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该不该骂？——访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

　　刘遵义记者/高昱

　　《商务周刊》：去年以来，中国股市发生了很多事，也有很多争吵，归于一点就是怎么看待泡沫？然后怎么看待这个有泡沫的市场？

　　刘遵义：从历史上看，所有新兴的股票市场都有泡沫和泡沫的破灭，这是共通的。香港在六七十年代就有很大的泡沫，最高的时候是12000点，一跌跌到1000点以下。台湾股市最高13000多点，后来跌到一两千点。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披露不够，管理也不好，有很多所谓操纵市场和内部交易的行为。

　　如果股市跟赌场一样，就发挥不了资本分配的作用。一个成熟、有效率的股市，股票应该有人长期持有。短线没有用，因为个公司治理好不好，前景好不好，披露够不够，都不管，反正过两天就卖掉。历史上短线最严重的是在台湾，1990年初期的时候，平均持有一只股票的时间是23个小时。

　　《商务周刊》：所以以吴敬琏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强烈主张马上挤泡沫，甚至有人提议推倒重来。

　　刘遵义：现在把泡沫提早挤出去，是不想让一般人损失太大。太大的话，就会引起很多人要求政府来托市。托市是最坏的做法。所以主要的问题是股指大幅度下来的时候，股民是怎么样的反应。怎么样反应跟一个市场的政治经济环境很有关系，比如NASDAQ，尤其是最近5年上市的股票，他们损失的价值恐怕超过90%，但美国股民有没有说要美国政府补偿或指责美国证监会？没有。但在台湾、日本，就有人说政府要采取措施救市。但政府干预就有道德风险在里面，政府不能负担这个责任，也不应该由政府负担这个责任去救市。

　　《商务周刊》：但是有很多人都在骂证监会。

　　刘遵义：人们骂证监会为什么不去救市，其实救市的根本办法就是鼓励一般人长期持有股票。这样把间接融资变成直接融资，对企业来讲，直接融资资本金也大了，还没有负债，这个企业就稳固得多。随之整个经济的负债对资本金的比例也会下降。为什么这个比例不能太高？假如负债太高，一有风吹草动，资本金就变成零了。最大的问题是一个企业一倒，可能连带其他也倒了，最后银行也非倒不可。所以鼓励普通人的长期持有，对企业好，对整个经济的稳定也好。

　　如何吸引长期的资金？很重要的是要重视分红，让股民觉得把钱放在股市里比放在银行里利息更多一些。所以要鼓励好的企业分红。而且这样对防止上市公司做假账有帮助，做假账的就很难分红，因为没有现金。

　　我感觉中国的股市在进步。有股票下市，这是好现象。只有这样大家才知道这个股市是公平的，才会从短线到长线。保持市场公正，这是证监会要做的事。在美国这个抓得特别厉害。如果你操纵市场，他们有很好的电脑程序，在屏幕上一看就看得出来。

　　《商务周刊》：安然事件后，加强监管，比如强制性披露，设立独立董事等是否就是中国应该汲取的教训？

　　刘遵义：这些年中国证监会的一系列改革都是向着透明去做的，这才是正确的道路。安然事件确实是监管的缺点，最大的缺点是在会计制度上。但不能出了一个很大车祸，就表示整个交通规则都有大问题。如果是通过安然案得出一个不恰当的结论，以为只要证监会根据法律加强管制就行了，那只能是把中国的企业、上市公司搞死。

　　《商务周刊》：那么你觉得安然事件可以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刘遵义：我想很重要的一点，会计师行本身要有净资产，而且尽可能多，这可以起到威慑作用。假如它没什么资本的话，别人叫他签，他就随便签了，有人来告就宣布破产。假如他的账上有两三个亿，出了问题要赔大笔钱。他就不会轻易胡来。

　　在中国，长远来讲独立董事有比没有好，但不能寄托太多希望。因为独立董事没有股权，钱给得太少的话，独立董事没有兴趣去看，给得太多的话，你要我怎样我就怎样。所以太多太少都有问题，都很难。所以真正需要的是有一个很大的机构投资者，或员工持股，或退休人员持股。

　　《商务周刊》：强制披露有没有必要？

　　刘遵义：完全有必要。这正是我要肯定中国证监会这两年所做的努力的地方。有人知道一些东西，有人不知道，公平性就没有了。在中国最重要的是会计，因为披露不披露，主要是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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