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由国融证券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26届(2022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在京举办。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资本市场:新理念 新生态 新格局”。中国人民大学营商环境跨学科交叉平台首席专家叶林参与圆桌论坛并发表观点。
叶林:刚听了四位老师的看法以后,我脑子里呈现了两张图,第一张图是某一个自来水厂所生产的自来水,通过了一个管道,层层的管道,最后到了居民的家里,你在前端测量水的清洁度或者卫生指标有可能蛮高,但到家里居室再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发现指数就下降了。这是我看到的第一张图。
看到第二张图是,我们有一个理想和现实,我们的老师有的时候是从一个理想主义的前端看问题,但是中间有一个黑箱,这个黑箱不是一个贬义词,然后我们看到输出结果。而今天我们的评价是我们对于输出结果满意吗?因此,我的问题变成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前端对不对?我们中间的管道对不对?以及你看到的结果如果不符合你的预期,偏离了你的个性化的期待还是是制度设计的问题?所以,我再举两个非常简短的例子,比如讲到政策性问题,我是非常觉得我们的执法带有蛮强的政策性。但是,我深切地理解到,当你原本想把一种政策性的东西变成一种制度化的东西的时候,你所遇到的阻力之大。举个例子,上市公司监管条例到现在制定了吗?我们为此付出八年时间,坚决不同意。
我举一个例子,监管机关说,这个条例出来以后,我们上市公司监管就踏实了,这个工具就有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这个工具。所以,箱体部分是我们关注的还是不关注的,我其实并不关心结果,结果好坏都不重要,关键是箱体对不对。大家特别重视法治,这一点特别重要,但是这个法治又有高水平的法制和低水平法制,比如美国法,比如现在大家讲模式的时候,其实美国法之所以被认为是资本市场当中最重要的典范,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事后救济部分,就是诉讼制度的发达支撑这个职场,注册制也是这个原因推动起来。德国人是前端控制,前端控制好一点,出现的问题少一点,是两个完全不同逻辑。焦首席刚才讲到,因为做行政和解和当事人承诺的时候,我们几乎全程参与过来,非常理解。徐明也是一样的,中国三个交易所,深交所董事长是现在证监会主席,是人大的校友,黄纪元也是人大校友,徐明也是人大校友。交易所本身每走一步前世都挺难的,我给中国市场起了这么一个名字,我都同意大家的观点,但是我会叫做发展中或者叫烦恼中的成长,或者成长中的烦恼。
叶林:因为我是做法学研究的,其实每次到晓求老师参加经济学、金融学讨论,一直特别担心,有些事情时时扎你的神经,没有办法。
我在想另外一张图,如果大家以0周岁到一百岁老人年龄段划分,中国的股票市场理解为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还是10-18岁的半成年人还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或者是耄耋老人,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功课,能不能说好三年可以成年,这个过程有点长。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期待很好,但是需要过程。
第二,我们在统计资本市场的时候,的确有不少疏漏。我们在期货做这些事情,我们把期货市场放进来,如果把银行间市场放进来,作为资本市场组成部分,一百万亿存量,算不算进来。所以,我们讨论资本市场,先做一个外延,包括银行间市场,包括三个证券交易所+四个期货交易所,这些东西全部拿进来,明年做这个东西,市场到底在做什么,再看经济、融资、服务实体方面。
我们可能以股票市场替代的那个,而且证券法也好,现在正在起草的公司债、信用债条例,其实会把一百万亿存量市场都放进来,这是非常大的事情,甚至交易所市场根本没入眼,因为交易所市场债券太小了。
(吴晓求:债券市场140万亿。)
叶林:主要是在银行间市场。放不放进来这是一个大事。
第三,涉及到对于市场结构理解,回想国刚老师刚才讲那段话,我看过美国交易所的一个历史,研究过它的历史,其实我注意到非常有趣的是,它的交易所是从民间发展起来的交易所,最后被政府接受,而被特许。我们国家是从生的那一天开始,就要指标。所以,是不一样的发展逻辑,是不同的逻辑,所以,会产生不同规则。
其实还有一个刚才提到的量化的事情,因为特别巧,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想这个事情,想起来我们国家民法制度的改变,相信跟这个异曲同工,中国几十年前就给农民承包土地,我们认为这是农民的命根子,突然有一天有人说承包地要收回来,农民要造反。但是我们也知道农民承包的地生产效率不可能高,但是那是他养命的东西,所以我们说承包地不变,集体土地所有权也不能变,两个不变中间下就创造农地的三权分制,创造经营权制度,用这个东西嫁接两个意识形态。
讲到量化,逻辑是一样的,量化绝对会驱赶散户,但是散户被驱逐并不是量化本身的问题,而是制度结构本身就想让散户离场,但是没有人敢说这句话,所以我们才会说,为什么鼓励各种各样基金、财富管理、各种各样的机构投资,希望散户拢到一起,不希望这个市场上有1.9亿的散户,我们希望这个市场可能有一千万机构,但是每个散户都通过机构,通过组合投资的方式拥有财富,然后进行管理,相信这个逻辑。
(吴晓求:学法律的有很强的金融学的理念。)
叶林:跟你学的,我们90年代开始研究股票,到现在,30年,印象很深。所以,我觉得怎么看这个事情变得很麻烦。我的结论就是,如果我们以年龄段划分,特别巧,那边是未成年人,越未成年越开心,快乐感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年龄越大越担忧。中间的比较好办,你们愿意开心就开心,愿意担忧就担忧,反正我不着急。
叶林:很多人都当过独董。第一,康美药业这个事情,独立董事判的责任够轻了。证券法规定全部连带,24个亿,不是一两个亿,法院玩了命已经压到5%、10%,你说还是高,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因此判决是正确的,结果令人伤心。第一个可怕的地方在这。
第二,更可怕的是现在正在修改《公司法》,如果晓求老师看看现在的187、189、190条草案,会发现比这个还厉害,所以,别说《证券法》85条多少厉害,下面面临《公司法》187、189、190条更厉害。这就是现在的逻辑。
叶林:而且全国人大《公司法》修改小组报告当中明确讲到制度创新就是加强董事责任。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老师们的观点,我都同意,他们观点都对,但是逻辑不一样,每一个点都对,但是每个逻辑可能连接起来会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逻辑,讲到美国法的情况,全国人大领导专门去美国考察过,发现独立董事适用场景的区别,现在从2001年证监会开始,包括讲到关注少数股东利益,明确第一次用“关注”两个字,是指导意见当中的一句话,但是在美国法当中强制用独立董事制度的是交易所规定股权分散度当中没有控股股东,没有控股股东必须设独立董事,有控股股东设不设是自己的事情。这个逻辑表达的是什么东西呢?被控股股东选出来的独立董事,监督控股股东逻辑不成立。所以,如果这个逻辑是成立的话,紧接着问题就是在不同的公司结构当中,产权结构当中的公司,独立董事发挥的作用不一样,或者功能不一样,我们不能拉平一件事情,所有公司独立董事职责都是一样的,没门。所以,我把中国2001年指导意见叫做往一股独大结构里面掺沙子,所以坏还是好呢?总比全是那个水平要强。但是说它好在哪儿去,真好不到哪儿去,我非常同意这个逻辑。所以,我们要分类处置董事这件事情,不是一刀切,叫做功能主义,不同产权结构下导致功能作用不一样,不能强求一律。这是第二个结论。
第三个结论,我有一个特别阴暗的想法,中国这个事情,有的时候特别不好说股权分散度高了就好了,股权分散低了就不好。交易所可以做一件事情,公司股东怎么不分红呢?或者公司股权集中度太高,风险度比较高,划十个指数出来,关于分红设计一个指数,股权分散度设计一个指数,历史上劣迹设一个指数,让市场评价股价,瞬间可以把它们打回原形。我以我对管理学的理解,董事会是议会吗?董事会是论坛吗?董事会是咨询委员会吗?董事会是橡皮图章吗?董事会还是决策结构,别期待太高,没有这个环境,没有这个土壤,长不成东西。这是我的理解。
(吴晓求:场景很重要,离开场景谈完全不是一回事。
刘纪鹏:你说分散的情况下独立董事,中国企业一股独大,用什么样的治理结构?)
叶林:变成咨询委员会就好了。
责任编辑:常靖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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