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降低“三育”成本

　　文/蔡昉

　　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多年来关心的问题。此次会议，我围绕如何通过降低“三育”成本来提升生育率提出一些个人观点。

　　一、中国过早出现的低生育率及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1．中国面临“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这一社会现象已发生在多数发达国家，并且其老龄化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平。发达国家包括挪威在内，很早就进入老龄化，现在老龄化程度也比较高了，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同时，我们也看到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程度迅速赶超。除了一般规律之外，中国人口老龄化还有三个特点。第一，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老龄人口。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是18%多一点，未来会继续下降。但是，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占到世界20%左右，并且将来还会保持在这个比例，也就是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老年人口总量。第二，中国老龄化可能是全世界发展最迅速的。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将率先在老龄化程度上赶上发达国家，超过发达国家，然后才会慢慢地平缓下来。第三，未富先老。中国老龄化是在人均GDP比较低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按照老龄化来排位的话，中国老龄化的世界排位远远超前于人均GDP的世界排位。这三个特点应该成为未来需要把握的重要国情。

　　2．中国正在经历“未富先小”。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相对过去正在逐渐变少。15-59岁劳动人口自2010年达到峰值后，近10年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平均以每年几百万的速度减少。这说明劳动年龄人口正在逐年萎缩。与此同时，预计我国可能在2025年之前还会达到人口总量峰值。届时，我国人均GDP或将达到1.3-1.4万美元，并不算富裕。这种现象应叫做未富先老。同时，由于劳动人口减少，人力资源紧缺，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缩小以及资本回报率下降等等一系列冲击，我国经济发展从供给侧逐渐减速，未来将遇到更多的需求侧制约。

　　从未富先老再演化下去，可以说正在出现未富先小。相对来说，过去人口不断变大，但是现在开始在变小。中国有两个重要的人口变化转折点。第一个是2010年，15-59岁的劳动人口2010年到达峰值之后一直是负增长，每年以几百万的速度在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在萎缩。第二个是2025年之前，可能会达到人口总量的峰值。第一次人口转折点带来劳动人口减少，人力资源紧缺，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变小，以及资本回报率下降等一系列冲击，导致潜在增长能力和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已经降下来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过去十年的情况。第二个转折点，2025年之前人口达到峰值后经济增长会越来越遇到需求侧的制约。第一次人口转折点导致中国供给侧的新常态，第二次人口转折点将导致中国需求侧的新常态，并且越来越会制约中国的经济增长。

　　二、中国扭转低生育率的机会仍然存在

　　1．扭转低生育率的关键在降低“三育”成本。中国当前总和生育率为1.3，低于世界很多国家，大幅度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率（2.1）。《柳叶刀》一篇文章曾指出，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妇女接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和避孕工具的可获得性。然而这两方面均为社会进步的产物，因此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或将无法避免。然而，这是指从很高水平向更替水平下降。从低于更替水平向上回升，则另有影响因素。根据我国国情，为使我国生育率回升至尽可能接近2.1，我国政府提出降低“三育”成本的政策，即通过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来促进生育率的提升。该政策或将在很大程度改善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现状。

　　我们还有没有机会来扭转低生育率的状态？全球有生育率高的国家，比如一个家庭平均有5个、6个孩子，也有像中国一个家庭平均1.3个孩子这样低生育率，还有低于中国大陆的，例如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还有韩国总和生育率都接近或者低于1。联合国在调查人们生育意愿的时候，发现不管在什么样的国家，在非洲也好，北欧也好，大多数回答两个孩子是希望要的家庭规模。也就是说，2.1的更替水平生育率大体上也是意愿生育水平。但是，实际生育率不是这样，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家庭面临着不尽相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和制约。要使生育率往上回升到尽可能接近2.1的更替水平和意愿水平，我国政府还是抓住了关键，提出降低“三育”成本的政策。“三育”成本降下来，生育率回升就有希望。

　　2．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因素：高抚养成本。

　　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主要因素：

　　（1）生育年龄与就业年龄和收入年龄不对称。我国当前处于最佳生育年龄即20-34岁的年轻人，尚处于职业的艰难攀升曲线上，其收入往往较低，并且工作不稳定。因此这两点成为影响当代年轻人生育的主要原因。

　　（2）时间预算约束影响生育意愿。国家统计局曾在2018年研究得出，一个中国人平均每天在创造GDP活动上花费的时间为311分钟，花在不创造GDP的活动上的时间为164分钟（其中主要从事于家务劳动和照料等事项）。两者比例为1：0.53。因此，一些经济学家设想，若将家务劳动计入GDP活动，那么我国GDP将可提升53%左右。调查指出，中国女性平均每天花费15%的时间用于家务劳动。由于中国妇女就业率高，很显然大部分女性没有足够时间与精力照顾孩子。因此时间预算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生育水平。

　　（3）缺乏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障。当前我国非正规就业率已高达30%。这类就业人员往往薪酬较低，就业岗位不稳定，同时缺少社会保障，因此使得生育意愿下降。并不是缺岗位，而是一些群体就业和社会保障的稳定性不足，使得生育意愿下降。非正规就业近几年看上去减少了，因为政府加强了对市场主体的注册登记，统计上也逐渐归列到其他不同部门，但是总的来看把自我就业和不被登记的就业加在一起的比例目前还高达30%左右，意味着就业的非正规性还是很明显的。

　　（4）社会流动性差降低生育期望。相关数据指出，我国城市人口中约有71%的人拥有城市户口，可以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拥有社会保障。而29%没有城市户口的人中大部分来自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和就业不稳定，无法享受与城镇人口一样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险等基本公共服务。同时由于新一代劳动者社会流动性差，其在改变社会地位、收入分组、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等方面均遇到很大的障碍，因此影响生育意愿。社会流动性差会降低对孩子未来发展的预期，从而降低生育意愿。同时，农村的户籍人口中只有66%还在农村，农村有34%的劳动力流出来了，这34%和城市的29%是一回事，大概2.6亿人口，这部分人没有能够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影响生育意愿。社会学家对社会流动的定义是父母这一代人对于孩子改善收入地位抱多大的期望。社会流动性差就意味着父母一代对自己孩子改变收入地位的期待并不太高。对孩子期待不高，为什么要把他生出来？因此一些人是不愿意生孩子的。

　　三、三次分配领域改革可以改善低生育率

　　1．初次分配领域。初次分配领域对于改善低生育率最为重要的是户籍制度改革。该项改革能够有效提高城市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性，稳定工作岗位，并将他们纳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此来提高农民工群体生育意愿。

　　2．二次分配领域。再分配领域的改革关键在为所有人平等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保障服务。这有助于缩小贫富收入差距，解除家庭后顾之忧，从而提升低收入群体生育期望。　

　　3． 三次分配领域。三次分配领域除通过企业捐赠、慈善事业和志愿者活动来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外，企业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例如，通过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减少员工加班时间等等来提升居民生活满意度，从而有利于提升生育意愿。

　　注：本文为蔡昉在中改院和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合作举办的2021中挪社会政策论坛上的发言（经本人审阅）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