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丨女性探索事业与家庭双赢之历程

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教授、高级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周天芸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获得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诺奖评价戈尔丁的贡献是：“过去一百年，在许多高收入国家，职业女性的比例增加了两倍。这是现代劳动力市场最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之一，但性别差异仍然很大。20世纪80年代，克劳迪娅·戈尔丁首次采用综合方法来解释这些差异的根源。她的研究让我们对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历史和当代角色有了新的、而且往往是令人惊讶的认识。”戈尔丁关于女性职业发展的代表作是《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Career and Family：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该书追溯了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全面梳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

戈尔丁按照“家庭”和“事业”在女性生命周期中的角色，把不同年代拥有本科学历的女性分为五组，深入研究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负与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阻碍，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事业或家庭的二选一到两者兼顾的过程中，虽然技术进步导致职业需求从体力到脑力劳动的过渡，避孕药使女性有了推迟婚姻和生育的选择，但性别不平等问题从来都存在且依然存在，其根源在于“贪婪的工作”“母职惩罚”以及“婚姻制度”。

一方面，“贪婪的工作”破坏职场的性别平等。虽然高知女性兼顾事业和家庭的能力越来越强，但她们的收入和事业成就仍然明显落后于男性，其原因正是在于“贪婪的工作”安排。愿意全天候和在办公室随叫随到的员工会获得丰厚回报，而这些回报往往与投入的时间不成比例。多投入一倍的时间，收益可能远远超过一倍。如果一个人有孩子要照料或其他家庭责任要负担，就很难在工作上随叫随到。而有了孩子的女性，通常需要重新选择在工作时间上要求较低的职位。因此，即使按小时计算薪酬，所得的工资和那些“贪婪的工作”相比，也会更低。

另一方面，“母职惩罚”限制了女性的家庭公平。书中提到：“如果女性不为家庭随时待命，她们自然可以从事时间长、报酬高、时间安排不可预测、晚上随叫随到、周末偶尔加班的工作。事实上，很多女性已经身体力行。对于刚毕业的女性大学生和家庭负担较少的女性，选择时间长、要求高的工作未尝不可。可一旦宝宝降生，优先事项就会改变。基本的照护非常耗时，女性要为家庭随时待命。因此，她们往往减少工作时间，或者选择灵活性更高的工作，但收入要少得多。”女性未生育之前与男性的工资差距很小，但生育之后女性和男性的收入差距立即拉大，这通常被称为“母职惩罚”。由于女性通常比男性承担更多照顾子女的责任，使得女性在生育后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都变得困难。

除此之外，就全球范围而言，“婚姻制度”也约束了女性的选择自由。虽然家庭中夫妻都面临两难选择，但“性别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因为从古至今，牺牲事业回归家庭的大多是女性”。虽然避孕药能够使女性有能力选择生育的时间，但却无法选择是否生育。虽然时间机会成本模型能够解释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生育率越低，但无论如何，生育成本多由女性承担。作者表示，女性“希望在这两个舞台上都成就辉煌。但是若想得偿所愿，需要就大量的时间冲突进行谈判并做出一系列困难的抉择”。

《事业还是家庭？》揭示了女性追求平等的艰苦历程，男女职场上的收入差距可以通过降低工作的“贪性”缓解，但“如何改变制度以实现更大的性别平等和夫妻公平”，无论是职场性别平等，还是家庭夫妻公平，都涉及等式的两端，解决方法也需要同时从等式的两端入手。

正如书中所写——我们所见，一个多世纪以来，女性先驱们一直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在探索答案的过程中，她们冲破障碍，拓展空间，缩小差距，并把经验教训代代相传。她们将继往开来。但为了在不确定的未来实现理想的平衡，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女性和家庭。我们必须反思工作与护理制度，以便重新铺砌前行的道路。

（编辑：杜尚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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