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红利投资遇上量化策略，背后还有什么故事？|巴菲特_新浪财经

转自：西部利得微资讯

一

1968年，美国道琼斯指数经历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

这一年，一度对市场极度悲观的沃伦·巴菲特企图出售伯克希尔哈撒韦，但并未成功。他还写下了著名的1968年《致合伙人信》，一方面表达了对过去一年获得成绩的“侥幸”，一方面又表达了对未来股市的担忧。

在这一年中的某个晚上，巴菲特在好友，也是自己的投资人杰拉德的引荐下，与爱德华·索普见了一次面。传言会面中，巴菲特邀请索普玩一个比骰子点数大小游戏。但骰子却略有不同，它们的点数分别为A(3,3,3,3,3,3)，B(6,5,2,2,2,2)，C(4,4,4,4,1,1)，虽然总和都是18，但点数分布却并不相同。

巴菲特让索普先选，但索普却拒绝了——因为不论先选哪个骰子，先选的一定只有三分之一的胜率。而在索普拒绝后，巴菲特笑称，索普是第一个没有上当的人。

次年，巴菲特将自己的有限合伙解散退资，后来成功躲过了接下来几年的美国股市风暴。而原先索普的投资者杰拉德，也把自己原先交给巴菲特管理的财产，转给了爱德华·索普管理。

后来，这一次会面，被认为是基本面分析与量化投资的命运邂逅。

量化投资与基本面分析，在很多时候被认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但在两位投资大师的交锋中却不难发现，量化投资与基本面分析，其实是你中有我，相辅相成的两个面。

199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业绩回测成为了可能，企业量化分析开始更多地介入资本市场的实战环节。原先通过基本面分析来指导投资的财富管理人也开始更多利用计算机来帮助自己的基本面分析。没过多久，他们开始形成一个投资派系——基本面量化。

二

所有人都知道巴菲特的偏好——长期持有那些偏爱分红的股票，获得他们的分红和成长收益。然而早期鉴别企业优劣的财务指标只有分红，ROE、ROA等为数不多的数学评价体系。等到这些指标真正为人所知的时候，市场开始利用这些公司进行非常合理的定价，其反而令巴菲特很难再简单通过这些财务指标获得超额收益。这也是巴菲特在1968年《致合伙人信》中所提到的难处。

但是，90年代后诞生的基本面量化，却迭代了简单的基本面分析模式。他通过动态的观察基本面因子的有效性，新增/减少基本面分析模型的因子，不断地调整评价企业的模型，从而持续的跟上时代，试图保持分析框架的领先。

所以，红利投资，在它加上“量化”的翅膀时候，或许能够体现红利投资的另一面。

事实上，基本面量化，本质上仍然是要通过更为量化、理性的基本面分析手段来获得企业经营质效的总体评价。

如仅结果上来说，分红似乎是一个很直观的评价企业经营成果的指标。但是为什么红利这个“度量衡”有他的局限性？

近年，监管层多次号召上市公司通过提高分红比例来回馈投资者，但股票的分红并不是来自合同约定的利息，而是企业自身的盈利。

以中证红利指数成分股为例，虽然许多上市公司都试图提高2023财年业绩分红比率，但从Wind数据显示来看，该指数成分股2020年-2023年平均每股税前股利为0.521元，0.688元，0.728元和0.559元，其自2022年触顶之后却出现了下滑。此外，从统计来看，税后每股分红提高的公司仍在成分股中占到45%，但降低或放弃分红的企业也多达43家。

究其原因，虽然分红比例仍然维持高位，但以房地产相关企业为代表的成分股利润整体出现下滑，分红金额也不免打了折扣。

从股票交易的层面，分红同时会造成股票价格的除权，因此分红本身不带来收益。但被长期看好的企业，在分红除权后却会“填权”。

因此，长期经营稳健向上的企业，才可能真正为其投资者带来投资红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进行红利投资的同时，更需要通过利用量化手段，强化基本面分析，来精选股票。

三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西部利得基金适时推出了以红利作为底仓的量化策略产品。西部利得价值回报混合采用“3+N”策略框架，以红利低波、周期价值和成长价值为3个底仓策略，同时叠加N个轮动辅助性策略。三个底仓策略要求市场环境适应性强，且均投向估值较低的资产，N个轮动辅助性策略依据市场环境变化进行的子策略之间的切换。

价值策略的基础上，西部利得价值回报混合不同子策略的逻辑也有一定分散：按照估值修复的路径可以分为稳定红利、周期红利、成长价值和困境反转等，不同的子策略有专门的选股模型捕捉对应的投资机会，以实现策略的分散和多元化。

在追求相对较小的回撤和相对稳健的收益的同时，力争给投资者带来较好的持有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