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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基耶娃称,2020年的全球经济“处境更好”,但仍不理想。
“如果你想要对人们征税,那随你吧,但是征收碳税是在给努力工作的人增加负担”,在今年世界经济论坛的最后一场讨论会上,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对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拉加德如是说道,这暴露出两人在如何评估气候危机风险上的巨大分歧。
在这场压轴的讨论会中,在座的还有德国财长肖尔茨、日本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而姆努钦在一众全球金融界大咖中成为了少数派。
正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达沃斯的开幕致辞中回避气候问题,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却大谈特谈一样,这正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全球变暖问题上截然不同的立场的缩影。
姆努钦:你们高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这场争辩源于拉加德提出的构想,称中央银行需要组织各方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可持续性的成本估算建立经济模型。这需要银行、会计师、公司和评级机构参与进来,并脱离传统的季度和中期预测,开始以未来30年的时间维度进行思考。
对此,姆努钦直接回应道:“你可以邀请许多人参与建模,但我不想愚弄自己。鉴于技术变化和其他条件,我不认为有办法可以对未来30年的风险进行有确定性的建模。我们可以说的是,在未来10年中,有可能朝着更清洁的能源发展并创造出更好的环境。”
拉加德回复,长期建模有助于将公司推向理想的低碳经济转型目标,为转型定价并确保他们使用更清洁的能源。对此,姆努钦更是直言不讳道:“我认为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定价这些东西。我认为是我们夸大了成本。……我个人认为,由于技术的原因,从现在起至10年后(绿色能源)的成本比我们今天认为的要低得多。”
黑田东彦站在了拉加德一边,他称,气候风险实际上非常明显,日本在2019年第四季度经济反常地出现负增长,很大程度是因为两次大台风严重影响了经济和生产。
“尽管日本是能源效率最高的经济体之一,我仍认为日本必须继续努力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对缓解气候变化作出贡献”,黑田东彦表示。
格奥尔基耶娃也认为,我们应当将飓风、洪水、干旱等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纳入经济转型政策的考虑因素中。因为对低碳气候的转型投资可以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而让人们得以应对世界经济低生产率、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的处境。
肖尔茨则表态,德国已经决定向煤矿区和电力公司支付逾400亿欧元的费用,以逐步淘汰燃煤电厂。他称:“气候变化的发生将伤害到我们,它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全球经济增速预测从去年的2.9%上升至今年的3.3%
除此话题之外,格奥尔基耶娃称,2020年的全球经济“处境更好”,经济增速预测从去年的2.9%上升至今年的3.3%。而积极推动这种势头的三个驱动性因素是,贸易紧张局势的缓和、全球49家央行同步降息以及贸易和工业生产触底回升。
但她也提醒,我们必须认识到3.3%的增长率并不乐观,因此必须看到更多的除货币政策之外的行动以促进增长,比如更加激进的财政政策以及创造活力的结构性改革。
在问及对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的看法时,格奥尔基耶娃称,新兴市场也在向好发展,IMF预测在2020年将有40个新兴市场国家以不低于5%的增速实现经济增长。特别是由于与美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IMF已经上调了对中国的经济预测。
拉加德则对欧元区经济进行了展望,称自己看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比如漂亮的就业数字以及强劲的建筑业和服务业表现,但也看到一些令人担忧的信号。
在早前另一场讨论会上,法国和荷兰的央行行长称,虽然央行并未完全失去火力,但采取进一步的刺激价格措施可能会带来不利的副作用,从而降低其效应。这也恰是拉加德的担忧,她呼吁有预算盈余的欧元区政府尽可能利用其财政空间。
对于英国脱欧的影响,拉加德称,英国在1月31日脱欧并没有完全消除麻烦,因为在今年12月底仍可能出现类似无协议脱欧的局面。而肖尔茨则更强硬地表示,德国不会因为英国的脱离而遭受经济打击。他警告称,脱欧对英国来说更加艰难,不仅因为其必须重组其商业模式,还因为英国在欧盟之外可能并不具有“特殊的竞争优势”。
肖尔茨称,尽管制造业遭遇寒潮,但德国的经济状况并不危机,随着出口受到贸易不确定性的打击,德国汽车业正在研究向电动汽车的转型。他表示,德国政府也正向经济输入血液,包括进行减税、投资基础设施和向研发绿色技术提供财政支持。
黑田东彦和姆努钦则对各自的经济发展表示了信心。前者称,日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非常连贯,其商业投资“非常强劲”。后者则称,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个亮点,并将其归功于特朗普的减税措施以及在签订贸易协议上的成果。
责任编辑:王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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