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必须严肃看待地方政府补贴带来的巨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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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区通过补贴建立的产能可能会由于产能过剩加剧最终倒闭或破产，从而导致政府公共投入的损失、公共资源的浪费和政府债务的累积，甚至还会在很大程度上挤占政府用于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的投入，导致老百姓的福利损失。

——徐 林

徐林：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原司长

必须严肃看待地方政府补贴带来的巨大代价

徐林 | 文

如何应对目前针对中国新能源领域的贸易保护行为，应该有更全面的理性考量，并据此做出不同的应对。作为WTO成员国，尽管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已经被大大弱化，但WTO依然是化解国际贸易纠纷的重要平台。我们既然支持国际多边贸易规则，就应该利用WTO的贸易争端机制去打官司，这可以理解为规定动作。

其次，我觉得还是应该与欧美和土耳其等国政府，就此话题展开认真的讨论和谈判，即便是美国对中国产品采取的征收100%关税的措施，我也不主张中国采取完全对等的关税措施来进行报复，毕竟中国对欧美有持续的贸易顺差，中国政府应该以更高的姿态通过谈判来寻找出路，尽可能化解欧美国家的主要关切和担忧，努力保持稳定健康的贸易关系。

除此之外，中国对欧美可能也需要实行不同的策略，毕竟欧洲对新能源汽车征收的关税，在关税加征计量上还有一套说法，特别指出这不是惩罚性关税，不像美国直接征到100%的惩罚性水平，表现更像是一种政治敌对态度。因此，我们与欧盟可以有更大的空间通过谈判找到出路。过去几年中美贸易摩擦的经验告诉我们，靠你来我往的贸易摩擦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美国更多关注的是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过去日美贸易摩擦时日本的做法和经验，比如通过谈判主动限制某些对方特别关注的产品的出口规模等，或许值得我们研究并尝试，虽然不一定会有积极结果。我一直觉得我们过去在应对国际贸易纠纷方面的想法和做法，都还不够成熟，需要不断在摩擦中历练，因为我相信今后这类问题只会越来越多。

在这样一个相对于过去来说不太友好的外部经营环境下，作为对冲手段，国内的应对措施方面也应该有所作为。中国应该继续加大国内风光发电设施和储能设施的建设，加大国内需求对产能的消化，在特大城市完全取消对新能源汽车的摇号等限制措施，加快新能源车对传统燃油车的替代。在新能源领域，中国有条件和市场空间更多推进以内循环为主，但需要政府营造更健康有利的发展环境。再就是中国政府需要通过鼓励企业出海而不是简单出口，将部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中东、非洲和欢迎中国产能的欧洲和美洲国家或地区，推动产业链分散布局和出口市场多样化，以化解部分国家对产业链韧性和供应链安全的担忧，也为当地经济和就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只有通过出口加出海的国际化经营模式，中国企业才能在自身竞争力基础上，稳定自身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否则就只能眼睁睁地丢失国际市场份额。政府应该为龙头企业的出海布局，提供包括资本出境等方面更加便利的出海条件。当然，在出海布局时，政府也应该协助企业做好国别风险尽调，尽可能避免投资风险，减少投资损失。

中国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发展方面的相互竞争是十分激烈的，一般都会提供具有吸引力的优惠待遇，也就是所谓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包含的内容各不相同，但一般都会涉及各式各样、规模不等的政府补贴，包括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股权投入、地方留存的税收返还、设备投资补贴、厂房租赁补贴、电价优惠等，以降低企业落地的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由于中国内地有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660多个城市、2800多个县，有条件的地区政府如果都这么做，毫无疑问会在一定程度上驱动整个国家在一些特定领域的产能建设和产能过剩。目前比较热的低空经济领域，也已经开始出现类似的苗头。

有趣的是，如今欧美等西方国家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领域也在采取类似的做法，有人说是模仿中国，其实不然。过去，欧美围绕航空工业一直有政府补贴纠纷，美国政府的隐性产业政策其实也是分门别类，并不少见，只是政府补贴的做法有所不同。最近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女士在美国智库彼得森研究所的演讲，涉及拜登总统推行的美国新供给侧经济政策模式，也就是说美国目前也在通过某种程度的政府作为，试图在基础设施、研究开发支持、投资补贴激励、提高关税或制裁等措施的支持下，重建美国在一些领域的制造能力和领先能力。美国政府的这些做法似乎给更多中国地方政府树立了新的“国际榜样”，目前要说服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放弃这一做法似乎难度更大。如今和地方政府官员、一些学者去讨论这些问题，他们会理直气壮地说美国也这么做，欧洲也这么做，其他国家也在这么做，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这么做？

但是，我们必须严肃地看到我们自己持续这么做的巨大代价，有时候别人这么做不见得是我们也这么做的依据。一些地区通过补贴建立的产能可能会由于产能过剩加剧最终倒闭或破产，从而导致政府公共投入的损失、公共资源的浪费和政府债务的累积，甚至还会在很大程度上挤占政府用于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的投入，导致老百姓的福利损失。如果政府继续将大量的财政资源用于各类投资而不是用于百姓的公共服务和福利，要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也是难以实现的目标。

要真正解决这类问题，不太可能再回到计划经济体制，采取所有投资项目的投资和布局都由中央计划部门批准的做法。比较现实的做法，一是由中央政府制定一些约束地方政府提供产业补贴和竞争性招商引资的基本规则，毕竟大量补贴形成的产能过剩不仅可能导致贸易纠纷，也会损害国内产业发展的生态，助长地方保护和产业过度竞争，形成一个基本规则，会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地区间的公平竞争和合理分工与协作；二是鼓励通过市场行为进行兼并重组，由具有优势的龙头企业收购一些业内企业，而不是通过新建产能扩大规模，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

对于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来说，真正需要进行严肃思考和总结的是，相比于上述政府支持和补贴政策，我们是不是还有更有效、更少扭曲市场和妨碍公平竞争的办法，或是更少导致贸易纠纷的办法，来促进中国供给侧的结构升级、高质量供给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其实答案是肯定的。（来源：《比较》杂志）

转自：中关村产业升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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