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贝 | 争夺120万亿存款
作者:贝姐
中国人们热衷于把富余资金凑成整数,然后挑选一个吉日携带这些现金走进银行的营业厅,换成一张单薄的纸质定期存单。利息多少并不要紧,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更胜一筹:
只有放在银行才安全。
好几十年里,国有银行利用了这样的信仰,他们以极低的成本招揽到了巨量存款并审慎放贷赚取利差。虽利润丰厚,但很快就不满足于此,他们把理财柜台摆进了营业厅,从行长到客户经理全员上阵、竭尽所能地说服储户把资金注入到利率更高、但不透明的“理财产品”中。
在动辄10%的回报率面前,储户们并不关心钱财流向何处,更何况银行隐晦的承诺为这些产品提供担保。
最初的十几年里,这些影子融资被投资到了大大小小的矿场,后来,当房地产行业兴盛繁荣时,成倍的资金流入到了地产商。
但凡融资方能够提供抵押品,银行就敢于把资金投入到回报并不确定的底层资产中去。
最鼎盛的2016年前后,名目繁多的影子银行所筹集的融资规模在银行总资产中的占比接近了三分之一。但也是那一年,风险开始暴露,一系列明目张胆的违约让储户们感觉受到了银行客户经理们的误导。
过去几年,监管层不得不展开铁腕行动,他们费劲心力遏制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贪婪,要求信托公司提高资本金,禁止银行为理财产品提供担保,要求银行成立独立的理财公司,保本理财产品被取缔,他们还对相对专业化的基金行业打开大门。
同时,监管层圈定了名单,要求一些背负巨额债务的企业集团必须化解风险。万达、复星收敛了国际化的雄心,海航、华信以破产肢解,数目更多的中小型房企寻求被并购以避免破产。
风险扩大的势头在2019年才出现扭转的迹象。但是,问题也出现了。
当所有金融机构对于理财产品不再承诺保本和到期支付固定收益时,储户又开始焦虑手头的资金无处可去。信仰储蓄的中国人们拥有高达120万亿的个人存款,并已持续多年快速增长。
由马云控制的蚂蚁集团曾希望抓住这样的巨大机会,他提供了一个理财超市,让用户可以像购买商品一样挑选比对理财产品。但是,当蚂蚁的IPO被叫停时,它终究被认为只是在变换包装、换着花样扩大风险。
2020年,伴随二级市场繁荣向上,一些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成为明星,易方达的基金经理张坤甚至比他所在的公司风头更盛,这些顶级明星基金经理不费多少功夫就可以募集到千亿资金。
不论收益如何,基金经理依靠收取管理费旱涝保收。而基金公司也热衷于打造麾下“网红”,让基金经理人像娱乐明星一样抛头露面,扩大知名度。
媒体蜂拥而至,用自己的公信力为基金经理们背书,把超高的收益率写进标题里。传统的储户们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以这些难辨真伪的信息作为决策依据,把资金源源不断的打进公募基金的账户。只有极少数人会研究这些基金的投资偏好和风险控制,多数人只关心:
“他在收益率榜单上排第几?”
为数不少的私募基金经理也放弃了高冷,四处吹嘘甚至夸大自己的业绩。几天前,一家私募基金的管理人在一个网络社区以888元悬赏,希望有人能给自己支招:
“我想火,大家能否帮帮我?”而被支持最多的点子是: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跟大v吵架,跟那些争议性比较大的大V。
一个月前,私募基金管理人叶飞在网络爆出了一些小型上市公司串通私募、公募联合坐庄进行“市值管理”的丑闻,至今也未有明确的调查结果。
虽然这些投资产品风险极大,但在中国从事私募基金管理的门槛并不算太高。即使监管收紧,在当下市场上收购证券类私募基金牌照的价格在40万到60万元,甚至更低,而股权类私募基金牌照的转让价格也只是在80万到100万元间。
有雄心的监管层希望能让民间的财富能更有效的流动起来,去支持那些亟需投资的行业,他们一直在尝试让国外金融家们参与到中国市场帮助管理民间财富,也让本土的金融机构在与海外成熟金融机构的竞争中得到历练。
1995年在摩根士丹利协助下成立的中金公司,以及2004年高盛获准在中国成立第一家合资证券公司,都曾是大胆的尝试,但如今回头看去,其发展最终未能抵达初衷。
直到最近的几个月,监管层似乎认为允许更多外资投行进入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高盛在上个月和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了合资理财公司。更早前,贝莱德、施罗德也分别和国内大行一起成立了资管公司,可以独立开展业务。他们都计划向中国富有的投资人们兜售成熟高级的理财产品,这些产品不追求收益率最大化,而更优先于博取稳健的收益。
很快,这些外资行将展开的第一步是花最大心血培训出一批谦逊专业负责任的客户经理,但是,他们也可能很快会意识到这里的投资者们不同以往,毕竟:
没多少人有耐心听你念完一份风险告知书。
责任编辑:张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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