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难题：我国财政“以支定收”存在刚性支出

　　减税究竟要减哪些税？这篇文章分析得很透彻！

　　原创： 黄志龙 苏宁财富资讯

　　最近，财政部部长刘昆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表示，将“全面落实已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同时抓紧研究更大规模的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真正让企业轻装上阵、放手发展”。

　　至此，进一步减税已成为全社会共识。但减税不是一个泛泛而谈的概念，而是要做到精准发力。减税到底该怎么减，将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直接税与间接税的三大差异

　　在讨论减税策略之前，有必要分析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差异，因为不同税种的减税效果不同。从大方向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未来的减税将在这一改革方向下进行。

　　具体来看，直接税与间接税有以下三方面差异。

　　第一是税负能否转嫁的差异。顾名思义，间接税与直接税的区别在于税负能否转嫁，也就是税收的经济负担最终归谁。其中，间接税是指纳税义务人不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而是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把税收负担转嫁给别人的税种。其中，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等都属于间接税。例如对香烟销售征税，香烟销售者不是税负承担者，因为香烟价格提高之后，消费者会承担大部分甚至全部税负。同样，各行各业的增值税、消费税、关税，销售者最终都会把税负转嫁给消费者。

　　相反，直接税是指直接向个人劳动、企业收入、投资所得或财产征税，纳税义务人就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直接税没有税负转嫁的渠道，个人所得税、房产税、企业所得税、遗产税等都属于直接税，而社保费也相当于大类直接税。

　　第二是直接税对经济周期“自动稳定器”效应更大。这种“自动稳定器”作用表现为：在经济过热时，随着收入和盈利好转，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等直接税适用税率会自动跳升到更高档次，从而给经济降温；在经济下行周期，收入和盈利减少趋势下，直接税适用税率会下降到更低档次，起到自行减税效果，从而鼓励投资和消费。相反，间接税多数都是基于商品价格直接征收，“顺周期”特征更加明显。

　　第三，二者的减税方向和效果差异较大。在我国，减间接税有利于刺激消费，这是因为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间接税都是实行价外税，因此，减间接税相当于商品降价，消费者可以在同等收入下购买更多商品或服务，对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产生更直接的效果；相反，减直接税特别是降低企业所得税和社保缴费，相当于减少了企业运行成本，将更多利润留在企业内部，这有利于刺激企业扩大投资。因此，减直接税是降成本的重要措施。

　　间接税占比过高造成企业税负重

　　间接税主导的税制结构，是我国企业部门税费负担过重的关键原因。从世界银行发布的可比数据看，中国企业部门总税率（占企业利润比重）2017年高达67.3%，既高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总税率，也高于印尼、南非、印度、俄罗斯和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总税率。　　

　　企业部门的高税负，与我国的税制结构有较大关系。当前，我国税收收入是以间接税为主，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三大税种均为间接税，2017年三者累计占比在54.1%，这些都是企业缴纳的税种；直接税包括所得税和财产税类，主要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契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等，其中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累计占比为37.6%（参见下图），而在欧美等多数国家，直接税占比均在70%-90%之间。　　

　　与企业部门的间接税高企相比，个人和家庭部门作为直接税纳税的重要主体，却存在整体税负偏低的问题。当前，个人所得税只是对工薪所得实行高额累进制，最高税率达45%；个人经营所得最高税率为35%；财产所得（利息、股息、红利、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其他所得的税率仅为20%；个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一年以上的，股息和红利所得免税；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税；股票转让的溢价所得免征所得税；全国范围内房产税政策仍未出台；遗产税仍遥遥无期。这些状况使得我国个人所得税一定程度上沦为了“工薪税”，且个人所得税占GDP比重也远远低于其他国家。

　　全面减税面临两方面挑战

　　虽然市场对于减税寄予厚望，但是从整体看，短期内全面减税仍然面临两大难题或挑战。

　　首先是税率变动可操作性难题。减税不仅要考虑政策效果，还需要考虑政策可操作性。在我国现行的18种税中，有6种税由全国人大立法通过。例如，增值税和所得税由于法律地位不同，其减税操作性难度也差异较大。

　　目前，增值税的法律依据是2008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对其实行减税相对简单，如今年的增值税下调由国务院直接宣布执行，主要由财政部和国税总局操作完成。

　　所得税的法律依据是全国人大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因此对其减税则较为复杂，财政部减税草案必须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讨论，再提交全国人大立法表决，然后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制定实施细则。今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和个税改革的时间差充分反映了这一差异。

　　其次是财政刚性支出的难题。我国财政预算是“以支定收”的模式，每年预算安排两会期间经人大审议后，本年度可更改的空间不大。一般公共预算方案既会明确当年税收收入目标增速，也有明确的财政赤字率、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券、专项债发行规模。另外，财政支出刚性，也限制了大幅减税的空间。特别是民生支出只增不减，如2017年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就业、文体传媒四项合计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比重达到 35.9%，在过去的 10 年内上升了12个百分点（参见下图）。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也将限制宏观税负的下行空间。　　

　　减税方向已可预见

　　可以预见，在宏观税负总体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减间接税、加直接税和减企业税、加个人税可能是未来税制改革的方向。在此背景下，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等间接税仍有一定的下调空间，这几大税种也都在国务院的权责范围内，操作起来相对简单。

　　直接税中的房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税种将是新增或加税的重点，这些税种也是个人和家庭纳税的重点，但是，在家庭纳税占比总体上升的趋势下，不同群体也将出现有增有减的趋势。其中，以工薪收入为主的中低收入家庭的个税负担可能会有所减轻，但高收入群体、投资所得、资产转让等个人所得税以及境外资产纳税、房产税甚至遗产税等以家庭为纳税主体的直接税可能将明显增加。

　　企业所得税方面，虽然我国25%的法定企业所得税高于美国的21%，但我国对小微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等采用优惠税率，使得实际税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无几。因此，企业所得税更可能加大结构性减税政策，针对小微企业、高科技等新兴产业采取所得税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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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