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30年与英特尔的40年(10)

　　“我们老板指示我们把很多先进的经验带到中国，当时我们成立了一个项目叫MMS(生产赞助项目)，实际上就是经验分享，如何控制生产线的质量，我们把这些叫做软性投资。”此后，英特尔与中国IT厂商的合作越来越深入，现在已经开始共同研发，进行更深层的技术合作，以提升中国本土企业的专业水平，实现产业的良性循环。

　　杨叙说：“英特尔把在中国建立一个更大、更完善的IT产业链和生态圈，看作自己的成功基础。同时，这种合作也使中国用户、中国IT产业与英特尔三方取得了共赢的效果。”

　　2000，亢龙有悔

　　要塑造中国的IT产业生态圈，当然离不开研发投资。英特尔的策略是将新技术带到中国，并真正把中国当作创新的市场，而非仅仅收割短期利润。

　　1998年11月，格鲁夫离任前最后一次访华，宣布投资5000万美元在北京成立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ICRC)，这是英特尔在亚太地区的第一个研究实验室，主要致力长期的基础性研究和对核心应用的研究，这些研究会回过头来决定芯片开发的方向。中国研究中心起步就进行人机界面的研究，如今更扩展到计算机架构、未来工作负载、以及编译器与运行时等领域。

　　这一年，61岁的格鲁夫退居董事长，贝瑞特接任英特尔CEO。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伟人辞世的悲痛和香港回归的振奋，并且成功幸免于亚洲金融风暴。两年后，它将重返WTO的大舞台。

　　以正式将英特尔每年最重要的全球IDF(英特尔信息技术峰会)扩展到中国为标志，英特尔与中国的关系持续深入，在中国IT业确立了霸主地位。但国内的反垄断之声随之响起，英特尔与微软成为当然目标。中国政府也决心扶持本土芯片产业，并于2000年出台了影响深远的《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18号文件)，中芯国际、和舰科技，以及全球最大芯片代工厂商台积电纷纷落户上海和苏州。

　　在1999年给股东的信中，贝瑞特踌躇满志地写到：“我们正改变着英特尔，力图把它从PC行业的中心打造成未来互联网经济的中心。”但在全球，AMD凭借Athlon处理器的成功，一扫连续6年的亏损，市场份额也一度增长到21%。台积电等大型芯片代工厂向上游的芯片组发起冲击，图形芯片Nvidia崛起，联想、IBM、苹果等电脑厂商与英特尔之间的“蜜度”在降低。2001年，英特尔遭遇了15年来第一次销售额下降，利润仅为13亿美元，比2000年下降88%。贝瑞特掌舵下的英特尔面临市场份额与营业额双双下滑的窘境。

　　坏消息接踵而至。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2001年，“9·11”事件使美国陷入恐慌；惠普与康柏在寒冬相拥；安然事件、安达信丑闻、世界通信公司破产则在不断刷新美国最大破产案的同时，对美国经济釜底抽薪。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由2000年3月的超过5000点，惨跌至2002年底的不到2000点。

　　没有人怀疑，经济萧条来了，英特尔面临着又一次大考。

　　然而英特尔再次展现了雄厚的技术实力，贝瑞特也再次显示出他面临危机时的沉稳和老到。他一方面大胆出击，接连推出15款针对不同领域的奔3微处理器，启动“赛扬”战略，将AMD的上升势头遏抑；以60亿美元的代价收购了12个公司，大部分是互联网和通讯公司；风险投资部向350家公司投资近80亿美元；另一方面他又稳步防守，取消了英特尔家用电器部门、流媒体部门和电子商务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