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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各方对我国居民杠杆率上升的问题关注较多。我国居民杠杆率上升主要源自房贷、消费贷、信用卡透支增长，但有一部分实际上是个体工商户经营性贷款，对此要客观甄别、合理评估。同时，也要高度警惕居民杠杆率过快上升的透支效应和潜在风险，不宜依赖消费金融扩大消费。
消费性债务和经营性债务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具有自偿性。居民部门债务一般是消费性的，虽然可以满足一时之需，但消费活动本身无法创造足够偿债的收入，主要靠薪资收入偿债，这将透支未来的消费能力，并不具有可持续性。相较而言，企业部门债务多与经营性活动相关，企业获得融资后，可用于购买劳动力、设备、原材料等，组织生产和销售活动，既可以创造偿债收入，又能够通过提供就业支持消费。有研究认为，从跨国经验证据看，居民债务的后遗症显著大于企业债务。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居民部门借贷从事经营性活动，实质类似于企业债务，这是我国居民杠杆率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关键差异。因此，观察和比较我国居民杠杆率，应剔除经营性债务的影响。
我国大约有20%的居民债务与经营性活动相关，剔除后我国居民杠杆率在国际上处于合理水平。我国居民部门的经营性债务，主要来自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性贷款，也有一些个体户使用消费贷、信用卡资金经营周转。2020年上半年末，BIS口径的我国居民杠杆率为59.1%，已接近欧元区和日本；但剔除经营性居民债务后，同期居民杠杆率降至46%左右，在国际上仍处合理水平（见下图）。
我国居民部门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宏观空间也已不大。在坚持“房住不炒”、050100150中国美国欧元区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巴西泰国居民杠杆率（剔除经营性债务）居民杠杆率（2020Q2）发达经济体均值新兴经济体均值强化消费金融监管的背景下，居民债务增速已从前几年超过20%放缓至当前的15%左右，居民杠杆率上升的速度亦有所放缓。考虑到我国居民杠杆率中有相当部分是具有自偿性的经营性债务，加上我国高储蓄率的“厚家底”、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比例较高的“缓冲带”，以及居民债务高度分散、集中度较低的特点，我国居民部门债务风险尚在可控范围。但也要看到，2011年以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持续走高，2011年末至2020年上半年的上升幅度超过31个百分点，居民债务继续扩张的空间已非常有限，相关风险值得关注。
要高度警惕居民杠杆率过快上升的透支效应和潜在风险。一方面，部分负债消费主体存在非理性，未来收入与还款支出不匹配，容易超过自身经济能力过度借贷消费，埋下金融风险的隐患。另一方面，企业面对债务刺激出来的消费需求，若扩大生产，则当未来居民债务不断攀升、偿付能力难以为继时，又会暴露出产能过剩问题，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不匹配。与此同时，在我国消费贷款快速扩张过程中，部分金融机构忽视了消费金融背后所蕴含的风险，客户资质下沉明显，多头共债和过度授信问题突出。2020年以来，部分银行信用卡、消费贷不良率已显现上升苗头。
总体而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注重需求侧管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激发国内消费潜力，但不宜靠发展消费金融来扩大消费。要坚持金融创新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更多从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结构、改善消费环境等方面发力，始终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增强消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本文节选自《2020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责任编辑：戴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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