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 分化时代下结构性机会在哪里?

李迅雷: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 分化时代下结构性机会在哪里?
2021年06月22日 20:37 远川投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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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远川深访 | 李迅雷:分化时代下,结构性机会在哪里?

  2020年名声大噪的不只有“核心资产”,被带火的还有“K型复苏”。

  通常一场危机过后,经济复苏的走势可分为U型、V型、L型,这些经济学的专业术语讨论往往在小圈子内盛行,疫情之下“K型复苏”却意外了出圈。

  比起学术层面冰冷的解释,这一回大众切实感受到了向上与向下的两股力量的分野。富人在奢侈品店排起长队,一线城市房价屡创新高,而底层面临着工资跑不赢通胀,全国房租同比涨幅甚至一度转负。

  “K型复苏”背后的真相,其实就是“分化”。

  在一个以存量经济为特征的时代里,“分化”已是不可避免。当身处时代环境已经悄然发生改变,机会并不是坐等到来,顺着发展思路演进而调整自己出击方向的人,才能真正握住机会。

  分化时代下的投资机会到底在哪里?针对此问题,我们有幸与中泰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展开一场对话。分化时代里的投资逻辑,在李迅雷的新书中被形象地提炼为“趋势的力量”,书中基于自上而下的演绎方法,从宏观政策至微观投资,来预见市场的各种趋势。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

  早在2006年,李迅雷就提出了“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在当时的背景下,经济的高速增长,制造业的规模大幅增加,短缺经济时代已经过去,但老百姓家里配置的除了彩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资产,全国可流通的股票数量也就3万多亿元市值。

  也就是说,商品已经过剩,但资产仍然短缺。这意味着未来人们会抢购资产,像十年前抢购耐用消费品一样。看懂机会上杠杆的人,并不是一句“运气好”就解释过去了,背后其实有着坚实的宏观逻辑支撑。

  在诸多宏观经济研究人士中,一些观点不是过于深奥晦涩,就是过分浅显缺乏逻辑支撑。几十年来笔耕不辍,李迅雷无疑是那少部分能真正做到深入浅出的人。一句“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看似简单的观点背后囊括着对宏观经济深刻的洞见。

  如今,中国经济从短缺演化到如今商品过剩、资本过剩、货币过剩,在“三大过剩”的背景下,李迅雷在2018年开始提出要“买自己买不到的东西”。那什么是“买不到的东西”?怎么投资“买不到的东西”?在分化时代里如何找到合适的投资机会?我们试图在本次访谈中找到一些答案。

  以下是访谈的正文内容。

  远川:对于“分化时代下的趋势投资”主题,“存量经济时代”与“分化”二者紧密关联,请问您是如何做出“存量经济时代”到来的判断?

   李迅雷 :准确讲,我所指的并不是“存量经济时代”,而是“存量经济主导的时代”,两者是有差别的。中国GDP增速预计还会保持5%左右的中速增长,而像日本这样的零增长才是真正的存量经济,所以目前只是说中国出现了存量经济的特征。

  而这些特征的出现已经使得很多人不习惯,比如“躺平”其实就是一个存量经济特征,觉得自己辛苦半天也没用,创业也容易失败,这里面就会呈现出一种二八分化现象。

  过去,中国的企业投资都很起劲,民间投资在2013年前都有30%左右的增长,现在民营投资增速越来越低,投资少就意味着机会也少。而民营企业投资的特点又是顺周期,周期向下时它萎缩,周期上升时它才扩张。

  因此,2017年我在一次讨论会上,就提出“存量经济”的概念,中国目前已步入到存量经济主导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色就是强者恒强、优胜劣汰、此消彼长,这就是所谓的“分化”。过去的“增量经济”下的特征是“鸡犬升天”,“小的就是美的”,过去我们也常说“屌丝逆袭”,虽然这个词汇不雅,但却反映出那是一个机会比较多的时代。

   远川 :分化背景下,您觉得普通人有什么机会?

   李迅雷 :机会还是有的,主要是结构性机会。从历史演进来看,中国21世纪初进入商品过剩时代,当时的资产还是相对稀缺,所以2006年时我提出要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即投资加杠杆。但是,当大家纷纷加大资产配置比例,过了十余年后,随之而来就是资产总量过剩的时代。

  在商品过剩、资产过剩的时代,为了拉动经济,政府当局肯定会超发货币,超发货币的结果当然就是货币总量过剩,所以眼下是一个三重过剩叠加的时代

  但所谓的过剩指的是“总量过剩”,“结构性短缺”依然存在,因此对普通个体而言,在总量机会变少的背景下,可以把握的机会叫作“结构性机会”,因为这一类机会是长期存在的。

  《趋势的力量——分化时代的投资逻辑》

   远川 :您之前强调“今后投资机会主要在供给侧”,背后的主要逻辑是什么?

   李迅雷 :主要逻辑在于,中国目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而在货币过剩的情况下,又存在着结构性短缺。因此,我所谈的供给侧投资机会,其实也就是结构性机会,从投资角度来看,只要发现“结构性短缺”领域,便是获利的机会。

  未来,更为重要的是,你所供给的是什么东西。比如大米的供给,它的需求总量是有限的;或是猪价上涨,大家就觉得说养猪收入不错,于是纷纷养猪,供给增加,猪价下跌。而且从长远来看,伴随中国消费升级的进程,猪肉消费预期会下降,这一方面是由于收入提高后,消费升级,对牛肉等高价肉的消费会提升;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占全球18%,却要消费全球50%的猪肉,未来预计会有所下降。

  比如荷兰的光刻机就是不卖给中国,这就属于“核心技术”的短缺;再比如就是有些民族品牌类的高端商品,也存在短缺现象,即需求持续向上,对价格不敏感,但供给面依然不足。

   远川 :在当前国内经济减速换挡的时期,您认为结构性的投资机会将会在哪些行业中出现?

   李迅雷 :其实每个行业中,只要能找到所谓的“高端需求”、“有效需求”,就都是有机会的,就连钢铁业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比如说“特种钢”。不过单就“粗钢”来看,的确是产能和总量都过剩了。

  另外,虽然我们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但在某些领域的需求还是很充分的。比如生物医药行业,未来成长性就会比较高,特别是他们研发的一些治疗缓解心血管疾病或是抗癌的药物。未来随着人们的财富增多,都希望自己的寿命可以延长,因为钱赚得再多,也很难买到延年益寿的长生不老药。相同逻辑下,由于我们都认为“青春”是无价的,当有很多人想留住青春时,医美行业的需求便随之出现了。

  远川: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出来以后,您认为人口老龄化和区域结构性失衡两个趋势需要警惕,在这两个趋势下,您如何看待未来房地产市场?

   李迅雷 :总量上是存在过剩的,加之人口老龄化,对房地产需求也会下降。因为老龄化后,大家更愿意把钱投到一些期限较短的地方,比如说固定收益、权益类资产,或是变现流动性好的地方,不太愿意投房地产。另外,人口的老龄化也会导致我们的投资意愿下降,消费意愿增强。

  但结构性机会仍然存在,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来看,人口还是在往一线城市、二线城市集中,这个趋势没有变化,未来这些城市人口依然会是净流入,因此还是可以布局这些大城市的房地产,但问题就是当前估值太高,这是中国房价的一个特点。

  这其中关联着中国文化因素,中国人喜欢投资、理财、置产,而西方人在这方面需求就没有那么大,这跟我们东亚的文化背景是很有关系的。

   远川 :您认为近期通胀走势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约束大吗?通胀是短期困境还是长期困境?对今年的黄金怎么看?

   李迅雷 :美联储的主要目标是就业而非通胀,如果非农就业不达预期,那么美联储的收紧货币的时间还是会延后的,但我认为“taper”的动作美联储在第三季度末或四季度是有可能做的。

  就我的观点而论,当前的通胀大概率是一个中短期现象,持续时间或超过一年,这种通胀或许是对过去货币超发下的通缩是一种“补涨”,同时也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再就美联储放水后对美国金融市场的水位来看,应该也不算高,因为美国通过商业银行来创造货币的能力比较弱;中国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动机反而比较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央行不怎么扩表,可以不需要像美联储那样,释放那么多流动性。

  至于黄金,黄金价格短期取决于实际利率的水平,若实际利率往下走的话,对于黄金是有利的。长期则取决于货币超发的程度,黄金在2018-20年涨了不少,今年调整一下也是正常的,但未来前景依然看好。

   远川 :除了黄金之外,比特币在去年的“放水”行情下也有惊人的表现,那您对比特币后续的投资价值怎么看?

  李迅雷:比特币波动性比较大,这一特点使其很难成为一种货币,因此无法用在交易结算上。但它毕竟能够从这么多虚拟货币中脱颖而出,地位是摆在那里的,以后或许会是一个有限范围的投资品种,更像是一种资产。

  远川:不少个人投资者以及部分机构投资者,对于宏观的关注度并不高,您认为宏观对于投资的意义是什么?

   李迅雷 :宏观研究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研究,宏观研究可以让你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来判断大环境对自己的影响。现在之所以很多机构不配宏观研究员,主要是因为宏观服务非常开放,报告取得较为容易,大家对宏观研究员的需求也相对减少。

  但我觉得宏观也不能够简单停留在一些CPI、PPI的点评,或点评一下投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是多少等等,我觉得这种宏观格局太小。我心目当中的宏观研究,它既要有历史的深度,又可以在现实中有实际的应用性和操作性。

  但如果宏观没做到位,就是在给市场制造噪音,始终只是在解读政策,对高频数据作技术分析。我更希望看到宏观研究从成果能引导政策,而不是跟在政策之后。我也常说,我们看宏观要用望远镜,不要用显微镜去看,显微镜看到的都是细枝末节,但宏观它是一个非常宏大、且自上而下的一种研究模式,它更多关注的是“顶层建筑设计”。

   远川 :在“宏观-中观-微观”的链条上,请问该如何理解宏观的位置以及发挥的作用?

   李迅雷 :我觉得首先要指明大方向,我们常关注美联储利率是往上还是往下,这会影响通胀预期的方向。但从更加长远的角度看,GDP的增速都是持续往下的。这就是我的宏观分析不同之处,侧重社会发展大周期

  再举个例子,当我在研究历史时,发现中国历次改朝换代多少都与农民起义有关联性。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当佃农耕地的地租越收越多时,农民收入就会减少,导致社会收入逐渐分化。而长时间的和平,也意味着游戏规则始终不变,分化只会不断加剧,分化其实就是结构扭曲,结构扭曲最终就会导致经济从减速到负增长,最终触发战争。

  之后自上而下研究,就会往各个行业里面探究,而再往下就是探究个体的选择如何被这些宏观、中观的因素所影响。

   远川 :最后请教下,您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未来一段时间的判断大概是什么样的?

   李迅雷 :财政我觉得还是会偏紧一些,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宏观杠杆率已经过高了,故政府部门需要降杠杆,因为我们现在要保持经济的长治久安,财政支出就要细水长流。

  那么,未来几年在经济增速下行的趋势下,货币政策就需要相对宽松,尤其当财政政策不是太积极的时候,货币政策就不能太紧了。如果财政紧的话,货币也紧,则稳增长目标就可能很难实现,所以财政“紧”的情况下,货币可以适度松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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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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