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公张謇：晚清民初办实业

张謇一直以他的多面性挑拨着国人的阅读兴趣，只不过不同时期、不同读者的兴趣点有所不同罢了，比如1980年代学术圈就很热衷争论张謇究竟是官僚资本家还是民间资本家；到了199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张謇的企业经营理念；进入新世纪讨论张謇与中国现代化的著述逐渐多了起来。最近几年，再翻开《张季子九录》，读到的又是别样乾坤：一个民营企业，身处有天无法、外资汹汹、兵连祸结的经营环境，是如何生存了54年之久的？

研究张謇的人为其冠以了诸多头衔：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但张謇首先是一个读书人，故而所想所言所行大多留有文字，晚年还想过对自己的文字进行整理，按照主题和文体分成政闻录、实业录、教育录、自治录、慈善录、文录、诗录、专录和外录九个部分。但他没能夙愿得偿，最后还是儿子张孝若主持编撰成书，定名为《张季子九录》，于1932年8月由上海中华书局以聚珍仿宋版排印出版发行。1935年8月再版。

一部《张季子九录》，为今人理解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史，提供了绝佳的读本。

受惠于特惠制

以状元之身“屈己下人”去办实业，恐非张謇所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授意他举办纱厂时，他“踌躇累日”才答应。但他还是竭力而行，最终办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表面以分头于实业、交通、水利之标榜，里面则醉心于教育及慈善事业之振兴。唯一主新中国之创造者，诚可谓治现今中国社会良药”（日本人驹井德三当年考察南通后对大生集团的评语）的民营企业集团。

1913年10月，张謇出任北洋政府工商、农林两部部长后发表的《实业政见宣言书》谈到了自己从事实业20余年的感悟：“謇半生精力耗于实业，艰难辛苦所历已多”，得到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而实业寄望于政治的，不过“扶之、植之、防维之，又涵濡而发育之”而已。

无论是晚清朝廷，还是北洋政府，当然很难如张謇所愿做到对民营企业“扶之、植之、防维之，又涵濡而发育之”，但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败，统治集团内部一些实权人物还是希望做一些什么，尽快摆脱被洋人“欺侮”和“掠夺”的境地。他们先是主要利用官府的资源向列强购进一些先进武器，学习先进军事技术，发起了以“驭洋”“自强”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但随着运动的深入——特别是甲午战败以后，他们才切实认识到没有“民富”，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强”的，便又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到一场声势浩大的“求富”运动中。他们没有能力通过建立法治推行普惠制，便利用自己的权限和影响力，推动政府出台了一些特惠制政策。

张謇的大生企业集团，从创办到运营，很大程度上是得了特惠政策的好处的。

1918年大生纺织公司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上，张謇对公司的发展历程做过一个简要的回顾：“由光绪己亥（1899年）以至庚子（1900年）、辛丑（1901年），草创之难，股本之绌，调款不灵，拳祸影响于销市，此为艰苦时代。由壬寅（1902年）以至庚戌（1910年），精研纱色，推广机力，扩充销路，防客货之侵占，杜同业之觊觎，此为进取时代。由辛亥（1911年）至今，国事扰攘，外人乘机涎视，沿江伏莽生心，一面增置纱布机以扩张营业，一面连同他厂编练警卫团，以防御匪徒，此为进取兼保卫时代。”

明知“秉政者既闇蔽不足与谋，拥资者又乖隔不能与合”，但又“不能与政府隔，不能不与拥资者谋”，张謇的实业之路确实走得殊为不易。但张謇没有明说的是，大生企业集团能够快速崛起，与官府的特别照顾是分不开的。

草创时期，募集不到足够的商股，逼得张謇一度想撂挑子，请求回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另派殷富绅商接办，最后还是张之洞出面协调，用“官机”折价入股，改“官商合办”为“绅领商办”，才消除拥资者的疑虑，募齐股金。

同时，张謇还利用官府推行的专利权制度，为大生纱厂谋得10年之内南通和海门一带不得再开办新纱厂的特权。大生纺织公司成立后，又谋得了“二十年，百里之间，不得有第二厂”的专利权。往后的案例还有大兴面厂、镇江笔铅公司、耀徐玻璃公司和通燧火柴公司等。

专利权制度，是光绪八年（1882年）经李鸿章奏请而设立的。当时李鸿章正在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他便奏请“酌定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存在了近40年的专利权制度由此发端。

当时的工商业者必须承受一种叫“厘金”的过路费的盘剥。所谓厘金，简而言之就是镇压太平天国期间为筹措军费而从苏南试办的过路费。江苏南部是厘金的“重灾区”，不仅税率高达5%（别的地区基本是1%），且厘捐局卡密集，江宁藩司所述厘卡就有207个，江北11县有厘卡187个。而南通和海门更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厘卡57个，约占当时江北厘卡总数的30%。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十九日的张謇日记说：“各业商董所陈商务大略不一，而以厘捐为大病者，则人人一辞”。

张謇曾带头呼吁取消厘金，但未能遂愿。正如章开沅的《张謇传》所言，“张謇是个理性而又务实的人”，求而不得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想办法规避。创办大兴面厂时，他咨呈大部，以小麦已经认捐，销往本地之面是否盈利尚无把握为由，要求宽免捐税5年，最终获准。先期创办的大生纱厂和后来创办的阜生蚕桑公司、镇江笔铅公司，均得到了类似的特惠。

从《张季子九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利用官府的力量应对突发事件和解决产品销路的例子。比如大生纱厂建立之初，由于洋布盛行，土布销量大减，大生纱厂生产的棉纱销路受阻。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海门商务分会呈请商部，吁请兵勇、警察和学生的制服均用土布。他们的吁请得到了支持，大生纱厂的棉纱销路问题得到解决。

与官抗争

但是，官府及官员同工商业者的利益不可能总是一致的，特别是官员的权力没有法律条规约束的条件下，“官一张口，大率鞅民”。

比如同是帮助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张之洞，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命令藩司总局商议改革通海向章一带的厘捐征收办法，准备由以前的增设卡改为产地统捐。各级官员担心减少中饱私囊的机会，便横加阻扰，最后议定的统捐数额竟然超过了原来厘捐总数的近六成，引起“商民大哗”。虽然张謇及一众绅商进行了抗争，但张之洞仍然一意孤行，气得张謇直骂张之洞是“甘为误国病民之举而不悟”的“醉生梦死之人”。

两年后，又发生了厘捐总局免蚕捐政策出尔反尔的事件。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謇“会试报罢归，始有志于农桑”。但因为南通海门一带缫丝业不发达，蚕丝卖不出价格，只能运往上海、苏州贩卖，而运往上海、苏州又必须接受厘卡的层层盘剥，最终下来还是无利可图，所以张謇折腾了五六年，蚕桑业还是没有发展起来。光绪十八年（1892年），张謇与同人吁请两江总督免除丝捐以兴蚕利，终获批准。加上海门和通州官府听从张謇的建议招商开行收茧，种桑养蚕成了有利可图的产业，通海和附近的泰兴、如皋、靖江的蚕桑业迅速发展了起来。但是，新任江苏厘捐总局总办穆克登布到任后立即推翻成案，督饬厅州勒令茧商补交以前免除的捐税。茧商打算缴贴闭行以示抗议。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海门同知王宾劝说茧商以上年十分之三的价格收茧，以避免蚕农无处贩茧。当年的茧总算卖出去了，但是蚕农的积极性受挫，通海一带刚刚有起色的蚕桑业陷入萧条。张謇见状，只能徒呼“官一张口，大率鞅民，鞅民岂不可痛”。

仅仅一年之后，张謇与刘世珩、蒯光典、何嗣焜奉命主持江苏商务总局，不久就接到通州商人顾森泰等人的禀请，要求取消通州极不合理的杂税，改杂税为包税，同时裁汰掌管杂税的课税大使。通州知州利益受损，当然没有同意，反而提高了认捐数额，还勒令商贩每年津贴课税大使衙门的开支，使得认捐数额提高了8倍。虽然最后经商务局力争，由总督出面裁汰了课税大使，但是藩司仍然命令知州按照原定数额征收，另加耗银、火工银，总数反而比原定数额多了3倍有余。此事对张謇刺激很大，直到20多年后他为《南通县图志?赋税志·杂税》作序时还感叹：“为民减一几希之累如扛鼎，为国去一骈冗之吏如拔山。”

虽然张謇代表工商业者对官府的抗争偶有成功，但他从欧美的成功经验中明白：“实业之发达，必有完备之法律，以为之监督保障。内地各种已举之实业，旋起旋灭，非法律不备，即用法不善，有以蹙其性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起草的《变法平议》的“刑部之事”第一条便提出，根据“国际之公判法权”，参照中国“禁令风俗”，修订民法和经济法。他认识的法律，不仅可以“绳各国之人”，维护中国实业不受外人侵扰，“可以蓄道德、养信用，而后可与外人共同营业，而后可与世界之商立于同等之地位”，更重要的是，“以积极言，则有诱掖指导之功；以消极言，则有纠正制裁之力”。

1913年10月，张謇受命出任北洋政府工商、农林两部部长，提出的第一计划就是立法。虽然他担任了不到两年的总长，但主持编订、颁布的经济法规和条例就达20多种。

纷乱的北洋时代，没有给他起草、颁布的法规和条例落地的机会，但他还是尽可能运用法律的手段，保住大生企业集团和整个工商业群体的一线生路。

最典型的就是反对北洋政府交通部呈请查办上海招商局一事。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招商创办的，后改为官督商办，宣统元年（1909年）划归邮传部管辖。1922年，北洋政府试图用招商局的航产做抵押举借外债，便授意交通部以草菅人命、占地和舞弊等多项“莫须有”的罪名，呈请政府清查。政府的行为引起了股东的强烈不满，股东便公推张謇和李经义为代表，致电政府进行抗议。张謇以法律为依据，驳斥了政府践踏法律的行为，请求“大总统收回前项查办命令，撤销该部呈派各员，以杜官吏恃势违法之渐，而安商办航业之常”。张謇的力争迫使北洋政府软化了立场，没有再蛮干下去。

轮船招商局维权事件刚刚平息，彼时已经进入垂暮之年的张謇又得知大有晋公司尝试采用先进的板晒法制盐，但因未履行向盐务署报批的手续而被查抄毁板。他便致函国务院秘书长陈汉第，斥责盐务署的行为，为大有晋公司辩护，甚至准备与盐务署总长张岱彬公开论战。

欲通官商之情

张孝若为父亲所作的传记《最艰难的创业者：状元实业家张謇传》感叹说：“中国社会，要做事就和官脱不了关系，他能够帮助你，亦能够破坏你。如果民间做事能得官力帮助，那自然就事半功倍了”。

张謇亲历过官场，经营过实业，对中国的官商关系自然是认识得很清楚的。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二(1906年5月24日)张謇代表通海商民“竟起抗请减核”统捐而起草的《答南皮尚书条陈兴商务、改厘捐、开银行、用人才、变习气要旨》中说：“商有事求官，则官利商；官有事求商，则商利官。若官无利商之心，则官尊而苦商；商无利官之心，则商散而雠官。”但是，与当时绝大多数商民畏官不同，张謇对官府还是比较信任甚至是有所期待的。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赴日考察两个月，对日本政府奖励、补助工商业的政策感触颇深。当年五月初十日的日记中，他感叹，日本明治维新“用意最当处在上定方针，下明大义”“政府有知识能定趣向，士大夫能担任赞成，故上下同心以有今日”。回国后，他更加确信办实业必须得到政府政策倾斜。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二（1906年5月24日）他写给张之洞的答辩书中，还提出一个中国发展实业的模式：“商自经营，官为保护”，而像他那样“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的绅则可以“上承官责，下任商保”“通官商之情”，达到“合官商绅民之力”，共同推动经济发展的效果。宣统元年（1909年）他给时任度支部尚书载泽写信时，再次表达了“贤长官提倡于上”“资本家经营于下”的想法。

那么，绅应该怎么“上承官责，下任商保”，“通官商之情”呢？通过实践，他和当时一些著名的士绅摸索出了两条现实的途径。

一是举办绅招商办之实业。张謇和盛宣怀、陆润庠、严信厚、经元善、叶澄衷、许鼎霖等士绅，本身没有什么资财，所经营之实业完全是受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洋务派官员委派，向民间招股而创办的。即便企业中有官股，官府只是按照约定收取股息和分红，而不会派人参与日常管理，所谓“股有大小之别，没有官商之别”。

二是借鉴英美的经验，举办农会、商会，沟通官民，彻底打破“官”对“民”的辖制。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謇呈交《论农会议》，提出农会有事，可议与督抚、地方官商讨，农会“不得侵督抚地方官自有之权，而督抚地方官亦宜保护此权”。同年又呈交《论商会议》，提出督抚应该保护商会，朝廷宜“凡事听民自便，官为持护”。第二年，张謇直接上奏光绪皇帝说：“英国从前设立务农会，由君主特颁诏旨许为保护，许以自由之权，除关系国是者，概不闻问，凡会中应为之事，一切听之，不为阻挡。美国农会大旨与此相同，收效尤盛。”因而请求皇帝各省专派一人，主持农会事务。张謇的设想是美好的，但是身处官气甚浓、官商隔膜已久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他经常发现自己“下为商苦，上与官磨”，但得偿所愿者少。

历史的剧本充满巧合。1895年甲午战败，官府主导的洋务运动事实上宣告失败，而同年张謇受命开始筹办的大生纱厂则无意中成了由官方主导的“自强”运动向民资主导的“求富”运动切换的界标。1911年清帝逊位，清朝灭亡，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轨迹转弯。1926年张謇辞世，第二年国民党策划的北伐获得成功，中国历史进入又一个新阶段，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史再次发生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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