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出台的郑百文重组方案，暂时平息了郑百文应当破产还是重组的种种争论。不过，持有郑百文股票的广大投资者在盼来解套收回投资希望的同时，也在不断追问另一个问题：像郑百文这样出现严重亏损的上市公司，企业经营者究竟应当负担什么样的责任？这样的诘问多少有点秋后算账的味道，但每一个理性的企业所有者，应该支持我们的诘问。

　　与郑百文重组还是破产的热闹争论相比，近日山东省临沭金星集团公司责令16名正副厂长、经理全额赔偿企业损失的事应当引起人们关注。该集团于1999年初与下属13家企业的厂长、经理分别签订了重奖重罚条款的《企业内部承包合同》，其中规定：到期不能完成承包指标者，其厂级领导负责全额赔付亏损。一年承包期结束后，3家效益滑坡企业的厂级领导根据职务高低、任期长短，按比例应分摊总额高达64万多元的赔偿金，其中3人赔偿金额分别高达20.4万元、19.8万元、10.6万元；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兴荣也因负连带责任而赔偿6.4万元。

　　如此巨额赔款，足以使那些经营不善的企业领导者有所触动，据说部分当事人为此几乎掏尽了多年的积蓄。不论金星集团这种重罚方式是否充分考虑到企业经营者责、权、利等各种关系的平衡及合理性，李兴荣向《解放日报》记者的解释很是意味深长。他说，这样做是为了增强企业经营者的责任心、危机感和权力风险意识，让他们时时绷紧神经，明白“厂长、经理这把交椅坐不好是会‘烫’屁股的。”

　　其实，无论是金星集团的重罚规约，还是投资者对造成上市公司亏损责任者的诘问，都涉及如何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并实施责权利平衡的经营与监控机制，这类问题在股东众多的上市公司里更显得重要。

　　现代企业理论研究者早就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面临所谓“代理问题”，即聘请他人代为经营企业，从而相应产生经营者只为自己谋利而不顾企业整体效益、忽视股东权益最大化的现象。而股东们，特别是中小股东则倾向于依赖其他股东监控企业经营状况，这就使那些股东众多、股权分散的上市企业面临更严重的“代理问题”。

　　虽然“代理问题”今天仍然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企业管理“疑难综合症”，但西方企业界还是探索并实行了多种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监控措施，有些措施已经为广大国内投资者所熟悉，如成立董事会、以额外回报吸引经营者为股东谋取最大化利益、重大决策须经股东投票批准等，国内现行《公司法》和《证券法》对此都有详细的界定。

　　对那些手里压着ST、PT类股票的投资者来说，他们在心急火燎地关心如何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的同时，对这些企业的经营者总是气恨难平。国家公务员如果在其位不谋其政而造成严重损失者都要依法追究责任，那么企业经营者有负股东所托，损害股东权益，甚至让企业连年巨额亏损、资不抵债，血本无归的投资者是不是也可以依法诉讼这些经营者失职呢？其实有一种方式很多国内投资者还不太熟悉，也用得极少：股东可对失职的管理层提出诉讼。当然，这种不能治本的惩戒措施要充分发挥效用，还需要有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作保障。

　　比如，国内现行《公司法》对此并没有太明确的界定，中国股市十年来也几乎没有这类民事诉讼先例。如今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亏损者众，ST、PT类股票成堆，并没有因决策失误或经营不善而把经营者怎么着。像山东金星公司那样让经营者全额赔偿企业亏损的事，在沪深股市上市公司里更是鲜有所闻。相比之下，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对近期有关股份期权制改革试点更感兴趣。

　　在一个缺乏对经营者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经济环境里，投资者的悲哀几乎是注定的。企业想方设法包装上市疯狂圈钱，之后要么是巨额募集资金去向不明，要么是发展决策连连失误，企业效益一路跌落，到最终形成天文数字的巨额亏空。这几乎是沪深两市很多ST、PT类上市公司的共同之路。而对此明显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企业经营者，几乎都没什么事，投资者甚至连道歉和检讨的话也听不到几句。

　　前几天，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先生在一个小型座谈会上乐观地展望说：在下个世纪唯有中国的股市将赶超美国。笔者在场发问：您所指的是上市公司数量、市值还是股市监管质量？梁先生坦言：是前者。

　　那么，在有关公司治理结构和监控措施没有较大完善、股东无法有效防止和追究失职的企业经营者的情况下，中国股市规模的飞速扩展并不一定是5000多万投资者的福音。(本报评论员木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