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石油专家：油品升级不许算经济账 根本谈不到效益
图为《财经》杂志2013年第13期封面图
油品升级“雾霾”
由于成品油价格管制，中国大炼化企业普遍用化工业务补贴炼油业务。政府促其加大炼油投资、升级油品质量的同时，却频频叫停化工项目，显然不是解决雾霾问题的长久之道
去冬今春，雾锁京城、霾压华北导致民怨升腾。环保部门认为，汽车尾气是造成雾霾的“首恶”，这又与中国车用燃油质量偏低直接相关。
今年2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紧急决定，加快中国油品质量升级：要求尽快发布第四阶段车用柴油标准(硫含量≤50ppm，即硫含量不高于百万分之五十)，过渡期至2014年底；今年6月底前，要发布第五阶段车用柴油标准(硫含量≤10ppm)。年底前，要发布第五阶段车用汽油标准(硫含量≤10ppm)，过渡期至2017年底。
这轮油品升级，业内预计中国炼化行业整体投资至少需要2000亿元。
令人尴尬的是，亟待升级的中国炼化产业，在全国各地仍陷于“大炼化等于洪水猛兽”的民粹潮中。从普通的炼油，到低毒的PX,再到更低毒的乙烯，凡是准备上马的大炼化项目，无不在各地区迎来公众狐疑的目光，多个项目因此被叫停或一再迁址重建。
但被公众和有关决策者所忽略的是，生产低毒物质PX的催化重整工序，不仅生产提高汽油品质的清洁组分芳烃(PX为芳烃的一种)，还副产脱硫必不可少的廉价氢气。如果炼厂没有芳烃联合装置，几乎无法完成炼化升级任务。
由于成品油价格管制，中国大炼化企业普遍用化工补贴炼油。政府主管部门只让炼油加大投资、清洁化升级，却频频叫停化工项目，对行业打击巨大。
同样不太为公众所了解的一个业界常识是，炼化产业链历来是一个闭环，自成逻辑。割裂其中任何一道工序，都会造成巨大的不经济和上下游的衔接失衡。
如今，以PX为代表的大化工，在中国已成“过街老鼠”。崇尚大型项目的地方政府和环保意识苏醒的普通民众，在中国各大化工集聚区展开一轮轮对抗。炼化企业夹在其间，进退失据。
雾霾倒逼
北京绝非雾霾和PM2.5最为严重的城市，石家庄、邢台、保定、邯郸、唐山、廊坊六个城市均进入十大污染较重城市名单
4月11日，环境NGO自然之友在北京发布年度环境绿皮书《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3)》。在对全国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空气质量排名中，兰州垫底，北京倒数第二。
就在该报告出炉的前两天，全球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亦发布了一份《2010全球疾病负担评估》，称可悬浮颗粒物成为中国第四大健康风险因素， 2010年中国有123.39万人的死亡与空气污染有关。
一时间，“喂人民服雾”成为反讽流行语。今年伊始，中国中东部多个城市又笼罩在雾霾中。1月13日，北京发布了有气象预警制度以来的首个橙色霾预警。这是霾预警信号的最高等级，意味着能见度小于2公里。整个1月，北京仅有五天未出现雾霾。
事实上，北京绝非雾霾和PM2.5最为严重的城市。环保部4月19日公布的一季度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显示，北京空气质量排名第17位；但首都的邻近省份河北，有石家庄、邢台、保定、邯郸、唐山、廊坊六个城市均进入十大污染较重城市名单。
按环保部新闻发言人陶德田的说法，“我国城市空气开始呈现出煤烟和机动车尾气复合污染的特点，汽车是机动车污染物总量的主要贡献者。”与1980年相比，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增加了30倍，尾气排放总量增加了14倍。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大型城市中22%－34%的细颗粒物排放和全国30%的氮氧化物排放，均来自机动车。
北京市环保局大气处处长于建华近日表示，北京雾霾天气从影响来看，机动车占22.2%，燃煤占16.7%，扬尘占16.3%，工业占15.7%。
目前，除北京、上海、珠三角及江苏部分地区执行国4或更高标准，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供应油品仍为国3标准。
早在2011年6月，环保部即发布公告，要求自当年7月1日起所有进口汽车的排放标准均须达到国4标准，但油品的国4标准却在两年之后的2013年才发布，相应的汽油标准实施时间是2014年1月1日。
雾霾逼人之下，国务院2月6日紧急决定加快中国油品质量升级。为了鼓励炼化企业的积极性，会上还提出要“按照合理补偿成本、优质优价和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合理确定成品油价格，并完善对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补贴政策”。
会议要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巨头要首先如期完成油品升级的设备改造任务。
这种急迫感，在2013年的“两会”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和委员选举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大代表对该委组成人员的人选投下了反对票和弃权票，前所未有。
决策高层、环保部门和普通民意的三重紧逼，让一直哭诉“炼油赔钱”的炼化企业倍感压力。中石油一名专家称，“现阶段油品质量升级，不允许炼厂算经济账”，“不升级炼厂就得关停，事关生死，根本还谈不到效益”。
决策层对炼化升级予以政策支持。3月26日，成品油新定价机制出台，将成品油调价周期从22个工作日缩短为十个工作日，并取消了4%的幅度限制。“但真还谈不上什么利好，只是稍微合理了一些。”中石化一炼厂的副总坦言。
中石化集团科技委顾问、国家石化产品国标委主任曹湘洪告诉《财经》记者，造成雾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油品质量只是其中之一。
“重化工业、火力发电发展过快，汽车保有量增加太快。”曹湘洪称，北京油品质量排在全国首位，硫含量全国最低。但汽车保有量狂增造成交通拥堵，“车辆在怠速情况下，汽油燃烧不完全，排放量增加6倍”。
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油品自身升级速度并不慢，“从国3到国4国5，几乎三四年一升级”。曹湘洪认为，公众对油品质量的期望过高，使中国油品质量升级速度无法跟上步伐。
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也曾表示，中国用十多年，走完了西方国家20年的油品升级路，但舆论却普遍认为中国油品升级过慢。
民意泥潭
环境毒理学的研究尚无法完全证明，这些污染物在“低剂量、长期暴露”时，对生态和生物体影响如何，以及多种污染物的协同累加作用如何
最近几年，炼化行业新的投资项目往往容易在各地陷入“民意泥潭”，相关项目也因此或被叫停，或重新选址。
厦门、成都、大连、宁波……这次是青岛，主角是炼化乙烯。
4月8日，中石化集团青岛炼油化工有限公司的“百万吨级乙烯项目”公示了环评信息，并开始征求公众意见。
乙烯，一种碳氢化合物，分子式为C2H4，低毒类物质。以其为代表的烯烃产业和以PX为代表的芳烃产业，并称石油化工“两大家族”。
该化工项目是不是重污染？会不会只是PX换了个名字？一系列质疑，开始在青岛急剧发酵。但固有的技术门槛，使得非化工专业人士很难作出正确评判。
民意代表赵晓光，是青岛籍的北京法律界人士。在仔细确认了该化工项目所有程序的合法性后，他要求现场参观该企业。但由于对化工专业毫无了解，同时缺少独立专家参与，他只能听取该炼化企业的单方面讲解。
“由于青岛政府为企业‘背书’，不允许包括独立专家在内的多种声音存在，导致我们整个调查从始至终都没有专家参与，参观基本无效。”赵晓光对《财经》记者说。
大炼化，是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的简称。相对“化”，大炼化的“炼”则比较容易理解，是指对原油进行各个温度段的蒸馏，从中得出最多的轻质成分；青岛炼化公司是千万吨级别的炼化企业，生产汽柴煤油、燃料油、润滑油、沥青等各种常规石油制品。没有这些产品，中国的汽车、飞机、轮船就会统统趴窝。
此次炼化升级，主要是指降低中国汽柴油中过高的含硫量。
曹湘洪指出，原油劣质化是中国炼油业面临的一大挑战。中国自产原油较少，近年新开发的原油大多重质高酸。进口原油比例已接近60%，但国外优质原油也在逐渐减少，进口原油中的高硫重质原油，比重也越来越大。
目前，降低汽油中硫含量的办法主要有二：主流做法是“加氢脱硫”，使得油品中的硫分变成硫化氢，然后分离出来；二是使用吸附法。
但加氢脱硫带来的副作用是汽油辛烷值降低。辛烷值是衡量汽油在汽缸内抗爆能力的数字指标，也是区分不同等级汽油的关键标准。
中石油一位炼化专家告诉《财经》记者，“这并非是硫本身能提高辛烷值，而是因为加氢把硫变成硫化氢、容易分离的同时，也使得汽油中一些辛烷值比较高的组分，比如烯烃、芳烃等也可能饱和，导致辛烷值下降。”
历史上，提高辛烷值的方法，主要是在汽油中掺入四乙基铅(即含铅汽油)、二茂铁和MMT(甲基环戊二烯三羰基锰)。由于四乙基铅有毒，二茂铁会导致火花塞点火故障，中国已禁止使用。
研究发现，MMT燃烧后也会残留于尾气排放系统内，覆盖在发动机火花塞、催化器等部件表面，其在全球也有被禁的趋势。中国虽未禁用MMT，但已经严格控制其使用量。
中国炼油界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一些设备落后、使用燃料油做炼油原料的小炼厂，之所以成本低于设备先进、使用原油做炼油原料的大炼厂，秘诀就是在汽油中大量掺入价格低廉的MMT，以期辛烷值达标。多起车辆集中出故障的恶性事件，正源于此。
大炼厂的清洁汽油之所以成本高，是因为提高辛烷值的办法是加入芳烃。芳烃主要由二甲苯(包括对二甲苯PX、邻二甲苯和间二甲苯)、甲苯、苯组成，辛烷值较高。因为苯毒性高、强致癌，国家严格限制其含量，故毒性最低的二甲苯在此中担任主角——其含量，能占到汽油总量的30%左右。
这意味着，中国汽油清洁化升级，离不开包含PX在内的芳烃。
中石化的技术人员透露，国产汽油每提高一个辛烷值标号，譬如从92号汽油升级到93号汽油，每吨汽油的炼化成本要增加200元－300元。
全球生产芳烃，均是采用对石脑油进行“铂催化重整”的工艺。其除了产生芳烃外，还副产廉价的氢气。“没有廉价的氢气，怎么进行加氢脱硫呢？”
中石油一位炼化专家称，虽然数据显示国内已批的PX生产厂家为13家，“但那只是指把PX当做商品出售的炼化企业；大炼化企业一般都有芳烃联合装置，生产出来的芳烃直接调和汽油了”，“譬如燕山石化，为首都提供着全部国5汽油，它不用芳烃怎么能达到标准呢？”
这个说法，和六年前厦门PX事件中的部分反对者声音大相径庭。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袁东星曾公开表示：PX项目一旦上马，其重大污染源包括石脑油、石油气、苯、二甲苯和硫化氢，这些污染物为大气污染物，与公众健康密切相关。PX是中等毒性，它对人类的生殖和发育造成毒作用，引起出生缺陷，动物实验表明，它还能致癌。PX的毒性效应跟暴露的浓度和时间有关。
但至今为止，环境毒理学的研究尚无法完全证明，这些污染物在“低剂量、长期暴露”时，对生态和生物体影响如何，以及多种污染物的协同累加作用如何。
厦门PX事件后的一个流行说法是：工厂在开工时，其污染物是用卫生防护距离来防护的。但如遇突发性事件，卫生防护距离是不够的。因此，民众有知情权、监督权，应当让公众来考虑是否能够接受。
这一说法遭到石化公司专家的反驳。“PX属于低毒类，没有任何证据表明PX致癌。在国家标准中，它和汽油同属低毒类。”中石油一炼化专家戏称，“按照大鼠做过的经口实验，要毒死一个人，需要吃下去241克，也就是半斤PX才行。”
在国外，PX项目普遍能和居民区做到和睦相处。英国南安普敦Fawley埃索炼厂为居民住宅所环绕；新加坡裕廊岛埃克森美孚炼厂的37万吨/年PX装置，与居民区距离为0.9公里；荷兰鹿特丹PX装置距市中心8公里；韩国釜山PX装置距市中心4公里。
曹湘洪去年刚到日本河歌山县参观过，对那里的东燃通用石油公司的炼厂印象深刻，“这个厂年加工原油800万吨，同时年产28万吨PX，与居民区仅隔一条马路。”
然而，这些现实存在，却压不过中国各地的汹涌民意。正在发酵中的青岛事件，已把民众的怀疑眼光从PX，拓展到了毒性更小的乙烯上，相关项目的前景亦充满变数。
产业链无法割裂
PX在中国的处境几可谓山穷水尽、人人喊打。但即便油品质量不升级，中国也绝不可能离开PX——其是聚酯的源头材料，用途极为广泛
“炼厂不上催化重整设备是不现实的。炼厂是一个很复杂的工艺，所有的装置之间是一环扣一环，装置间的平衡非常精确，如果其中催化重整装置拿掉了，那这个平衡就打破了，炼厂需要在其他方面下大力气弥补，成本就会增加很多。”上述中石化技术人员表示。
“宁波市政府‘永远不上PX’的表态，非常草率。”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一位研究人员称，“未来哪个地方政府还能上PX项目？这岂非自废武功？”
不过，国家环保部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对PX的被妖魔化，中国石化企业自身负有更大责任。”
这位专家认为，在PX等敏感化工品项目的最初发展阶段，石化企业就应当主动与公众沟通，进行有效的科普宣传，而不应只顾发展而忽略这些“软工作”，待到反对声音潮涌之际，已经十分被动。
2012年，中国原油一次加工能力达到5.75亿吨/年，位居全球第二，主要生产商为中石油和中石化。国家发改委登记注册的150多家炼厂中，两大公司约占50家，但其原油一次加工能力占到全国总能力的75.6%。
目前在三大央企石油公司旗下，共有15个新建及改扩建的千万吨级炼油项目在推进中，另有15个规划炼油项目尚待展开。这些大炼油项目，近年呈现出明显的沿海布局特点。这与中国进口越来越多的海外原油，而销售地也密集在华东、华南有关。
这种动辄投资百亿元、数百亿元的炼油化工项目，为降低交易成本，全球的主流是采取“炼化一体”模式，或炼油-乙烯一体化，或炼油-芳烃一体化，或炼油-乙烯-芳烃一体化。
炼化的“化”，正是利用炼油所得的石脑油等物，经过复杂的工艺，生产出芳烃和乙烯，它们是几千种合成纤维、塑料、合成橡胶的母体来源。
由于成品油价格管制，中国大炼化企业普遍遵循“化工补贴炼油”的模式。只让炼油加大投资升级油品，却频频叫停化工项目，对行业打击巨大。
中国乙烯生产能力已达1600万吨/年，仅次于美国；乙烯消费量3132万吨/年，居世界第一位。由于需求巨大，中国化工产品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占比正日益上升。
这几天，尽管青岛炼化公司一直和市民保持网络对话、线下沟通，但各种传言还是层出不穷：“乙烯高致癌”；厦门宁波不要的项目，却想偷偷落户青岛；乙烯能催熟果实，也能导致儿童早熟……
亦有比较理性的反对声认为，从城市定位角度讲，美丽的青岛不该发展炼化工业；还有人认为，项目增加的就业多是安排中石化子弟，和青岛普通市民无关。
一些化工业内人士则认为，大炼化的环保、安防投入远远高于普通化工企业，不必杞人忧天。中国石油大学编写的青岛乙烯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中称，该项目投资187.9亿元，其中环保投资高达20.28亿元。
相对于质疑之声初起的乙烯，PX在中国的处境几可谓山穷水尽、人人喊打。但事实上，即便油品质量不升级，中国也绝不可能离开PX——其是聚酯的源头材料，用途极为广泛。
聚酯是涤纶、腈纶等合成纤维的上游原料，可替代棉毛等天然纤维。2012年中国合成纤维总产量达3450万吨，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的穿衣问题。据估算，1吨合成纤维可替代22亩棉田的产量。
如何“去妖魔化”
“整体规划、环保先行”是化工项目前期规划的重点，此外，加强包括政府监管与第三方独立监管在内的监管力度也十分必要
事实上，推进PX、乙烯等炼化项目的事前环保、安全审查之严苛，远非普通民众可以了解。问题出在涉事企业、地方政府在和当地民众沟通时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以宁波镇海反PX事件为例。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PX项目，只是镇海炼化年产1500万吨炼油、120万吨乙烯扩建工程中的一个极小的组成部分。2009年前后，扩建工程的规划环评即启动，据媒体报道，因为环保标准提高，规划环评时间拖延，光环境质量监测就做了三次。环保部除不断要求增补相关内容，还希望镇海炼化砍掉一些有可能产生污染的装置。
由于地方政府缺乏让民众参与的习惯，信息披露不透明，单方面决策引发了民众的不信任感，最终以“集体散步”的方式表达不满。
宁波市政府后表态不再建设PX，停止推进整个炼化一体化项目。“政府停项目、民众受伤害”，这种“双输”的局面，在厦门和大连也曾出现。
多位大炼厂的负责人向《财经》记者表示，现在炼厂上化工项目已经越来越注重和当地居民的沟通，但有两个问题始终难以解决。“一个是安保环评审批流程中，公众意见占比小或者并不重要，企业只要把环保部和地方政府的有关意见落实即可通关；二是公众缺乏起码的化工常识，在有些术语和化工工艺流程的鸿沟面前，根本无法沟通。”
后者也是媒体从业者的通病。“有些非专业报纸、都市报不懂化工，也不用心尝试了解化工，就扭曲放大化工项目的危害性，这加剧了公众的抵触情绪。”
“国内一系列PX事件的成因非常复杂。表面看，是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是人趋利避害的表现，其中却是地方政府、石化企业与居民之间无法互信和缺乏沟通。”中国石油大学一位教授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水平提高后，人们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增加。”
上述环保部专家则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对PX的科普方法不够科学，政府、企业应从整个石化产业链的角度对PX的原料、生产和应用详细解析。“但如今中国的PX问题已上升到政治高度，没人敢直言其项目的是与非，问题都在于此前的科普工作没有做好。”
一家炼化厂负责人私下向《财经》记者表示，地方政府做到了决策科学化，但没有做到决策民主化。“地方政府愿意上项目，也会科学地考量项目对当地环境和生态的影响，但显然没有考虑到民众的接受程度，至少没有让普通民众享有和他们一样的信息知情权。”
青岛民意代表赵晓光同意上述说法。他认为石化项目的被妖魔化，主要责任在各级政府。地方政府为了GDP和税收，将自身与大炼化项目绑在一起，反而加剧了民粹与妖魔化。
在赵晓光看来，地方政府的施压，使有能力解读青岛乙烯项目的独立专家都噤若寒蝉，更使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民众不敢相信政府和企业。
但在采访中，诸多专家却一致对《财经》记者表示，“此事过于敏感”、“很容易被百姓骂做利益集团代言人”、“说真话不容易”、“必须化名”。
“即使到现在，青岛仍有大量民众对该项目没有全面了解，这种做法早晚会引起反弹。”在赵晓光看来，政府根本没必要为企业做背书，而应把自己放在监管者的位置上。
作为企业一方，此次青岛炼化的一些做法，或可为解决炼化升级与民粹主义冲突提供方向。此次，该炼厂在环评公示阶段，就主动通过官方微博“青岛炼化”等多种渠道，回答民众疑问并开放厂区参观，获得了部分民意代表的肯定。
赵晓光亦认为，该炼厂的做法体现了诚意，民众与炼厂的有序沟通体现了程序正义，这和用“非常规手段”迫使地方政府进行草率表态不同。
除炼化企业应注重建立沟通机制外，一些专家还指出，炼化项目上马前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环保规划，和项目上马后的严格监管都同样重要。
在此方面，中国政府有必要借鉴其他石化产业发达国家的“他山之石”。毕竟，石化产业不是新兴产业，有着许多国际经验可资参考。
譬如，有着“亚洲石化中心”之称的新加坡，其裕廊岛石化基地因产业高度聚集、管理模式先进等，被认为是全球石化基地的标杆。而“整体规划、环保先行”是前期规划的重点(详见本期“炼化如何与民共处”一文)。
此外，加强包括政府监管与第三方独立监管在内的监管力度也十分必要。后者在有序沟通、监管、抵制民粹方面的作用，更值得重视。
生存第一，效益第二
“中国炼化行业是以低成本、低附加值为主，所以要先有规模才能有效益”
而对大多数既有石化企业而言，抵御妖魔化不是主要任务。它们的压力是：此次升级如何完成，何时完成，如何筹资，怎样收回成本。
中石化集团新闻办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该集团“计划于2013年底起供应符合国4标准的车用汽油”。
为实现国家要求的汽油升级目标，在过去十年，中石化已累计投资2000亿元，今后每年还需再投入300亿元。目前该公司有十家下属炼厂正在建设S-Zorb汽油吸附脱硫装置，并对另外相关企业的汽油加氢等装置进行技术改造。
《财经》记者从多家大型国有炼厂获得的一致说法是：“生存第一、效益第二，油品质量不达标厂子要关门。”每个大炼厂，升级改造都需数十亿元投入，其资金来源包括税后利润和折旧等自有资金，以及大比例的银行贷款。
对国务院此次提出的油品升级时间表，曹湘洪坦承“有一定挑战性”。据其估算，从油品标准出台，到各炼厂根据新标准确定技术方案，再进行工程设计、设备采购，到设备生产商制造设备，再到炼厂进行安装施工，“大概需要三年时间”。
油品升级的关键工艺是“加氢脱硫”，“但国内生产高压加氢装置的生产企业，只有一重、二重等少数几家，制造能力有限，制造周期会延长，最晚的可能延长到20个月，这都影响着炼厂的升级时间表。全国炼厂集中升级，设备生产企业的压力可想而知”。
根据安迅思息旺能源的统计，目前沿海大型炼厂基本具备了生产国4、国5汽油的能力，内陆地区则相对欠缺。此外，中石化旗下大型炼厂生产国4、国5汽油的能力较强，约占其总炼能的64%。
中石油集团在炼油技术方面则略逊一筹，加上地处北方的一些炼厂设备老旧，升级进度相对缓慢，只有23%左右的炼能可生产国4、国5汽油。
地方炼化企业的情况更不容乐观。山东省54家地方炼化企业中，目前仅有京博石化和金诚石化两家能生产国4标准汽油，28家地方炼化企业尚未配有汽柴油加氢精制装置，这意味着其只能生产非标成品油。
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毛加祥认为，此轮升级首先应依托老厂改造，尽量不要布新点，提高投资效率；另外，无论单个企业还是整个产业，都应相对集中，在有限的点上把规模做大，以降低单位成本。
他强调，“中国炼化行业是以低成本、低附加值为主，所以要先有规模才能有效益。此外还应重视油、化资源的综合利用以及炼厂布局的优化。”
谁为升级埋单
对大炼化企业而言，以化工的盈利，交叉补贴炼油业务的亏损，曾是一种普遍的模式。但这种模式正面临严峻考验
“历年的油品质量升级，从来都是只投钱不补钱，全是企业自己消化。”中石化一位内部研究人员称。接受采访的多位能源专家认为，中国成品油价格屡屡调整不到位，是阻碍油品升级的主要原因。
在2011年1月，中国汽油标准就已由国2升级到国3。但除了提前升级到国4标准汽油的城市外，其他执行国3汽油标准的市场，零售和批发价格仍在执行原国2的价格。
以目前油品价格已经执行到位的广东来看，国3与国4汽油的价差在200元/吨－250元/吨。
从国3到国4的升级中，中石油、中石化的汽油成本平均增幅达到500元/吨左右，一些山东地炼企业自称成本增幅也达400元/吨左右；业内普遍认为，国4到国5的升级成本，要数倍于国3到国4的成本，但收益率和性价比却比后者低。
北京燃油标准升级到“京5”(类国5的地方标准)后的收益率，佐证了这个推测。2012年3月起，北京市场开始陆续置换京5汽柴油标准，但到目前为止，炼厂的出厂价以及成品油市场的批发和零售价格，都还执行国4标准的价格。
上海炼化企业也面临着优质优价的考验。由于其周边江苏等地区尚未完全推行优质优价，国3油品还在市面存在，因此出现不少跨省界买油、以寻求差价的用户。而同时实行国3和国4的江苏，其油品实行统一定价，炼厂每出售1升国4汽油，就损失0.3元。
中石油一位专家告诉《财经》记者，北京市去年之所以将97号、93号汽油辛烷值降低到95号和92号，正是油企和环保部门、汽车厂商三方博弈后妥协的结果。“在满足发动机辛烷值的要求，达到环保部门的脱硫标准后，炼化企业采取了降低成本的办法，以应对价格调整的不到位。”据称，汽油辛烷值每下降一号，炼化企业每吨就可降低成本200元。
这个调整，也使北京在汽油标号上与国际接轨。欧美国家并没有97号油的标号，国外最高就是日本的96号。
上海石化(600688.SH，00338.HK)副总工程师郭晓军认为，控制升级成本，实现大批量生产的关键因素是技术引进，而背后的支撑则是合理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就国5而言，中石化的技术是买来的，所以从技术引进到装备设施采购再到消费者接受，这些都是成本；如果成品油定价机制不合理，打击的就是炼厂技术进步和扩能的要求，集约化规模投入收不回来，就没有动力。”
他表示，消费者对高端油品也需要一个接受过程，如为了环境需要而提高产品标准，就要平衡炼化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何时出台标准，何时改造装置，需要视消费者承受能力而交替进行。
历史上，对大炼化企业而言，以化工的盈利，交叉补贴炼油业务的亏损，曾是一种普遍的模式。但是，这种模式目前正面临严峻考验。
今年3月，国内三大石油公司陆续公布了2012年报。中石油的炼油与化工业务，总共亏损435.11亿元。
自2009年净利润增速下滑以来，中石化也出现了首次同比负增长，实现营业利润879亿元，同比减少130亿元，主因是化工品价格同比下跌幅度较大。
大炼化一贯倚赖的乙烯行业，正在出现深刻变局。北美页岩气革命，为石化工业提供了廉价的原料和燃料，大幅降低了以乙烷为原料的乙烯成本；中东地区凭借油气资源优势，其乙烯成本比依靠石脑油为原料的中国低一半。
石油化工的另一条腿是芳烃，因为国内民众的抵制，导致PX供应短缺，国际价格大涨，下游的PTA(精对苯二甲酸)和聚酯行业为此叫苦不迭。目前，中国PTA行业已经全面亏损。
因为民众抵制，国内无法新上PX项目，现有PX项目得以暂时保全高利润。但在中国国内对PX裹足不前时，韩国、日本等一些国际石化巨头正借此急剧扩张产能。
中国化纤行业的民企恒逸石化(000703.SZ)，亦绕道海外，准备在文莱建设150万吨的芳烃联合装置，建成后将年产PX150万吨、苯50万吨，目前已获国家发改委批准。另据了解，该项目的二期工程亦规划了100万吨PX的产能。
未来，“以化补炼”可能成空。九江石化厂长、总经理覃伟中认为，中国政府应当坚持“优质优价”或“优质优税”的导向，否则此轮油品质量升级可能对炼化企业经济效益造成长期负面影响。
在民营炼厂集中的山东，炼厂应对资金压力的方法是严控原料购入。“对炼厂而言，重要的是把握住原料购进核算这一关，不划算就少购，或者不购入原油或燃料油，为了不亏宁愿不生产。”山东省炼油化工协会会长刘爱英说。
毛加祥坚信，市场化方向是中国炼化行业的唯一出路。如果原材料和产品价格与国际接轨，产品和生产过程清洁化也和发达国家同等要求，炼化产业就应有一个基本回报率。“如果没有，那这个产业就该从中国转移出去了。”
但也有环保界和汽车界的人士向《财经》记者指出，在国家油品标准制定上，中国石化系统“过于强势”。全国石油产品和润滑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称石标委)是负责中国石油产品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的权威机构，其下属的石油燃料和润滑剂分技术委员会，则负责制定全国的油品标准。
中国环境科学院移动源污染控制研究室研究员岳欣是石标委成员。据他介绍，在43人组成的石标委中，绝大部分代表来自三大国有石油公司为主的石化系统，而汽车行业和环保系统的代表，分别为6位和5位。
另据了解，国家油品标准基本由中石化麾下的石科院挑头起草。岳欣介绍称，欧美国家在制定油品标准时，先定环保标准，再谈产品标准。“尽管欧美也需要石化系统、汽车系统和环保系统等多方协调，但环保的绝对主导是协调的前提条件，而不像中国，由石化系统绝对主导。”
很明显，对于油品升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中国各方面都已达成共识，但在“谁来埋单”等一系列问题上，业内亦有诸多不同声音。
根据2月6日国务院会议精神，要按照“合理补偿成本、优质优价和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合理确定成品油价格。但涨多少才是合理的呢？
多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确定升级后的油价涨幅，前提是“三桶油”的企业成本要足够透明。但事实上，三大国家石油公司基本垄断着国内成品油生产和销售，享受着国家政策保护，竞争极不充分，其成本和利润始终难以说清。
“石油企业说炼油板块巨亏的时候，是按国际油价测算的，而国际标杆原油都是轻质低硫原油，但中国石油公司进口的却是更便宜的重质高硫原油，况且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国产的，其成本肯定要比进口国际原油低很多。”岳欣说。
据《财经》记者了解，国际市场上高硫油每桶比低硫油便宜3美元至4美元。
近年来，石油巨头丑闻频出，从天价吊灯到茅台酒风波到公积金月缴万元到驻京办顶风吃喝，公众对其无法消化油品升级成本充满疑虑。
亦有财税专家提出，中国“最应该降低油品的税负水平，以降税的方式覆盖油品升级的成本，而不是总把成本转移到消费者头上”。
但曹湘洪认为，国家既然明确了污染者付费，“就不应让那些坐公交和骑车的人去补贴开SUV的人”，“污染者应在与政府、企业共同承担成本中占据大头”。
本刊实习生杨毓佳对此文亦有贡献
【作者：《财经》记者 李毅 施智梁 杨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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