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眼中的凯恩斯货币政策理论——专访哈耶克（上）|哈耶克_新浪财经

采访：托马斯·W. 哈兹利特受访：F. A. 哈耶克翻译：秋风来源：Reason Magazine，July 1992

我1977年5月即将在洛杉矶采访哈耶克之时，他似乎已经感受到风向在变。30和40年代，哈耶克一度是这个星球上排名第二的知名经济学家，他的出名是因为他对凯恩斯理论的尖锐批评。围绕着经济政策的根本问题，伦敦经济学院的哈耶克教授与剑桥大学的凯恩斯教授之间展开的论辩，这是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在其1936年的《概论》（转载者注：即《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揭橥的“宏观经济学”的第一次对阵。

这场论战以凯恩斯主义大获全胜而告终。事实上，1945年凯恩斯去世后，哈耶克（及其古典商业周期理论）也很快从公众眼前淡出。1950年，他来到芝加哥大学，主持社会思想委员会，后来则在弗莱堡大学（1962～1968）和萨尔茨堡大学（1968～1977）度过其学术生涯。他在心理学（《感觉秩序》，1952）、政治理论（《自由宪章》，1960）及法学（《法、立法与自由》，一至三卷，1973～1979）等全新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20年代到40年代，哈耶克和他的奥地利老乡米塞斯一道坚持认为，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只有以个人驱动和追求其自身利益为动力的自由市场，才能生成明智地协调社会行为所必需的信息。换句话说，自由是经济繁荣的一个必要条件。

他很明智地回避了经济学。因为他与凯恩斯的争论并不是他在纯理论争论中所蒙受的惟一一次失败。著名的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是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批评中央计划经济而掀起的。从1920年代一直到1940年代，哈耶克与他的同胞米塞斯坚持认为，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必然要失败，因为只有自由市场——个人追逐自己的利益——才能形成明智地协调社会行为所必需的信息。换句话说，自由是实现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但是，尽管哈耶克那些证明市场价格是理性的经济所必需的信号的著名论文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1945年在《美国经济学评论》上发表后也贏得一片喝彩，但精明的计划体制理论家也证明自己是胜利者，他们说，中央计划经济是可以改进的，通过使用刚刚出现的大型计算机，可以解决哈耶克所指出的信息问题。

在一两场学术争论中败阵，对于人中灵杰来说算不得什么，哈耶克并没有被打垮。接下来几年，他继续出版他的充满智慧的著作。然而在经济学圈子内，大家似乎心照不宣：哈耶克只是个被驱逐者、落败者，是个边缘人，当时那些活跃在科学学报的所有通情达理的人，都根本不理睬他的思想观点。

不过那时发生了些怪事。20世纪下半叶注定了要提供事实，来证明这位被学术界视为潦倒文人的学者才是正确的。那些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英国）战后的繁荣，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演变成了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人们不得不承认残酷的事实：在很多情况下，用凯恩斯现成的魔方，并不能维持充分就业。传统的处方——刺激消费而限制储蓄及政府有益的赤字开支注人资金——已经接受了现实世界的检验，其结果并不美妙。剑桥、哈佛、伯克利和麻省理工的宏观模式被弃若敝屣，到1980年代，由于凯恩斯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被认为是我们时代种种麻烦的根源，凯恩斯本人也被抛弃了。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在高声疾呼，好政府的经济政策目标应该就是那些古典的药方：储蓄、投资、平衡预算、竞争和提高生产率。甚至那些已经习惯了把政府只作为治理经济衰退的灵丹妙药的政治家们，也公开抛弃了凯恩斯主义。

在计划体制的社会中，有没有可能理性地制订经济计划？是的，我们已经有过太多的经验了。第三世界国家尝试过了，然后那里的人民的收人迅速跌落到更新世界的水平。第二世界（苏联东欧）也尝试过了，最后导致的是大规模警察国家出现，以及崩溃。

1974年哈耶克——他已经有三十多年置身经济学界之外了——出人意料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时，西方放弃凯恩斯主义及世界其他地区摆脱社会主义的趋势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转眼之间，哈耶克从愚蠢可笑的怪人，变成了令人尊敬的导师。1970年代末，工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啊，你们还记得他们吧，想想，好好想想吧）仍然在伦敦、在华盛顿、在波恩当权，而哈耶克则具有先见之明，已经看出了全球政治变动的先机。在这次访谈（以前从来没有发表）中，哈耶克已经预见到了 198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缓慢的政策转折。他似乎已经感觉到，用不了多久，他这位自亚当·斯密以后资本主义最伟大的哲学家，不会再被人小看了。

有时，惟有长寿，你才能证明自己的正确。生于1899年的哈耶克于1992年3月23日在德国弗赖堡辞世，他比凯恩斯和马克思都长寿。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桩好事，对于他的理念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这是《理性》杂志特约编辑托马斯·哈兹利特于1977年刚开始攻读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学研究生学位时采访哈耶克的记录）

哈兹利特：关于你的《走出奴役之路》，凯恩斯曾这么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本极为重要的著作……实际上我发现，不管是从道德上，还是从哲学上，我对此书的论点可谓全盘接受：不仅只是赞同，而且是深表赞同。”凯恩斯为何会如此评价一本深人批判凯恩斯主义观点的著作？

哈耶克：因为他相信，从本质上说，他仍是一位正统的英国自由主义者，而没有意识到，他离这一传统已多么遥远。他的根本思想仍然是个人自由观念。他并没有系统地探讨这两者间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被政治需要腐蚀了。他著名的口头禅是“从长远看我们都得死”，这就能很好地说明他如何受制于现时的政治需要。他不再去思考，从长远地看何者是可欲的。因此，我想，历史将证明，他并不是能保持长久生命力的思想的创造者，他的思想只是一种时尚而已，还好，这时尚现在已经过去了。

哈兹利特：常有一种传说，说凯恩斯晚年已经醒悟了？

哈耶克：这个弯转得也够猛了。不过，他总是在左右摇摆。他总是站在中线上，琢磨现在什么思想正在走俏。在我跟他一起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那是1945年，距他去世仅三周），我问他，他是否已经警觉到他的门徒们将如何对待他的思想。他说：“哦，他们都只是些笨蛋，这些思想在1930年代非常重要。相信我，我会再次改变公众舆论的，就像这一次一样。”我敢肯定，如果他活到战后，他也一定会成为反对通货膨胀的斗士的。

哈兹利特：凯恩斯主张，在高失业率时，政府开支可以刺激总需求，这一观点在某些时候总是正确的吧？

哈耶克：不，一点都不对。不过，当然，我的看法并不止此。我相信，如果政府不干预货币体系，我们就不会有工业波动，也不会有衰退期。

哈兹利特：那么，商业周期就完全是由政府货币管理当局引发的了？

哈耶克：因果关系并不是如此直接。如你所指出的，它是政府有意识的错误政策的结果。这一错误就是政府控制基础货币这种准垄断的事实，所有商业银行都只发行中间货币（second arymoney），它可用基础货币回购，这种体系，没有人可以真正控制。所以，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确实应负最后的责任。处在这样一种垄断地位，没人会理性地行事。

哈兹利特：你曾经写到，大约从1950年到1975年，将被作为大繁荣时期载入史册。如果凯恩斯理论不正确，为什么经济却如此繁荣？而在1922年的德国，虽然通货急剧膨胀，但却没有经历这样的繁荣，为什么？

哈耶克：因为在德国，通货膨胀并不是以实现繁荣为目标，而完全是为了应付财政困难。如果你为了保持繁荣而搞通货膨胀，最后你总是会远远越过适中的程度。这次繁荣的确比我预料的要持续得更长久。我一直在预言经济会崩溃，我本来觉得它会很快就来的。我是根据上一次商业周期中通货膨胀推动的繁荣崩溃的时间作出预期的。但是上次的崩溃是由于金本位制，它在信用扩张若干年后踩下了刹车。在任何货币秩序框架中，有益的信用扩张都不可能无限延续下去。只要看到我们无法通过加速通货膨胀以继续保持繁荣，信用扩张就玩完了。

哈兹利特：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从12%降低到4.8%，英国从30%降到13%——两者都没有出现萧条型的反应。这是否意味着经济调整未必就导致大规模失业？

哈耶克：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从12%降低到4.8%，英国从30%降到13%——两者都没有出现萧条型的反应。这是否意味着经济调整未必就导致大规模失业？

哈兹利特：通货膨胀如何导致失业？

哈耶克：通货膨胀使人们进入某些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只有在对某种东西的相对需求暂时增加时才能存在，一旦货币量的增长中止，这些岗位就无以为继了。

哈兹利特：通货膨胀使人们进入某些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只有在对某种东西的相对需求暂时增加时才能存在，一旦货币量的增长中止，这些岗位就无以为继了。

哈兹利特：为了支持这些庞大的福利机构的运转而花费的巨额资金，会不会迫使我们去建设一个更理性的政府框架？

哈耶克：为了支持这些庞大的福利机构的运转而花费的巨额资金，会不会迫使我们去建设一个更理性的政府框架？

哈兹利特：你开出的治理通货膨胀的处方是，货币政策追求的目标应当是维持币值的稳定。是否有必要让政治人物来管理货币供应？市场力量难道就不能逐渐调整以纠正渐进的通货紧缩？

哈耶克：是的，市场力量偶尔可以做到这一点。问题是，金本位制会抢了政治人物的饭碗。我们现在哪怕只是实行名义上的金本位制，它也无法运转，因为人们不愿意再按那种游戏规则玩了。金本位制所需要的游戏规则是，如果你的贸易平衡很糟糕，你就只能收缩你的通货。现在，没有一个人愿意这么做——所以，他们对金本位制敬而远之。我确实相信，如果我们现在恢复金本位制，不出半年，就会有国家又拋弃它，用不了三年，金本位制就会再次从整个世界销声匿迹。

从根本上说，金本位乃是建立在某种非理性的迷信之上的。只有人们相信，没有救世主，只有金本位，金本位才能运转。人们已经彻底丧失了这种幻想或者说迷信。现在，我们再也不可能成功地实行金本位制了。我希望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不得不思考其他办法。

哈兹利特：你曾经多次提出建立某种商品准备货币制度（a commodity-reserve monetary system），并鼓吹货币供应方面的竞争。对于政府控制的中央银行体系来说，这是一种可行的改革方案吗？

哈耶克：是的。我确信，商品准备制度的想法是很好的，但在实践中，却无法操作。试图不断积聚大量商品存货以作为通货准备，这种事情太复杂了，根本不可行，没人可以做到。

于是我得出结论：除非你对发行货币的政府施加某种约束，否则它就没有兴趣保持它发行的货币的稳定，因此，我们就需要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商品，在货币不稳定的时候确实可以兑换。但如果你把货币发行权交给企业，他们的生意的成败取决于他们是否保持他们发行的货币的稳定，那么，局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必要倚靠他们用商品偿付我们的债权：这有赖于下面的事实：他们必须控制其货币的发行量，这样公众才会因为他们的货币比较稳定而接受他们的货币。这比别的办法都要好。

哈兹利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处方使现代福利国家的各种政治力量形成了—种几近完美的共生关系（symbiotic relationship）。可以从哪个点着手打破这种利益联盟？如何从政治上打败凯恩斯主义？

哈耶克：我觉得应该从凯恩斯自己着手。1920年代，凯恩斯对再次使工资实现灵活不抱希望了，他的结论是，说我们必须接受工资的现状，而调整货币政策以适应既成的工资结构。当然，这就会使他不得不说，“我不想限制使用货币政策，因为我得让货币政策适应某种已经摆在那里的形势。”

然而，他没有注意到，不管什么时候，如果工会组织知道，必须承担政府纠正工会政策的后果的义务，那么，我们就会陷入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中。工会推升工资，而政府被迫印制钞票以在这样的工资水平上维持就业，于是我们就陷入通货膨胀恶性循环。而这一切本来只是凯恩斯短期的权宜考虑——对工资刚性，我们不能去碰。

事实上，1920年代，英国已经接近于成功地解决了工资刚性问题。非常痛苦的、无助的通货紧缩过程到1920年代末已经接近于克服工资刚性。就在这时，他们却担心起长期失业。我觉得，如果他们再坚持一两年，他们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