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野：“斯塔默所做的，是把工党所有左翼都踢走了”|左翼_新浪财经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袁野】

随着英国和法国大选尘埃落定，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极右翼正在欧陆各国攻城略地，风头无二；另一方面，左翼政党却在英国取得了史诗般的大胜。大不列颠如此不走寻常路，好似他们又“脱欧”了。

对此的解释不少：有说英国左和右都没有那么鲜明的，有说英国老百姓不在乎左右的，还有吹捧英国政治文化温和不走极端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拆解它：英国真的“向左转”了吗？

工党如今“比右还右”

答案很明确：没有。

虽然英国工党的名字里还带“工”，但它早就不是左翼政党了，充其量只能算是中间派。早在上世纪90年代，该党就在托尼·布莱尔的领导下“脱胎换骨”，采取了中间立场，并改名号为“新工党”，将社会民主主义元素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合起来。

新工党不再强调公有制，转而拥抱市场原则，政策转向鼓励就业和减少对福利的依赖，还热衷于对医疗和教育等领域进行市场化改革。13年执政期间，布莱尔和戈登·布朗就是这样做的，以至于40%的英国选民认为，今日的工党和保守党没有实质区别。

2010年下台后，埃德·米利班德领导下的工党试图找回一些左翼色彩，这一努力在杰里米·科尔宾任上加速，工党重拾了将公用事业和铁路国有化的主张，并强烈反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结果2019年大选失利后，党内中间派“反攻倒算”，新党魁基尔·斯塔默竭尽全力与左派切割，科尔宾于2020年被冻结党籍，在本次大选中更是被禁止作为工党候选人参选。

7月5日，基尔·斯塔默在英国伦敦参加选举获胜的庆祝活动新华社

如今的工党称得上“比右还右”。亿万富翁约翰·考德韦尔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提出了一套出色的价值观、原则和发展英国的方式，与我作为商业资本家的观点完全一致。”《华盛顿邮报》也在一篇对斯塔默的简介中写道：“他年轻时是一家托洛茨基派杂志的编辑，但他今年把‘创造财富’作为工党政纲的核心，从而取悦了资本家。”“基尔所做的，是把工党的所有左翼都踢走了。”

“踢走”可不是形容词：2019年，工党党员人数在科尔宾任上达到了53.2万人的峰值，而2024年则下降到不足3.7万人。今年大选前，工党禁止党内几位知名的左翼候选人参选，包括费萨·夏馨和黛安娜·艾勃特，引发了不小的风波。“如何解决西方世界最严重的儿童贫困问题？影子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愤而退出工党的德比大学社会学讲师伯顿·卡特利奇说，“工党将如何解决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问题？显然，更多私营部门的参与是灵丹妙药。”

在选前接受采访时，雷切尔·里夫斯甚至将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策引为榜样，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2013年这位“悍妇”离世时，英国劳工们曾为此上街庆祝。

工党在此次大选中承诺将减少公共支出，降低债务，不增加所得税，并支持拜登在加沙问题上的立场，没有丝毫左翼色彩，与保守党真正如出一辙，天知道斯塔默怎么敢用“变革”作为主打的竞选口号。当然，英国选民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但他们没得选。

民粹右翼异军突起

虽然“左翼政党”在英国大胜了，但极右翼并没有失败，他们也是胜利者。

本次大选的投票率仅有59.9%，是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相较于上一次大选（67.3%）大幅下降。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粹主义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Reform UK）的异军突起，该党获得了14.3%的普选选票，仅次于两大党位列英国第三，这对一个2018年11月才成立的党来说堪称佳绩。在英格兰东北部一些较贫穷的选区，英国改革党吸引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普选票。

该党党首是我们的老熟人——促成英国脱欧的“功臣”奈杰尔·法拉奇。自1994年从政以来，法拉奇曾7次竞选国会议员均折戟沉沙，这一次终于成功杀入了威斯敏斯特，这本身就足以说明英国政治气候的改变。

法拉奇视频截图

对保守党来说，改革党的崛起堪称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分析人士认为，托利党之所以败得如此之惨，主要是因为右翼阵营陷入分裂，许多保守党选民转而支持改革党。但即使如此，保守党的实际表现也已经超出了许多分析家的预期——一些民调预测保守党拿下的席位不会超过100个，但该党实际还是保住了121个。这两个右翼政党的普选票份额之和（38％），其实已经超过了工党（33.8％）。

挟持着这股民意，法拉奇高调地竖起了“造反”的大旗。针对选举结果，他宣称：“对建制派的反抗正在进行”。尽管改革党主要蚕食的是保守党的选票，但它也在传统的工党选区取得了进展，并将在未来持续对工党构成威胁。

“毫无疑问，我们是来对付工党的，”法拉奇在选举结束后不久的7月5日警告说。他否认与保守党合作的可能，称他更愿意“让保守党自己分裂”。“我们将集中精力争取工党的选票”，他说。

对新近下野、面临重建的保守党来说，法拉奇的威胁更大，因为改革党的存在和法拉奇在税收和移民等问题上的压力，可能迫使保守党进一步向右翼倾斜。事实上，随着苏纳克宣布辞职、保守党党魁选举提上日程，与改革党“深度合作”的声音已经在保守党内部出现，7月5日，前内政大臣苏拉·布雷弗曼就登上了《泰晤士报》的头版，建议保守党欢迎法拉奇加入该党，因为“保守党和改革党之间没有太大区别”。

“英国大选并非中间派的胜利”，前保守党籍司法大臣罗里·斯图尔特投书《纽约时报》，“现在就把这次选举当作中间派的胜利来庆祝还为时过早。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英国选民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选民更热衷于社会自由、财政保守的政治，而这正是工党所代表的。选民投票率接近历史最低水平，虽然工党赢得了显著的席位优势，但它获得的选票份额非常低，一位评论员称之为‘无爱的压倒性胜利’”。

显然，面对推动极右翼在整个欧洲兴风作浪的大环境，英国并未、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选举制度催生“史上最扭曲的选举”

既然如此，工党为何仍能赢得压倒性胜利？这就要说到英国政治的传家宝——选举制度了。

大不列颠政治中的很多东西都是传家宝，从议会的礼仪到法官的假发，但这些都是外在的装饰，保留也无伤大雅；可一些老古董至今仍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发挥关键作用，这就显得十分食古不化了，“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制”就是如此。

这种制度又称“简单多数制”，简而言之就是“赢者通吃”：每个选区的选民从候选人名单中选出一名候选人，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赢得下院席位，席位过半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阁。胜利者只需排名第一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半数，也就是说如果三党竞逐，那么胜者可能只赢得了34%的选票，而余下的66%选民虽然也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却没有在国会里获得任何代表。

这种选举制度的好处是简单直接，而且比较有利于两大党，毕竟只有它们才有能力在全英650个选区全数铺开竞选，而小党就算集中全力，充其量也只能在个别选区胜过两大党一头，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成势。因此，这种几百年前的制度在英国一直沿用至今，尽管澳大利亚、爱尔兰、南非、新西兰等前英国殖民地都早已废除了它，转投更现代的比例代表制（席位按照得票比例分配）或混合选举制（政党的选票和选区代表的选票分开计算）。对了，美国大选使用的也是简单多数制。

这种选举制度的缺点简直令人无法容忍。以此次英国大选为例，工党只赢得了33.8%的普选票，却赢得了412席，占所有席位的63.4％。换言之，工党仅以三分之一的选票赢得了近三分之二的席位。《每日电讯报》直言，“就议会席位匹配的票数而言，这次选举是有史以来最扭曲的。”此前的记录也是由工党保持：2001年，托尼·布莱尔以40.7%的选票，拿下了63.5％的席位。

相比于2019年大选，工党其实只多获得了70多万张选票，仅比科尔宾时增加了1.7个百分点，但却多赢得了足足206个席位。值得一提的是，科尔宾在2017年大选中赢得了40％的选票，但只拿下了262席，遭遇惨败。

有人得利，肯定就有人受损。保守党赢得了23.7%的选票，但只获得了不到18％的席位（121席）；改革党更夸张，14.3%的得票率只换来了4个席位，占总数的0.6%。改革党赢超过100万票才能换来一个议席，而工党不到2.4万票就能赢到一个，“史上最扭曲的选举”并非虚言。这样产生的议会，有多少资格标榜自己代表民意？

“赢者通吃”是如何扭曲民意的：如果采用比例代表制（PR），两大党的席位将大大缩水每日电讯报

倒霉的小党：改革党赢超过100万票才能换来一个议席，而工党不到2.4万票就能赢到一个。在这种游戏规则下，极右翼上位真的非常困难每日电讯报

无怪乎法拉奇在他的胜选演讲中都不忘谴责简单多数制。“我深信，我们过时的选举制度不符合目的，我们将与所有人一起为改变这一选举制度而努力。”

“我们当然会这样做，我们将尽快在议会提出这些论点。选举结果表明，人们对斯塔默的工党完全没有热情。”他补充说。

法拉奇称，他“甚至可能与自由民主党合作”，为选举改革而奔走呼号。自民党此次选举得票率12.2%，比改革党少赢了近60万票，却获得了72个席位。

如果采用比例代表制，工党将获得219席而不是412席，保守党将获得154席而不是121席，改革党则应获得93个席位。

英国舆观民调公司今年1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26%的受访者赞成保留简单多数制的投票制度。

这种制度在英国历史上之所以表现良好，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里，每个选区都只有两到三名候选人竞争选票。但随着英国政治日趋多元化，它对民意的扭曲越来越严重。2024年大选是英国首次有4个政党获得超过10%的选票，两大党的总得票率降至不足60%，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在政治上，英国已经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