光率越来越高，被曝光的事实越来越触目惊心：

*黑龙江鸡西煤矿由于柳市产的劣质电器漏电，引发严重的瓦斯爆炸，多人死伤；

 

*新疆巴州工模具厂，因柳市产空气开关起火，一名电工烧伤致残；

 

*河南某钢铁公司建成剪彩时，因使用柳市假冒伪劣低压电器，一包钢水正要倾倒却突然卡壳，上百万元的产品全部报废；

 

……

　　苍南的假商标、永嘉的假广告、瑞安的假汽配件……铺天盖地的假冒伪劣，使繁华风光的温州人和温州经济招致严厉的质问。这种质问更多地来自传统人士，往往具有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温州，资本主义泛滥，是假冒伪劣丑恶现象的必然温床！

　　然而，我们在温州观察到的更多的事实是，在这片市场经济的海洋里率先跃跃欲试、大展身手的弄潮儿，绝大部分是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对他们来说，保持浓厚的法制意识暂时只能是一种奢望。同时，他们有一股被压抑已久的难以遏制的致富冲动。快速致富离不开资本。如同疯狂走私一样，生产低劣产品甚至造假，往往是温州农民最容易想到、最可能实施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捷径。

　　在一些地方，在一定时候，假冒伪劣成为市场经济绿树最初萌发时形影相伴的养料。这是我们想极力回避却又难以回避的现实。

　　超越规律和发展局限性，很多时候只能是美好的愿望。

　　当然，温州正在改变。

　　9

　　向温州人学什么

　　中国有句俗话，“大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然而，活人被尿憋死的事时有发生。

　　温州人可不这么做。温州人是否干某件事情，不看别人做过没有，只是看实践中需要不需要，实践中能不能做得通。只要实践中需要的而且又能做通的，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去做。农民手里有钱却没有城镇户口，进不了城，他们就集资建一个农民城；城里的国营商场不卖温州产品，他们就把国营商场的柜台租下来自己卖，在全国一下子就租了5万个；从外地回温州没有航班，他们就包飞机，自己开辟航线；国家银行不给贷款，他们就创办信用社、基金会，发展民间金融，实行浮动利率，自己给自己找资金；分散的家庭经济规模，而且被斥之为私有制的样板，他们就创造了股份合作制，既解决规模小的问题，又戴上了公有制的帽子。

　　可见，在温州的经济模式之后，隐藏着一个更重要的“模式”，即温州人的思维无模式。这个思维的特点是：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不管什么事情，不管你旁人怎么讲，我都要试试看。试不成拉倒，试成了就要千方百计地坚持下去。同时，在温州人思维中，没有“等、靠、要”这一说。

　　温州人精神可以概括为：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新精神。向温州学习，关键是要学习温州人的这种精神。

　　在温州，正是由于有这种思维，才有一系列的创新，才有温州模式和温州的经济奇迹。可以说，温州的经济模式是温州人思维的产物。

责任编辑：李彦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