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刘世锦
改革开放前40年的那条河我们已经趟了过去，现在我们要摸着石头过后面30年的河，即解决高质量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等新的难题。
题记：2019年12月15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四届国家发展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主题为全球变局与国家发展。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出席，对国发院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联合发布的《中国2049》报告进行点评，并发表演讲。本文根据刘世锦的演讲整理。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改革开放的前四十年，后三十年，是中华文明民族几千年来走向现代化、最激荡人心的一段历史。
前四十年的成功要素
前四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有什么样的规律非常值得讨论，譬如对外开放、市场化改革、低成本优势、高储蓄率、高投资等，都是人们讨论热点，我认为还有三个问题需要着重讨论。
超大规模统一市场的优势
中国有一个超大规模的统一市场，这里有两个关键词：“超大规模”和“统一市场”。
从世界来看，进入高收入状态的经济体有两类，一类是具有大的统一市场的经济体，譬如美国。欧洲也实现了大的统一市场，但出现反复。另一类是高度开放的小经济体，通过融入世界进入大市场。
中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统一市场，这个体量在全世界首屈一指。
统一大市场有什么好处？首先是大幅降低了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生活在其中的居民，不用拿护照就可以跨地区找工作。企业无需顾及国家间的贸易协定，随处可以投资。其次是经济学强调的规模经济和竞争的包容性，有一些企业规模很大，如果没有足够大规模的市场，可能做不起来。有些行业，小经济体的容量有限，只能容纳一个大型企业，但中国可以容纳两三个，保持竞争。中国市场足够大的另一个佐证是，在国内市场竞争过关的企业，到国际市场上就会很有竞争力。
超大规模的统一市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就是能够对冲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起伏。中国经济这些年的发展也是起起伏伏，比如近几年经济转型，东北有的省份一段时间大举借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明显减速。假如是一个独立经济体，其货币会严重贬值，还不了外债，出现危机。中等收入陷阱一般指的就是这种局面。好在我们是拥有14亿人口的统一大市场，东北经济下行，但东南经济上行，东北人可以南下。从整个国家看，发展好的与差的可以形成对冲。因此，这几年中国在转型中经济减速，但总体平稳。如果是小经济体，波动就会大一些。
宏观稳定，微观放活
宏观稳定，可以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稳定和政治社会稳定。在基本政策稳定的前提之下，中国积极调动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的积极性，微观上放活。
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地方政府之间、企业之间的竞争发挥很大作用，竞争过程中出现很多计划外预期外的结果。以民营经济发展为例，改革开放之初，只是为计划经济、国有企业拾遗补缺，但凭借强大的活力和竞争力，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大，目前已经形成了“五六七八九”的格局。再比如地方政府以土地推动城市发展，虽然有争议，但作用不可否认。还有浙江的小商品市场和块状经济，开始的时候就是农民自发摆摊，逐步形成市场，再往后前店后厂，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专业化生产，经济学家以后打了个标签叫产业集群。这些都是事先没有计划的，是放开搞活后自动演化的结果。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最有效机制的是什么？主要是在宏观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微观上开放搞活。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有一个著名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特别强调要给基层放权，允许试错。“试”的思想非常符合创新的逻辑，因为什么是经济发展“对”的模式，开始的时候并不清楚，充其量是知道一个大的方向，知道我们要从河的这边到那边，但河中间有几块石头，在什么位置，怎么踩着比较合适，并不清楚，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举例来说，过一条河，中间可能需要找到五块石头。开始的时候，面对的是一片茫茫水面，你并不知道石头在哪，可以划一百个方格，试一百次。如果只能由政府一家去试，一年试一个，得一百年，即便是一天试一个，也得一百天；然而，如果激发基层活力，一百个人同时去试，一天就可以过去了。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即便改革开放四十年了，我们还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因为40年前遇到的问题和今天遇到的问题不一样。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还得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我们新时期特别应该重视的改革基本方法论。
对发展的共识
改革开放前40年的那条河我们已经趟了过去，现在我们要摸着石头过后面30年的河，即解决高质量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等新的难题。
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国内绝大多数人认同，大家都认为应该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共同目标。在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这个共识非常重要。很多国家内部有各种诉求，如宗教诉求、民族诉求，相应的有各种矛盾和冲突，在国家内部达成共同谋发展的共识很难得。
中国这么多年的发展经历告诉我们，发展的共识非常重要。大家对发展目标有相同想法，就会少很多摩擦和纠纷，社会总体交易成本就低。
未来三十年的三大挑战
后三十年我们面临新的问题，如低成本优势减弱、人口老龄化以及对外开放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等。此外还有有三个问题需要重视并加以解决。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我国收入差距较大的已经不是新的问题，前些年收入差距有所收缩，近期收缩的速度有所放缓。针对这种局面，最近我提出一个观点，在我们明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再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另一个目标，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一倍，由目前的4亿人扩大到8-9亿人。
提出这个目标基于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要确保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需求是增长的关键。老龄化和收入差距过大等会造成需求收缩，甚至出现低收入阶层的需求断层，直接冲击增长的稳定性。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团队一直在做“中国经济十年增长”的研究，我们有一套预测汽车市场的模型，连续多年预测都很准，误差只有零点几，但最近两年这个模型不大灵了。中国目前每千人汽车保有量大概是180辆，美国是800辆，欧洲、日本是600辆左右。中国相比欧、美、日还有很大距离，按理说中国汽车业至少还可以保持中等或中低增速，但这两年下滑严重，为什么？最近我们注意到一组数据，2019年1-6月份，占到汽车市场份额近30%的县级及以下城镇汽车市场，负增长20%；而占市场份额近40%的10万元以下汽车销量，负增长23%。与此同时，豪华品牌逆势增长，有的增速达到 10%以上。由此我们产生一个推论，买10万元以下车的人，主要是县级及以下城镇群体，他们到了该买车的时候，却没有钱，无法支撑应该出现的汽车消费需求。这个推论还需要证实，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增长的制约，应该引起足够关注。
第二个理由是社会稳定。过去我们强调收入差距太大，发展中国家会很难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但是看美国、中国香港的情况，即便进入高收入社会，如果收入差距过大，同样会出现很大的社会冲突。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来说，收入差距不可避免，但需要保持在一个能够使经济需求稳定，社会也比较稳定的范围内，否则发展的可持续性就很难保障。
培育创新的机制和文化土壤
产业层面的创新，往往体现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增长。从全球范围来看，能够发展这种“双高”产业的国家只有少数。刚才国发院黄益平教授的数据显示，100多个中等收入的国家，只有少数国家实现进阶，成为发达经济体。其实国家能否进阶，和它们的产业结构高度相关。中国现在的势头不错，已经出现一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的产业，但素质和比例还有很大距离。
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需要好的创新机制。从全国范围来看，真正能形成具有创新动能的产业，能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支撑作用的高端产业，可能只是少数地区，但具体是哪些地区，事先是说不清楚的，应该鼓励地区之间的竞争，形成若干个创新型城市或者区域创新中心。这些地方的优势就是能够聚集创新资源，有更具竞争力的创新环境。
中国创新一个大的短板是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滞后。现在的创新基本靠吸收外来技术，源头创新的东西不多。这些年进步很大，但诺奖级的原创性成果要想成批、稳定地出现，需要非常严格的条件，需要自由探索的文化土壤。
前些年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行合作的《203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中曾经提出，中国的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科研与发展）占GDP的比重会上升，甚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更大的挑战是创新的效率，钱花出去后，能有多少过硬的成果。创新特别要强调效率，尤其是在前沿科学和技术领域。如果不能在这些领域有大的突破，就很难真正成为一个创新型大国，创新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就会成为很大的问题，出现后劲不足。
产业升级与体制升级
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的产业要形成，创新要有成果，对我们的体制提出以往未曾有过的新要求。产业升级需要体制升级相配套。
经过多年改革，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进步很大，但短板也还不少。因此我们需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这是四中全会特别提出的。
近几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国内结构性改革，在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也有涉及，比如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国资国企改革、产业政策转型、改革补贴制度、转变政府职能、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等。这方面的改革，并不是外部强加的，是我们自身发展所需要的，也是我们已经明确提出和推进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都提出了这方面的改革目标任务，问题是如何真正落到实处。
最近全国政协组织的调研发现，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国家信用支撑不对称引起的金融服务不公平、资源配置不合理。近年来推动结构性去杠杆，杠杆率高的地方政府和国企受到的压力反而没有杠杆率低的民企大。一个国企出了问题，上面就会安排另一个国企去救，在一个地区，国企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互保体系。有的地方反映，一个地区的国企实际上是一家企业。有研究提出，国企和民企的隐形违约率差不多，但民企“爆雷”的大幅高于国企。过去认为社会上有偏见，但有国际上大评级公司，给国企的信用评级就是高于民企，尽管两者经营状态差不多，或者民企强于国企。因为他们认为国企的风险转嫁能力强于民企。背后依然是国企预算软约束这个老问题。这种状况造成了国家信用的滥用、金融服务中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资源的扭曲配置。
至于产业政策，我一直怀疑这是不是一个真命题。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有哪一个行业或地区是通过产业政策取得的成功，是否有真正说服力的案例，好像尚未见到。下一步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比过去更多更高，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层出不穷，未来十年、十五年究竟能发展什么产业，靠规划能说清楚吗？如果靠规划能说清楚，当初我们搞计划经济可以了，不必用很么大气力去搞市场经济。
如何应对更多的不确定性，还是要靠市场化的办法和机制。市场经济最擅长解决的就是不确定性，就是让更多人主动试错，通过试错找到对的、符合实际的有效办法。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加强长期研究，尤其是对理论框架的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趋同理论、收敛理论等，更多的是描述现象，并不能解释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和机制，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机会。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做得很不够，这个短板也需要补上。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王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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