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窗系列（一）：出口的三种竞争力 | 民生策略|竞争力_新浪财经

文：民生策略团队

联系人：牟一凌/王况炜

【报告导读】无论是外部的贸易条件，还是海外需求的强弱，都不是中国出口企业所能决定的。担忧外在的不确定性固然合理，但不应该忽视研究中国出口的竞争力：向产业链上游突围、以价换量、开辟新市场和出海，都是曾经行之有效，当下也仍有潜力的出口策略。我们从上述几点出发，在中观行业层面，细致地描绘了中国出口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Summary

摘要

1 中国在全球经贸环境收紧时，出口占全球份额仍逆势而上，原因值得探寻。

进入2022年后，由中国贸促会编制的全球贸易摩擦指数常达到100以上，但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仍然逆势而上，2023年相较2022年和2017年分别提高0.1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达到14.6%。当前，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在梳理外部可能出现的贸易壁垒之外，我们想从另一个角度评估中国出口的未来，那就是中国可以打出的“手牌”：在上一轮贸易摩擦中可行、有用的应对之策。

2 中国出口的三种竞争力。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出口结构也有短板：比较优势集中在产业链后端，意味着容易被上游环节“卡脖子”，在面对贸易壁垒时，第一种竞争力体现为可弥补这一短板的向产业链上游突破，在2017-2019年，在全球价值链衡量体系中的18个农业和工业部门中，中国有5个部门都实现了产业链的向上突破，其中制造业还实现了出口的“量价齐升”；第二种竞争力更加可控和行之有效，即“以价换量”，2017-2019年，在HS的2位编码分类下，中国在占出口金额78.6%的商品上实现了在全球的份额提升，而61%的商品是通过“以价换量”实现的。第三种竞争力是开辟新市场和转口贸易，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中国对美直接出口金额占比虽然下降，但在全球供应链重要性依旧，表现为全球各国对美出口的增加值的中国占比上升；此外，中国以外贸的“新三样”和“老三样”作为拳头产品，同时加速布局海外子公司，通过在东道国“生根”的方式牢牢抓住市场。2017年至2022年，全A中有海外子公司的上市公司，其海外收入占比相较没有海外子公司的上市公司的差异拉大。

3 “三种竞争力”目前仍有潜力。

首先，中国有更多的部门向产业链上游延伸，2019-2021年间，中国在一些中间品和资本品生产部门的产业链位置向上移动，例如非金属制品、机械、金属等。其次，由于海外的价格大幅上涨，反而给予我们“以价换量”的机会，从中国出口商品的海内外相对价格来看，仍有占据出口金额超过4成的商品具备降价空间；从上市公司海内外毛利率来看，电子、通信设备、电气设备、计算机设备等“新”强势出口品种降价空间也较为充足。最后，“出海”的队伍虽在“缩圈”，但“出海”对于行业内个股选择有意义，由于“逆全球化”加速，中国对外投资的步伐有所放缓，上市公司口径下，2019-2022年间“出海”的公司广度及平均拥有的海外子公司数量都相较2017-2019年时减少。但“出海”对于单个企业来说，是超越同行的机会，机械设备、电气设备、轻工制造、计算机、农林牧渔、国防军工等行业中，部分能力更强的公司在深化出海战略，相较同行更容易获得海外份额。

4 出口不止看外部冲击和边际变化，重视“内生因素”：

投资者对出口的担忧来源于“逆全球化”的现实和海外需求的边际走弱，而这两个因素实际上2023年已显现，当年中国出口份额仍取得了逆势增长，原因在于中国企业能够通过三种竞争力翻越出口的壁垒；现在，仍具备竞争力的行业并不在少数，我们相信，只要运用好中国产能的潜力，出口份额仍有扩张的机会。其次，从宏观层面，“出口”取得突破的可能性或大于“出海”，由于“出口”还具备突破壁垒的三种竞争力，而“出海”在海外投资限制增多、人民币汇率不十分强势的情况下，本身难以加速。从出口潜力来看，电气设备、轻工“突围”的能力较强；从出口稳定性来看，纺服好于家电。最后，“出海”的意义在于在同一个行业中寻找优胜者，我们找出了十个“出海有益”的行业。

风险提示：1）国内产业升级不及预期的风险；2）国内企业经营效率下降的风险；3）海外环境变化超预期的风险。

报告正文

贸易壁垒下的逆流而上

1.1 2018年后，全球经贸环境收紧

2018年由美国主动发动的对华贸易制裁是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加速的一大标志性事件，全球经贸环境承压。从重要性来看，一方面，这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国（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与全球最大的生产国（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之间直接产生的贸易摩擦，它的发生标志着“全球化”下追求利润和效率最大化的产业链发展秩序被打破；另一方面，从事后的跟踪来看，也是从2018年开始，包括美国在内的一系列西方国家在贸易和经济合作上的限制措施不仅出台的频率提高，限制程度也更深：除了2018年由美国以“301报告”发起的对华贸易制裁以外，美国于同年出台了《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对外国企业实施“实体清单管制”，2021年，作为当时中国第一大出口对象的欧盟也冻结了自2013年就开始谈判的中欧投资协定（BIT），同时，尽管日本于2020年11月加入了RCEP协定，但同时日本又在2022年加入了美国发起的经济合作倡议“印太经济框架”，标志着其加入了美国在关键供应链上“寻求供应链多元化”的阵营。

中国贸促会2020年编制发布“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对“逆全球化”这一现象之程度进行量化；该指数以2017年的月平均情况为基期（即2017年月平均=100），数值越大说明“逆全球化”情况越明显，每月发布一次。进入2022年后，该指数长期处于100以上，意味着当前全球贸易条件相较2017年时的环境有所收紧；2024年1-5月该指数的平均值为160.8，也超过了2017年的平均值。该系列指数还分国别和行业发布细分指数，从涉华经贸摩擦指数来看，2023年4月以来常常处于100以上，除2023年7月外，其他月份均高于同期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的数值，最高时一度达到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的10.3倍。

1.2 中国出口份额的“逆势增长”

然而，即使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还实现了逆势增长：2019年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较中美贸易摩擦肇始前的2017年提升了0.4个百分点，至13.3%；此后，在2020年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件之中，中国率先复工复产，以完备的供应链和较高的生产效率占据了更多市场份额，在2021年达到了全球出口份额的15.2%；到2022年，如上文所述，全球贸易摩擦频发，涉华贸易摩擦指数同样上行，但中国出口份额在2023年较2022年仍然实现了0.1个百分点的提升。

从细分类别上看，2018年至2023年间，中国在HS分类的二十一大类的十六个大类里都实现了全球出口份额的增长，其中更是有十一个大类，在2018-2019年就实现了出口份额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出口价值量最高的第十六类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以及在全球份额已经达到30%以上水平的第八类皮革制品、第二十类杂项制品仍然“百尺竿头，再进一步”。由此可见，中国出口的实力与面对外部冲击时的韧性，均不可小觑。

当前，面对更加动荡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在“特朗普交易”演绎之下，投资者不免对未来的“外需”有所担忧。在梳理外部可能出现的贸易壁垒之外，我们想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未来中国出口可能的走向，那就是中国的应对之策。从2018年之后中国出口逆流而上的经验中，我们找到了中国出口的三种竞争力，它们是中国能够应对上一轮贸易摩擦的根本因素，也应会对下一阶段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维持竞争地位起到关键作用。

中国出口的三种竞争力

2.1 第一种竞争力：产业链的向上突破

中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但出口的比较优势集中在产业链的后端，这虽然意味着离终端需求近，销售环节更长，但也意味着容易被上游环节的供应商“卡脖子”，我们以ADB数据库2017年的数据计算中国在18个农业和工业部门中的比较优势（RCA[1]），再以前向生产长度与后向生产长度的比值[2]衡量产业链位置，能够发现中国的RCA排名较高的部门均是产业链位置较靠后、靠下游的部门。一类是原材料和资源的“卡脖子”，另一类则是生产中的关键环节和技术的“卡脖子”。2018年及以后，美国、欧盟和日本都发布了不同的“出口管制”法案，即是为了在一些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起到对其他国家牵制作用，例如美国2018年出台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相对于过去的《出口管理法》新增了对新兴和基础技术的管制，欧盟在2020年开始正式实施的《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同样加强了对外国投资者在关键技术、基础设施和敏感信息获取等领域投资的审查，是技术“卡脖子”的另一种形势；2023年，日本发布了修改出口管制规则省令的征求意见稿，将23类高端半导体制造设备纳入出口管制。

[1] 比较优势RCA（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通过对比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商品或服务上的出口比重与全球该商品或服务的出口比重，来揭示该国家或地区是否具有生产和出口这一商品或服务的比较优势。如果比值大于1，表明具有比较优势；如果小于1，则没有比较优势。

[2] 前向生产长度：指的是从最终产品向上游追溯，产品被用于进一步生产或组装的阶段数量。较长的前向生产长度意味着一个国家在产业链下游拥有更多的生产环节；后向生产长度：指的是从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到最终产品所经历的生产阶段的数量。较长的后向生产长度意味着一个国家在产业链上游拥有更多的生产环节；前者相对于后者越大，说明越靠近产业链上游。

而面对这种产业链上游的供应链风险，中国厂商积极向上游开拓，避免了“卡脖子”，就2019年与2017年的数值比较，在这18个部门中，有5个部门都实现了产业链的向上突破，包括“其他制造”、“橡胶塑料”、“建筑”、“公用事业”、“皮毛制品”，其中的制造业——“其他制造”、“橡胶塑料”和“皮毛制品”在下一节的数据中也能看到，在2017-2019年期间实现了出口的“量价齐升”，即份额在全球提升的同时，出口价格相对进口价格而言也是上涨的。

2.2 第二种竞争力：以价换量

近年来，中国出口的“以价换量”仍在持续，我们在2024年1月发布的专题研究《“外卷”开启，实物崛起》中复盘了2023年中国出口所呈现的“以价换量”特征。在《2024年度A股中期策略展望：中流击水》中，我们论述了这种“以价换量”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降低企业盈利和资本回报。因此，投资者难免对此抱有负面的态度，但事情的另一面是，“以价换量”并非是一种没有门槛的市场竞争策略，只有具备运转良好的供应链、较高的生产效率、较低的生产成本和一定的产品竞争力，才能使得这一策略在应对外来的贸易摩擦时行之有效，“降价”的能力本身也是一种竞争力。我们将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以2018年2月为基期进行调整，用调整后的定基的出口价格指数除以进口价格指数，获得每一个出口品类的“相对价格指数”，这种方法是为了在衡量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涨跌时，剔除全球该类产品可能都处于上涨（下跌）趋势的因素，来分析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相对于全球价格的变动。当我们把2017-2019年间，中国在HS分类中各类产品的“相对价格涨跌幅”与中国在各类产品中所占据的全球份额变动放在一起时，会发现“以价换量”策略对于维持中国的出口大国地位效果斐然：在HS2位编码的口径下，中国在78.6%的商品中份额提升，其中，61%是通过“以价换量”实现的；从大类行业上来看，这其中既包括重要的中间品：第六类化工产品、第十五类贱金属产品，也包括重要的最后制成品：第十六类机电产品、第十七类运输设备。

此外，“以价换量”的隐性作用是：通过压降利润空间来达成市场出清的目的，也激励行业参与者进行创新寻找差异化溢价，这也是为什么在2017-2019年的贸易摩擦中曾经“以价换量”的十六类机电产品和十七类运输设备，在如今反而成为了中国出口的“新三样”，“量”升的同时，价格相对海外也创出新高；对需求端，更低的价格不仅能够帮助在原有市场维护份额，还可以满足更低层次市场的需求，我们将在下一小节中说明中国如何找到了新市场。

2.3 第三种竞争力：开辟新市场与转口贸易

2018年后，全球各国对美出口增加值中，中国所生产的增加值占比提升，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不可剥离的重要地位。我们通过世界投入产出表将各国出口拆解为四部分：（1）本国增加值；（2）中国增加值；（3）其他国家增加值；（4）重复计算，将各国出口中的中国增加值加总，再除以各国对美出口增加值之和，这一比例在2018年后迅速上升，表明中国对美直接出口金额占比虽然下降，但并未与原有的市场联系变弱。

中国开辟的新市场既有经济发达国家，也有新兴经济体，我们用各国从中国进口的份额，比上中国出口在全球出口的份额，来衡量中国在该国的进口商中的地位，比值越高，说明该国在进口时中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越高，大于1时表示该国对中国的进口对中国在全球的份额起到的是拉动作用。在2017-2019年之间，这一比值的中位数从0.74提升到0.81，意味着整体上来看，全球各市场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度提升；在计入统计的235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37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进口的依赖度提升，其中，有53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起到拉动作用（即上述比值大于1），新晋的对中国起到拉动作用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新西兰、利比亚、格鲁吉亚、赞比亚、刚果、帕劳等，非洲及太平洋国家[3]居多；而原本就对中国在全球出口份额起到拉动作用，2017-2019年拉动作用加大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越南等，主要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

[3] 一些太平洋岛屿国家可能因其“避税”属性，成为外贸的中转地，并不能说明对其出口增加代表开辟了新市场。

此外，我们选取了一些典型的在2017-2019年间对中国进口依赖加大的国家和地区，拆分其自中国进口的结构，发现对他们自中国进口增幅贡献最多的商品存在共性，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外贸老三样”和“外贸新三样”，例如“老三样”里的家具、家电（电视、空调），“新三样”里的汽车、光伏。可见开辟市场仍然要以优势产品作为主力军，而优势产品在2017-2019年的降价保证了延续原有市场份额的同时，又对接上更低层次的市场需求。

而为了开辟新市场，除了需要有对应的产品以外也需要厂商主动拓展渠道，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在海外开设子公司，无论是研发、生产还是销售放在东道国，都有利于加强与东道国市场的紧密性，从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中，我们发现中国企业自2013年起就加大对海外市场的布局，平均一个上市公司所拥有的海外子公司（除避税天堂以外）个数，从2013年的2.66个，到2017年时增加到3.81个，到2019年时增加到4.38个，近4成的上市公司拥有海外的子公司，2017年至2022年，全A中有海外子公司的上市公司，其海外收入占比相较没有海外子公司的上市公司的差异拉大，分行业来看，计算机、通信、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家用电器、轻工制造、农林牧渔、国防军工、食品饮料和采掘中，拥有海外子公司对于提高海外收入占比越来越重要，表现为在同一行业中，拥有海外子公司的上市公司其海外收入占比相较没有海外子公司的上市公司差异加大。

“三种竞争力”的潜力

3.1 中间品和资本品向上游延伸，具备涨价潜力

从2017-2019年的经验中能发现，其他制造、纸制品、橡胶塑料、皮毛制品的中国制造商向产业链上游移动，既避免了“卡脖子”实现了份额提升，还在此过程中完成了价格的上涨，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厂商本身就已经在这些行业里占据了较高的市场份额：2017年，“其他制造”对应HS分类第二十类杂项制品，中国在全球份额为41.1%；“纸制品”对应HS分类第十类纸制品，中国在全球份额为10.2%，全球份额排名第二；“橡胶塑料”对应HS分类第七类塑料及橡胶制品，中国在全球份额为13.1%，全球出口金额排名第一；皮毛制品对应HS分类第八类皮革制品，中国在全球份额为30.3%，在这样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的同时，厂商进一步向上游拓展，意味着对产业链的掌控力和话语权加强，因此议价能力能够提升。

而在2019-2021年间，中国有更多的部门向产业链上游延伸，以前向生产长度与后向生产长度的比值来看：化工、金属、纸制品、能源、食饮烟酒、木制品、非金属制品、机械、公用事业的产业链位置向上移动，在全球的排名也向上移动。考虑到2017-2019年时能够涨价的是原本就占据了较高市场份额的部门，上述向产业链上游突破的部门中，非金属制品、机械、金属、纸制品涨价的可能性更高。

3.2 降价空间：43.6%的商品仍可“以价换量”

“以价换量”的背后是拉大相对于海外竞争对手的价格优势，而这种优势的拉大有时并不单单依靠自身在绝对意义上的降价，而是因为竞争对手大幅提价所带来的。尤其是在2020年全球供应链动荡之后，以HS分类来看，即使中国出口的商品在定基出口价格指数的衡量下，价格是趋于上涨的，但相对于海外价格（以定基进口价格指数衡量），价格却明显下降：以2018年2月为基期（相对价格=1），截至2024年6月，HS总指数的相对价格已回落至0.35，粗略地从平均意义上来看，中国商品价格是海外商品的3.5折。

从2017-2019年的经验来看，“以价换量”对于保住出口份额效果较好，2021-2022年中国出口相对价格大幅下降，也解释了为什么在2021-2022年中国出口增速始终较高。从细分品类来看，2017-2019年实现了“以价换量”的品类共同特点是相对价格在0.8以上，以此标准筛选当前可能实现“以价换量”的品类，主要有第十三类非金属材料、第五类矿产品、第七类塑料橡胶、第十七类运输设备、第十六类中的85章电机电气设备、第九类木制品，上述品类2023年出口金额加起来共占中国总出口金额的43.6%。

我们还可以从A股上市公司的毛利率角度来衡量这种降价空间是否真实存在，如果当前这些出口品类所对应的行业毛利率水平较高，特别是如果海外毛利率水平高于国内毛利率水平，则为降价出口留下了充足空间。从对应行业上市公司的毛利率所处历史水平、海外与国内毛利率的对比来看，上述在宏观层面具备“以价换量”的出口品类，在微观层面大多能够得到验证，仅第十七类中的汽车、航天装备、航空装备由于海外毛利率低于国内，且毛利率整体也处于中间水平，如果要进一步在出口上“以价换量”，意味着公司毛利率低的业务收入占比提高，会造成整体毛利率的加速下滑，可能回落至2010-2013年间的低水平。

3.3 开辟新市场：“出海”的队伍在“缩圈”

2018年后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分项中长期处于高位的是进出口限制措施，例如进出口许可要求、配额、监控和禁令等，这与上文中我们提及的一些发达国家实施的“技术壁垒”和限制投资的政策不谋而合，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将供应链“缩圈”到本国的控制范围内。而正由于这种环境的不利因素，现在实施“出海”战略对公司的能力要求也更高：2019年-2022年间，中国对外投资的步伐也有所放缓，以上市公司数据为例，“出海”的行业内部以及行业内的海外子公司数量都相较2017-2019年时减少。我们计算了可出口的各个行业中，具有海外子公司的上市公司占行业总上市公司数量的比例，来衡量各行业中“出海”战略涉及的上市公司广度；同时计算了可出口的各行业中，平均的海外子公司数量，来衡量各行业中企业“出海”的深度；通过一张散点图来比较2019-2022年这两个指标的变化和2017-2019年这两个指标的变化，能够发现2019-2022年的散点相较2017-2019年的散点明显向左下方移动，从这两个数据来看，上市公司“出海”的广度，以及“出海”的深度都不及上一轮面临贸易摩擦时的水平。分类来看：（1）全行业在广泛加快“出海”战略的是：通信、食品饮料、汽车、电子、钢铁、有色金属，其中通信和食品饮料在2017年之后“出海”对于提升海外营收效果显著；（2）“出海”在行业内部更加广泛的是交通运输；（3）行业内部“出海缩圈”的是：机械设备、电气设备、轻工制造、计算机、农林牧渔、国防军工等，这些行业也被证明在2017年之后，“出海”有利于提升海外营收，这意味着在这些行业中，仅有部分能力更强的公司才能够维持出海战略，并获得海外份额，在行业内选股时，“出海”是一个对“外需”正向的因子。（4）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行业落入了“出海”减速带之中：建材、家用电器、传媒和采掘，行业内有海外子公司的上市公司占比减少，行业内平均每家上市公司拥有的海外子公司数量减少。

3.4 基于出口“三种竞争力”的行业比较

从外在因素来看，中国出口当前确实面临了比2017年-2019年间更加复杂的环境。从细分行业来看，不论是中国出口的“新三样”还是“老三样”，都存在贸易摩擦风险，2022-2023年仅“老三样”中的纺织行业的经贸摩擦指数处于低位。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自身也在积蓄应对这些外在挑战的能力，正如上文我们论述的那样。

按照面临的经贸摩擦风险进行分类，2023年时横向比较来看，风险最大的机械设备、运输设备、电子、化工、轻工中，应对能力最强的是电气设备和轻工，电气设备具备降价空间，可以“以价换量”，电气设备还能够通过向产业链上移避免“卡脖子”，出海的深度也在提高，轻工中的部分细分行业也如此。经贸摩擦风险处于中位水平的有色金属、农业、钢铁中，有色和钢铁作为中上游行业，中国厂商实现了向产业链上游的扩张，避免被从资源端“卡脖子”，稳定性在增强。经贸摩擦风险最低的纺服、采掘、食品饮料和建材，除纺服偏出口以外，其余行业的海外营收占比还较低，受“外需”拉动不强，从稳定性的角度来看，同样作为“老三样”的纺服或好于家电，因其贸易摩擦程度较低，但家电中可寻找“出海”缩圈中领跑的优胜者。从品类上来看，通过中间品、资本品拉动出口份额应是未来的趋势，具备三种竞争力潜力的行业更多集中在生产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行业中，最终消费品仅轻工制造、食品饮料具备一定潜力，而这两类行业中的上市公司，其海外营收占比并不算高。

出口：防守进攻，不应悲观

出口本身是一个系统性的结果，外在的贸易壁垒和“外需”的边际变化并不能完全主导中国出口的增长和份额的扩张，考虑到中国的“内生”因素还有积极变化的潜力，投资者对出口或许不应过于悲观。从2021年以来，中国出口的高景气可能被认为是乘上了公共卫生事件后率先“复工复产”的东风，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在2022年后，在全球生产逐步恢复正常化且经贸条件收紧的环境中，中国为何还能扩张出口份额。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企业能够通过多种策略来应对眼前的难题，翻越出口的壁垒，我们将这些策略总结为中国出口的“三种竞争力”。而现在，仍具备这“三种竞争力”的行业如上图所示，并不在少数，我们相信，只要运用好中国产能的潜力，出口份额仍有扩张的机会。其次，从宏观层面，“出口”取得突破的可能性或大于“出海”，由于“出口”还具备突破壁垒的“三种竞争力”，而“出海”在海外投资限制增多、人民币汇率不十分强势的情况下，本身难以加速，这一问题我们在中期策略《中流击水》中做过详细论述。最后，“出海”的意义在于在同一个行业中寻找优胜者，我们筛选了十大“出海有益”的行业：计算机、通信、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家用电器、轻工制造、农林牧渔、国防军工、食品饮料和采掘，对这十个行业而言，单个上市公司所拥有的海外子公司越多，其取得“外需”的能力可能越强。

5 风险提示

1）国内产业升级不及预期的风险。若国内产业链在资源端和技术端提升的进展不及预期，可能对制造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从而拖累出口。

2）国内企业经营效率下降的风险。若国内企业无法继续通过“降本增效”维护合理利润空间，“以价换量”的出口策略或难以实现。

3）外环境变化超预期的风险。海外地缘政治、需求、贸易政策若出现超预期的变化，可能会对中国出口造成不利影响。

证券研究报告：世界之窗系列（一）：出口的三种竞争力

对外发布时间：2024年8月15日

报告撰写：牟一凌 SAC编号S0100521120002 | 王况炜SAC编号S010052204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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