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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艾琳
[ 特里谢认为，通胀趋势变化周期性的因素包括疫情后复苏导致的价格压力，也包括美国需求侧刺激的财政政策等。相比之下，未来的结构性因素更具挑战性。 ]
2022年以来，全球央行抗击高通胀的进程备受瞩目。12月9日，在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国际对话：通货膨胀、政策应对及其影响”深入探讨了央行信用和通胀的周期性、结构性趋势。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所长、英国央行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普森（Adam Posen）针对该话题，与欧洲央行前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展开了精彩对话。
央行迅速加息挽回信誉
普森认为，通胀的飙升令人猝不及防，包括普森所在的PIIE的很多同事也都始料未及，其中就包括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和萨默斯（Larry Summers）等著名经济学家，多数的预测机构和央行家都没有预测到通胀会上升到如今的水平。
今年，美国整体CPI一度最高突破9%，英国10月CPI则高达11.1%，创41年新高。即使从11月开始，各界认为通胀将拐头向下、“美联储暂停”预期升温，但美国的通胀形势仍然严峻，10月核心PCE（居民消费支出）仍高达5%，这距离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仍然相去甚远。近期公布的11月非农就业新增26.3万人，超出预期的20万人，失业率维持在3.7%不变，薪资年率上升至5.1%，大大超出预期的4.6%，显示通胀上行压力不减。
特里谢表示，2020年时，美国和欧洲的共识是需要在新的货币政策中加入某种倾向性的元素，即放手让通胀率上升，以抵消长期的低通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倾向性因素在美国和欧洲都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并被纳入货币政策框架，当时的关注点在于超低通胀带来的通缩风险。于是，美联储在2020年末宣布了盯住平均通胀的新货币政策框架。
特里谢也坦言：“我当时就不太看好，因为我们不知道数据可能反映出什么，或者能对未来产生什么影响。但我并没有反对这个做法，毕竟我们经历了长期非常低的通胀环境，当时我认为可以关注足够长时间内的平均通胀率，锚定通胀预期也很重要。”
他同时认为，央行对于停止QE后才会加息的前瞻性承诺也导致通胀上行，央行需要为此前5~6个月的观望期承担责任。“在这期间，情况已经很明显，通胀成为定局而非暂时性现象，而各国央行在此期间仍迟迟未能加息，一直到2022年3月（美国）和2022年7月（欧洲）才终于决定加息。”
今年逐渐意识到对通胀出现误判的全球央行开始激进加息。美联储从3月到11月激进加息375个基点（BP），其中包括3次75BP的加息，幅度历史罕见。欧洲央行此前也加息75BP。“这是央行急于挽尊、捍卫信用的一种体现。”特里谢称。
央行还有信用可言吗？特里谢认为，做出行动到市场之间的反馈会有时间差，但欧央行和美联储都毫不模糊地表达了抗击通胀的决心，并大刀阔斧采取行动，因而他依然坚信央行的信用是可靠的。
“各国央行的重要任务是确保当前高达6%以上的核心通胀水平逐渐下降。他们都说在中期会实现目标，但不设定具体日期，这个态度比较模糊，但比较明智，我认为在3年内是有可能实现的。”特里谢称。
通胀的周期性和结构性
未来，通胀会否持续维持在高位？其实，通胀趋势的变化主要受到短期周期性因素和长期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特里谢认为，周期性的因素包括疫情后复苏导致的价格压力，也包括美国需求侧刺激的财政政策等。相比之下，未来的结构性因素更具挑战性。
特里谢提到了三大可能长期推动通胀上升的结构性趋势。一、全球化趋势放缓。目前的逆全球化浪潮实则减缓了通缩的进程。全球价值链的分散化旨在避险，在疫情冲击下尤为关键和必要，也有防范地缘政治风险的考量。
二、绿色转型。如今清洁能源革命引发的“超级大宗商品周期”对价格构成上行风险。很多商品的价格慢慢上涨，包括碳的成本，绿色转型的过程会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一定的通胀。
三、结构性通胀压力则是薪资增速。过去的低通胀与单位劳动成本非常低有关，因为部分劳动人口的溢价能力变低，但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特里谢提及，蓝领群体被逐渐“激怒”，或导致持续的涨薪压力。
特里谢最后表示，未来通胀能否回落到2%的目标仍难以预判，央行抗击通胀之路并非坦途。
责任编辑：李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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