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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侯龙飞
今天，一个消息轰然炸响中信证券61万股民，董事长张佑君“出事”了——被限制高消费。
5月13日，深圳前海合作区法院向中信证券及其董事长张佑君发出限制消费令。理由是一位台湾人余国菁与中信证券的证券投资纠纷而起。
小案件惹出大麻烦。当下，因公司案件败诉而被限制高消费的事件越来越多，有时候并不是还不起的问题，而是如何还的问题。因此在限制高消费这件事上，张佑君可以说是被躺枪，但又是可大可小且很令人糟心的事。
更值得关注的是，德林社查询发现，多家金融机构被余国菁起诉，除了中信证券之外，国泰君安深圳华强北路营业部同样被诉而其法人刘中同样被限制高消费。但是同时与余国菁有类似纠纷而被诉的建设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三家支行却未出现限制高消费的情况，而中信证券的麻烦算是最大的一家。
张佑君被限消，缘起于18年前证券投资纠纷。
2002年左右，余国菁以余崞清（第一代身份证）的名义在中信证券办理了证券基金账户，账号为30×××74。因该身份证无法升级为第二代身份证，而且该身份证也于2010年遗失，但余国菁在办理的时候，填写了相应的申请书资料。申请人处的签名为余国菁亲自签署，余国菁也知晓该账户的密码。
余国菁认为，虽然以他人名义办理账户的行为不妥，但其办理的账户及账户内资金应归其所有。随后余国菁向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根据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0304民初17962号”，该法院认为，原告余国菁立案时属台湾居民，故本案属于涉港澳台商事案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裁定该案应由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管辖。
2019年7月12日，前海合作区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裁定原告胜诉，但中信证券一直未履行给付义务。今年5月7日，余国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前海合作法院称，因中信证券未在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履行给付义务，因此对中信证券及其法人、董事长张佑君发出限消令。
作为A股龙头券商的董事长，张佑君被限消，一定程度上将影响公司今后的日常经营。但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前海合作区法院发出限消令的当天，中信证券还发布公告，公布了其2020年第九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结果，但“限消”一事并未提及。
值得一提的是国泰君安证券深圳华强北路营业部也因为类似情况而被余国菁诉至法院，同样该营业部法人刘中也被限制高消费。
另外，根据裁判文书网，几乎同时被余国菁诉至法院的还有中国建设银行八卦岭支行、中信银行深圳深南支行、招行银行深圳深纺大厦支行。但是，这三家银行从公开资料查询均未显示相关法人或主要责任人有因此被限制高消费的情况。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这一相关案件中，三家银行的处理要比这两家券商的处理更为到位。而处理最差的，当属中信证券，最终被告和责任人居然不是营业部，还是中信证券总部且还导致董事长被限制高消费。
按理，这种案件不会一步步升级成被强制执行的境地，尤其是还升级为中国龙头券商的董事长被限制高消费。这也可以看出，中信证券内部对该事件的处理明显不够及时和得当，才会导致如此贻笑大方的行业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有媒体虽然指出余国菁之前涉诈骗案件。但德林社仔细查阅相关判决文书发现，起诉中信证券等金融机构的余国菁虽然也为台湾人，但出生日期为1951年3月16日，而曾是犯诈骗罪的余国菁则出生于1950年6月21日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县，因此两人应该并非同一人。
回到案件主角张佑君，其则是中信证券的元老级人物。张佑君于1995年中信证券成立时即加入公司，2016年1月当选为新一任董事长，并在2019年12月获得连任。
董事长被限消是否属于重大信披事件，在新证券法虽未明确，但有上市公司有过类似披露。因此，参照这两年来的披露惯例应属于重大信息。而股民最关心的无疑是下周的股价表现，作为市值3030亿的券商股，中信证券下周一的走势值得关注。
中证协近日向券商下发了《证券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指引》的征求意见稿，要求证券公司建立声誉风险管理制度和机制。而中信证券的这一机制明显反应太弱太慢太不专业。
对于中信证券来说，董事长被限消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后续公司又将如何处理，德林社还将持续关注。
责任编辑：陈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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