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30年与英特尔的40年(2)

　　“做正确的事”，是贝瑞特此次访华行程中，记者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汶川大地震是2008发生于中国的最大事件，英特尔力求像它过去15年一样，“做正确的事”。这15年来，几乎每一个对中国来说重要的关头，英特尔从未缺席。

　　贝瑞特访华的前两天，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刚刚在美国华盛顿发表演讲，他以历史为鉴，向台下的美国听众讲述了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展的种种艰难历程。他说到：“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阶段，这是因为中国人反思了自己的封闭。”评论认为，王这次访美旨在呼吁美国对外更加开放，而不是奉行日渐抬头的保守主义。英特尔公司以及贝瑞特本人在近10年来，也曾多次向美国议员们上下游说，试图推动美国放宽对华在高科技领域的技术进出口限制。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没有几家跨国公司能比成立40年的英特尔更深刻地理解王岐山话语中的意义。改革开放推动了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持续30年的腾飞，英特尔则在同一时段成为全球高科技的领导者。这两个巨人的成功故事不仅在时间段上如此重合，事实上，两位巨人也势所必然地走到了一起，相互成就，互为支点。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英特尔除美国本土外功能配备最全的一个市场，在美国有的功能部门在中国都有。我们在印度主要是研发，日本主要是销售，马来西亚、菲律宾主要是生产，唯独中国是从基础研发到应用研发，到生产晶圆厂、封装测试，到市场、售后服务、采购、教育、风险投资等等，‘光谱’上有的都齐了。”英特尔中国执行董事戈峻对《商务周刊》说。

　　而仅仅在20年前，就要开始成就一番霸业的英特尔还遑论了解中国—一这个西方人眼中的神秘、落后而封闭的国度。

　　1979，潜龙在渊

　　年轻的芯片巨人对东方的兴趣最早可以追溯到1979年，英特尔前高级副总裁、微处理器产品部总经理虞有澄在中国刚刚打开国门时就只身来到中国。那个时候的英特尔刚成立11年，现任董事长贝瑞特和CEO保罗·欧德宁刚加盟5年，英特尔还是一家存储器芯片商，以至于1972年便加入英特尔，历任半导体工艺、晶体管等产品策划的上海籍华人虞有澄一度离开英特尔，尝试自己创业。

　　1979年的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落幕。这年7月，中国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后，外企进入中国才有了法律依据。”学商法出身的戈峻说。

　　“1979年，中国大陆刚开始实行开放政策，我认为机不可失，于是只身前往北京与广州一探究竟。这正是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也是大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首度解开她的神秘面纱，寄望借由与外界接触以展开经济改革的步伐。”虞有澄在其1995年出版的《我看英特尔》一书中回忆道，“我踏进大陆的第一眼，所见之处都是灰黑的色调，真是令我大吃一惊。可能由于冬天天冷，每个人都穿的肥胖臃肿，行动迟缓，让我觉得时间的步调好像变慢许多。大陆人倒是对采用微电脑显得兴致高昂，由于大陆过去很少使用主机或小型机，和欧美相比，没有大型系统资料转换的负担，因此我认为这是微电脑的大好市场，而且是个还未开发的全新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