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金想象力：新产业链雏形

　　美国特拉华州、爱荷华州、中国北京报道　本报记者　黄晨霞　

　　如果说有一样东西，可以把中国甘肃的河西走廊和美国爱荷华州的得梅因市联系在一起的话，那就是玉米，更确切地说是玉米种子。

　　在这两个地方，你可以很容易找到一些“种子狂热者”——一群视种子如黄金的人，王大和、李登海和William S。Neibur(下文简称：Bill)都是这样的狂热者。

　　王大和是甘肃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敦煌种业)的董事长，在中国入世(WTO)前后，政府提出农业产业结构需要进行战略性调整，这位农业经济师意识到这样的大调整势必是要“种子先导”。他所在的酒泉现代农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联合敦煌、金塔、安西供销社和酒泉地区农科所共同发起，设立了敦煌种业。而李登海与王大和不同的是，李不仅仅是一位董事长(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登海种业)，他还是位农业科学家，在玉米育种和高产栽培领域内声名赫赫。

　　而如今，这一东一西的两位董事长都和Bill发了某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Bill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公司，他是美国杜邦公司负责作物基因研发的副总裁。杜邦全资的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Pioneer Hi-Bred International，　Inc。，下文简称：先锋种业)先后和登海种业、敦煌种业成立合资公司，在中国开发和销售玉米杂交种(分别针对秋季玉米和春季玉米)。

　　和先锋种业座落在北美洲、南美洲、欧洲、非洲以及亚洲的其他地区的公司或者机构一样，上述的两家合资公司也在热切地盼望着：有朝一日，可以生产出抗病虫、抗倒伏、增产增收的无敌玉米种子。

　　在Bill看来“无敌种子”已经是指日可待了，“这个游戏(基因研究)，我‘玩’了25年了。在过去漫长23年里，人们总是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不过，在过去的两年里的，这些问题突然间就全部变成‘你能否做得更多些？’”

　　Bill觉得，临界点已经到来，过去25年的基因研究，如今要开始“抽穗结籽”。

　　基因之谋：换颜还是进化？

　　不过，最兴奋的当属Bill的老板、杜邦公司董事长兼CEO贺利得。1998年，工程师出身的贺利得出任杜邦全球CEO，当时靠生产和销售黑火药起家的化工公司已经存在了196年。

　　20世纪的几次能源危机和油价波动，让这家长期使用石油等化石能源作为原料的老公司，比绝大多数公司，更早地意识到“可持续问题”——什么可以取代石油？石化工业之后，最值得想象的技术和产业是什么？

　　无疑，可以替代石油化工的技术，已经出现。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采用的生物化工技术。可惜的是，由生物技术催生出的生物武器让人们看到生化技术潜在的无与伦比的破坏力。于是在第一次亮相后，它开始“沉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生化技术休克。科学家开始将目光聚焦在将生物技术应用到农业和工业领域。

　　就在Bill所描述的临界点到来前10年，杜邦公司开始第三次转型，它开始大规模“买卖”，相继卖出能源、化学品与颜料(过氧化物和工业金刚石)、药品、特种聚合物(Clysar)、纤维(英威达、亚洲纤维公司)和聚酯等依赖石油作为原料的业务，与此同时，分别购入先锋种子、舒莱来打造“农业与营养”的新业务平台，并最终将业务聚焦在五大领域：农业与营养、涂料与颜料、电子与通讯、高性能材料、安全与防护。

　　“在1997年到2004年的8年时间里，我们买、卖业务的金额大约是600亿美金。”Jeffrey Keefer统计了“买卖”的数目说道，Jeffrey是杜邦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他认为从财务数据来看，这些买卖是作对了，“从2003年到2006年的财务数据来看，我们的税前营业收入从11%增长到16%，投资回报率从9%增长到16%，EPS(每股盈利)从1.66美元增长到2.88美元。”

　　但是，如果你想要进一步了解这棵老树抽出的新芽，那么在一系列财务数据当中，你需要关注以下几组数据：“在杜邦的销售额中，新产品(进入市场不足5年的产品)销售额大约占总销售额的34%，如果仅仅看‘农业与营养’平台中的种子业务的话，这个比例会更高，大约在70%左右。”杜邦集团负责投资者关系的副总裁Carl J。　Lukach补充。参照杜邦全球14亿美元的研发费用的分配比例，其中大约50%费用是用来研究生化技术，按照Carl的说法，基本上所有的在销新产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公司的生物化工技术。

　　杜邦的新芽长得很快，而这一切不过只是发生在1997年。

　　农业复兴：终极工业化

　　Bill是被“买过来的”，1997年，杜邦收购美国先锋种业，像Bill这样的作物基因研究的专家，是这桩买卖里的“主要标的”之一。Bill和他的同事的强项在于通过分子育种、强化基因遗传特性，并实时评估作物表现，进而试图“提高理想遗传特性的遗传获得量比例”，也就是前文提及的“生产无敌种子”。

　　“对于研究作物基因的科学家而言，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让人激动人心了。”John Pierce解释说为什么像Bill那样的基因专家会兴奋，John也是杜邦集团副总裁，负责所有的生化技术业务。“如果我们来看世界的大趋势的话，以下几点，大致所有的人都会认同：第一，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空前增长；第二,对食品的需求量在增加；第三，对可再生能源和材料的需求；第四，增强安全保障和增进沟通的需求。”John Pierce的言下之意很明显，谁能提供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谁就会在接下来的竞争中获得优势。

　　那么，如果作物基因研究能够大大促进粮食增产、增收，一方面，有更多的粮食可以喂饱一个更加饥饿的世界，另一方面，通过生化技术从粮食中提取乙醇等化合物，用来发展生物燃料和生物化工，也就可能获得足够的原材料(见图一，按照杜邦分析师的预测，到2020年全球生物燃料需求将达到1000亿加仑；而麦肯锡的预测则是，当每桶

石油价格持续保持在70元以上后，全球生物燃料需求将达到3500亿加仑)。如果生化工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石化工业，那就可以消除后者所带来的各种污染；以丙二醇为例子，较之石化工艺，生化工艺可以将生产过程造成的环境污染降低50%(见图二)；蛋白质工程可以制造出更少卡路里、低脂肪和胆固醇含量，从味道和口感却与牛肉或鸡肉相类似的食物，这些产品将更绿色、更健康。

　　简单地说，一切取决于农作物，或者说一切取决于农业，这门早已诞生的“工艺”，能否在这个世纪里复兴，或者说走向“终极工业化”

　　问题是，要通过发酵／热反应获得生物材料、生物燃料、生物特种物，并提高产率，前提是要集成具有遗传优势的农作物、遗传设计／具有遗传优势的微生物，遗传设计／具有遗传优势的酶(见图二)，这其中会涉及到一系列令人眩晕的学科——分子生物学、代谢工程学、蛋白质工程学以及遗传学／生物信息分析学。

　　更重要的也更值得期待的是，这些意味着一条新的生物精炼价值链浮起并形成：从农业投入(种子研究)，到农业生产，到生物化工过程，到生物燃料和生物化学品(见图三)。

　　没有人能够独食，当然，也不用独食，毕竟这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价值量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潜藏着“绿金”。

　　豪赌“绿金”：拉拉手，我们都是好朋友

　　在卖掉纺织等现金牛业务，买进先锋、舒莱等潜力型业务的同时，杜邦开始思索如何做大生物精炼价值链。

　　John Ranieri是杜邦生物基材料领域内负责能源和特种材料的副总裁，他认为，“要变现这新链条的价值，至少要解决四个环节的问题：生物燃料的生产——要有充足的原料，同时要降低生产成本；精炼技术的完善——要开发出具备”混合灵活性“的技术，实现生物燃料和石油的混合；终端设备的开发——需要能否保持生物燃料稳定性的储存和运输设备；消费终端的认可——获得能源零售和终端消费者的认可的前提是，要提高新燃料每加仑公里数，这意味着要对车辆进行改造，甚至要改造部分基础设施建设。”

　　上述的所有一切，没有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和合作，

蛋糕是不会变大的。

　　2000年开始，杜邦与当时全球领先的可再生材料生产商Tate　＆　Lyle，开始在研发上合作，4年后双方成立合资公司杜邦泰特利尔生物产品公司(DuPont Tate　＆　Lyle BioProducts LLC)，共同生产生物丙二醇等生物化工原料，用以制造可再生材料，例如用玉米生产出来的丙二醇可以形成名为Sorona　(r)的聚合物，后者可以用来生产纺织面料。

　　玉米做的衣服或者毛毯，这听起来很新鲜吧。它很容易获得那些正在形成“绿色消费概念”的消费者，在有益环境的前提下，作为纺织材料，它的功能不弱。

　　曾经以发明了尼龙而著名的杜邦，最近的几年，在说服纺织行业放弃传统的化工纤维，改用新的生物纤维。在美国，主要生产地板、地毯、

瓷砖等产品的建材公司Mohawk Industries成了杜邦的合作伙伴，在Mohawk的产品中出现了玉米做的地毯。

　　在新产品推广上，杜邦的动作十分迅速。

　　几乎是同步，2006年11月，杜邦和位于中国江苏张家港的美景荣化工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在中国生产Sorona　(r)，以此辐射亚洲纺织市场。

　　在生物化工之外，杜邦和BP合作生产生物丁醇，一种可能比生物乙醇性能更优越的生物燃料。显然他们觉得有丁醇还不够，在生物乙醇开发研究上，这两家公司拉拢英国糖业公司(British Sugar)在英国建立了乙醇生产基地；与此同时杜邦与美国政府能源部合作，开发纤维素生物燃料，即通过秸秆加工、发酵，生产出乙醇和丁醇(见图三)。往下延伸到设备的开发，杜邦和机器设备制造商John Deer合作，研究能够保持生物燃料稳定性的设备，而在终端消费市场上，借用BP在全球范围内的零售渠道，宣传可再生能源的优势，来逐步影响终端的消费行为。

　　即便新的产业链雏形已经浮现，当被问及未来，这条价值链上会发生些什么时，CEO贺利得的答案却是，“我们假设现在的新生儿，他们会享有80年的寿命。那么生化技术如今只是3岁大的婴儿，纳米技术还呆在襁褓之内，它只有6个月大，其它的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解决方案，则是呆在妈妈肚子里的小家伙，虽然它动得很厉害。虽然我们正在聚焦在这两项技术研究和应用，但它们不会是可持续发展的唯一解。”

　　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