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30年与英特尔的40年(11)

　　一直以来，英特尔坚持对所有芯片厂自建、自造、自管，以实现对生产的绝对把控。在产业低潮中，英特尔投资280亿美元兴建尖端工厂和开发新技术，加强生产与成本管理，在爱尔兰和以色列扩建工厂，将马来西亚封装厂升级。在中国，贝瑞特除了增资上海封装测试厂1.98亿美元，还在成都再布一子。中国，第一次成为英特尔在严冬中获得生长力量的源泉。

　　1999年3月，中国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6月，江泽民发表《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讲话。2000年底，英特尔也不失时机地到中国中西部为其封装厂考察选址。戈峻回忆说，当时浦东为英特尔预留了一块地，但考虑到上海的成本开始提高，和“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分析等因素，英特尔决定在上海、苏州、成都、西安4个候选城市中重点考虑后两个。

　　英特尔中国策略合作总经理王黎是1999年11月从世界电力能源巨头美国赛德控股加入英特尔的，3个月后她就第一次来到成都。她受命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做出具体的商业分析，“一个政治上的发展战略出台，我们要分析这个战略符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又会如何反映在市场上”。

　　当时王黎所看到的成都，离英特尔所要求的国际化生产基地还差距很远。“这时要在成都建厂，有很多办得到的东西，也有很多办不到的东西。”王黎的工作就是要提前一步去与政府沟通，“让当地政府知道你有这样的需求，这样政府的改进工作会马上开始启动”。

　　2002年，四川省把电子信息产业列为“一号工程”。英特尔的到来确实称得上是“雪中送炭”。这一年，时任成都市市长李春城率特使团出访英特尔总部，邀请贝瑞特在2002年10月出席“数字化西部·成都2002”活动。他还多次强调：“要把英特尔成都项目建设成为合资合作样板。”成都市尽最大努力为英特尔争取来各种政策优惠。成都市国税局历时达两年，为英特尔成都项目争取到了国家税务总局的特批税收优惠政策。成都市甚至斥资1500万元，将全长近10公里的高新区围城路整治、美化一新，“专门为英特尔等高科技公司打开了服务的快速通道”。

　　最终英特尔选择了交通运输成本稍高、但政府支持力度较大的成都。“成都市政府对英特尔的需求比较了解，也非常有诚意。”戈峻说，“谈判的两年中，还遇到SARS爆发，我从香港飞过来一架飞机上就3个人，戴着3个口罩。我们总部的一名谈判人员生病了，症状和SARS很像，但成都市一位市领导和信息产业局长还去医院看望他。成都的谈判结束，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2003年8月，英特尔宣布投资3.75亿美元在成都建芯片封装测试厂，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落户成都的单笔最大外资。现在英特尔最高端的芯片组和CPU产品都在成都和上海进行封装测试，中国贡献了英特尔全部产能的约1/4。而分布于上海、北京、深圳的4大研发中心，也已经涵盖了英特尔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所有研发领域。

　　作为全球业界老大，英特尔每到一处，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本身，还有整个上下游生产链，这对于当地的管理理念、人才培养以及原有企业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找到双方战略的共同点，或者说将企业的发展战略与国家的发展战略协调一致，就会产生倍数效应。”王黎说，“在中国，一个好的跨国公司就应该能够产生这种效应。可以说，英特尔在中国几次大的战略布局无不遵循这一思路。”她介绍说，英特尔入驻短短两年时间内，成都迅速积聚了大批芯片上下游企业。2004年7月15日，中芯国际(上海)有限公司在成都建设集成电路测试封装厂项目，项目投资1.75亿美元；当年8月12日，马来西亚友尼森公司与成都签署半导体测试封装工厂投资协议，投资2.1亿美元；8月19日，美国芯源系统公司(MPS)决定投资1200万美元在成都设立芯片基地；2005年1月，全球第二大电子连接器制造商莫仕连接器公司确定在成都建厂，总投资不低于700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