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敬平

　　乡村社会新崛起的富人阶层对民主政治的需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如果政策调整得当，乡村富人阶层可以成为推进乡村民主政治、乃至中国改革的一支新动力

　　5月底，我和一位新华社记者悄然来到义乌。

　　我们急于见到一个叫杨保伟的人，因为杨几乎成了乡村新富参政的一个符号。38岁皮肤白皙的杨，举首投足间尽显浙江民营企业家精明豪爽大方之形象。从他身上，既感受不到传统社会底层农民的习气，也闻不到旧式村官惯有的小官场气息。他是一家制笔厂厂长。17岁开始继承木匠祖业给人打工的杨，由制笔完成了从一个有钱的义乌人到富有的义乌老板的转变。

　　两个多月前，竞选村委会主任的杨捐资10万给老年协会，以求选民选票。在经济上有影响力，但始终远离乡村政治舞台的杨，如同一匹“黑马”，在第三轮选举投票中，反败为胜，当上了“村官”，进而成为上杨村村政的核心人物。

　　10万元，对杨而言，也不像外界说的“不在乎”。倘若生意不太好，一年的收入也就几十万元。如果因村官琐事影响生意的钱财可以量化的话，杨估计3年“村官”要付出的成本是40万元。

　　那么，杨为什么舍得10万元捐资参政？杨的说法是，一时冲动，别人利用他的傲气激他的。我们显然不能接受这个他对别人无数次阐述过的理由。

　　我试图从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感受到他的双重考虑。杨对过去的村政不满意，譬如新村规划，个别在村政中拥有话语权的村官，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不同意村民新村规划的建议。影响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包括杨自身的利益。

　　杨是上杨村铅笔制造业的“老大”，由于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他的产品的创新没有好的办法加以保护，常被克隆。他的损失很大，克隆他的人也挣不了大钱。要是当了村长，有了发言权，他就可以组织大家一起技术创新，一起挣大钱。假如这个想法实施了，他一年多挣的钱可能就有10万元。

　　杨感到，“只有自己掌握了权力，才能为自己和多数人谋取更多的合法权益。”

　　除了经济上的考量，杨还有政治上的需求。于他，这个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和被承认。杨的父辈祖父辈没有一个人出人头地过，无论在乡绅治理下的农村，还是在乡镇政府管理下的农村。

　　据信，上杨历史上30年以来，村官一般都是退伍军人，或者认识几个字、在村民当中德高望重的人物，日常工作除了上级交派的任务，就是以情理道德标准处理乡村纠纷。长期以来，他们沿袭着乡绅道德治村的传统，对经济建设关怀甚少，往往也能力不济。缘于此，杨用选票改写了道德权威占据“村政”舞台的历史，代之以经济能人执掌“村政”。

　　其实，经济能人取代道德权威的事，在义乌、温州，福建一些经济发达的农村，几年前就出现过，就连湖南一些内地农村，新富捐资参政也不是稀罕事。

　　我在长期的一线采访中发现，发达地区部分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开放性社会。开放性社会的到来，得益于中国在1978年以后开始的一场新的乡村社会运动。这场运动的经济内涵是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推广，而政治内涵则是乡村民主自治选举的实行。

　　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在中国乡村民主自治制度推行以前，乡村领导人的合法性是通过上一级政府的任命而确立的。而在社会转型的今天，这种合法性的获得方式已经过时，社会产生了对民主政治的需求。

　　乡村社会新崛起的富人阶层对民主政治的需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来，新富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使他们有可能过问政治；二是他们所从事的市场活动需要稳定的政治规则来降低不确定性，以保证投资获利的稳定预期，而民主政治是最可以降低不确定性的制度。

　　这两个观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问题专家党国英提出的，我认同这样的观点，因为新富阶层不仅是农村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是农村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

　　尽管义乌农村偶尔也出现一些“富人政治”的不良现象，但我相信它是实行民主政治之初的正常现象。如果政策调整得当，乡村富人阶层在政治上可以成为推进乡村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在经济上将是一个新富和村民同时满足各自需求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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