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迈克尔-斯宾塞
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并非国有资产的规模，而是这些资产都过度集中于少部分企业和行业之中——这种情况会为经济表现带来风险。有鉴于此，合理的解决方案并不是处理掉国家持有的资产，而是逐步将它们分散到各个部门。
重塑中国的“制高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大规模反腐运动已经推进了一系列关键目标：极大恢复了外界对中国承诺按能力提拔干部制度的信心；逆转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公共部门主导模式；削弱了既得利益阶层阻挠改革的力量；并提高了习近平本人在私人部门经营者心中的声誉(在官僚机构中则相反)。总而言之，习近平铲除腐败的行动同时为中共和改革派增添了力量。而问题则在于他们的改革野心究竟有多大。
习近平显然不会到此为止，在上个月的中共第十八届四中全会中，他提出了一系列法律改革，为公共和私营部门构建一个更为公平的竞争平台。如果这些改革能得到正确实施，就将为合同的制定和执行创造一个更加有效的体系，放宽新市场参与者的进入渠道，并强化中国一系列竞争法的应用。
更加忠于法治的举措同时也会创造出一个减少私人部门欺诈行为(包括财务报表申报)的法律和经济基础环境。这些再与不断增加的资本获取渠道相结合，将有助于加速服务行业的发展，并以此创造更多的城镇就业岗位。
而对中国大规模的公共资产(其中包括3.5至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持有的大量土地，以及对主导经济的国有企业的主要控制权)的更合理管理将进一步补足上述措施。事实上，这将有助于刺激竞争，鼓励创新，强化金融系统并扩大融资渠道。
但问题是，中国究竟将如何实现这一点。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依然遵循着从前列宁主义的“制高点”模式——由党来控制着所有的政治权力以及主要企业和经济部门，即便在由蓬勃发展的私人部门推动增长和就业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所追求的“精英领导阶层专业主义”就非常重要，但这并不能取代在公共或私人部门中的真实竞争——至少不能在把创新和结构改革作为目标时这样做。
当然，习近平可以直接宣称中国版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过去是行得通的，而且会一直这样下去。但在见识过发达国家的微观经济动力(这正是中国的目标)之后，这种说法就站不住脚了，因此习近平也不太可能发表类似观点。
而替代方案可能是着手实施一个持续私有化项目，以缩减该国庞大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但中国的资产负债表运行良好，令政府可以通过极高投资比率去推动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许多发达经济体却因为自身资产负债表中只有极为有限且未能精确统计的资产，加上孤独庞大的债务和非债务偿付责任而深受其害。
事实上考虑到资本和劳动两者(以及不同工种之间)日渐失衡的收入分配，更大的公共资产储备显然是有利的，因为它能以非直接的方式平衡资本和财富的分配。这些公共资产，不仅可以用来缓冲冲击即逆转反向趋势；还有助于为社会保险范围的扩大提供资金。
而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并非国有资产的规模，而是这些资产都过度集中于少部分企业和行业之中——这种情况会为经济表现带来风险。有鉴于此，合理的解决方案并不是处理掉国家持有的资产，而是逐步将它们分散到各个部门。
这种做法将有一系列的好处。首先，这将产生一个拥有庞大市场职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提振就业，刺激创新，并推进整个经济体的结构转型。毕竟对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经济体的知识技术基础的公共投资依然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中国国家资产的多样化将极大深化其金融市场。在未来数年中，随着国有部门的市场资本的已交易或可交易份额从目前10~15%的较低水平逐步上升，更多机构投资者，例如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都将参与到中国的股市交易之中，而目前这还主要是散户在操作。这将为日渐富裕的民众提供更多储蓄选项并增强对长期投资和发展的支持力度。
债券市场也会从这些举措中受益。随着时间不断推移，私人和国有部门之间界限的逐渐模糊将削弱后者获取及滥用银行融资渠道的优势，令到企业债券的市场不断扩张。
随着社会保障系统和主权基金这样的公有实体持有更加多样化的资产组合，也就会大大减少偏袒国家持有较多份额的已有企业的市场干涉行为。这与竞争法的更强大的执行力度一道，向着营造一个公平市场竞争平台迈出一大步。
明确界定的受托责任和治理将有助于确保公有资产能最大限度地追求规避风险的长期回报，使得国家和公民同时收益而市场则成为效率与创新程度的裁决者。管理最完善的国有企业将脱颖而出、或维持，成为成功和长期的市场参与者，适应不断扩大的市场竞争并实现创新与规模经济的结合。
事实上，公共部门资产管理可以“外包”，邀请私人资产管理者来竞争这一角色。这将加速资产管理部门的发展并为储蓄者和投资者带来长远的好处。
中国没必要放弃持有大量资产所带来安全网来让市场扮演一个决定性的微观经济角色。它可以摒弃“制高点”模式并发展自身的“国家资本主义”来发挥两个世界经济模式的优点，而唯一所需的则是政府持续且坚定追求公众利益的承诺——当然，还有一个完美执行改革战略。
(本文作者介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前任院长和现任名誉院长，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著有《下一次趋同》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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