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银行家杂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华民族异常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时期,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民众百般艰难。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国统区部分国民党官员生活奢靡、疯狂贪腐。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自始至终未能根绝贪腐行为。尤其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国民党上下各阶层都认为,中国的抗战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声援和支持,业已渡过抗战和执政的难关,赢得最后胜利只是时间早晚的事。于是,国民党在政治上愈加独裁反动,在党务上缺少振作,不少官员在大后方“和平”环境中昏昏庸庸、无所作为,且利用战时的特殊环境大发国难财,大肆谋取部门利益和个人私利,造成贪腐行为迅速蔓延,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治理”
国民党政府一度也曾通过种种预防和惩治贪腐的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从中央到地方对惩治贪腐也曾三令五申、警示告诫,但实际效果较纸面条文都大打折扣。
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明文规定“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其财产”。《惩治贪污条例》明确规定,克扣军饷、索取军火采买或军事建设回扣、盗卖侵占军用品、以军用交通工具运输违禁品、强征勒索、扰乱金融等行为均可列为贪污罪,可处10年以上徒刑直至死刑。1943年元旦公布的《公务员服务法》进一步规定:“公务员应诚实、清廉、谨慎、勤勉,不得有骄恣、贪惰、奢侈、放荡及冶游、赌博、吸食烟毒等足以损失名誉之行为。”“贪污案必须将其上官与保要连坐处分。”
但到抗战中后期,国民党官员从上到下不思进取,腐败行为趋于日常化、普遍化和全面化。据《徐永昌日记》记载:“贪污一类,最甚者仍为税吏,尤以直接税为甚;次为粮吏;再次为政役、兵役之贪墨者,常偏在下层,多为保甲长。闻邛崃一保长仅数月之间贪污百万,巴县一县之田管处处长竟贪污至一千一百万元、米四百余石。人欲日甚,道德沦亡,政治遂败坏至此,风俗因亦日益污下。人心腐烂,群竞多金,人格堕丧,国格随之低落,欲其廓然澄清,恐近十年殊难有望耳。”
国民党政府政要陈诚也讲:“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得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疲马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军风纪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能做人?尤其叫我个人怎能对人?”
腐败频发、高发,但在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袒护之下,能被公开揭露并作严肃处理者并不多。为缓和百姓的怨言和舆论的批评,为维持其专制统治,国民党政府偶尔也作一点姿态和举措,对涉及贪腐案的官员视情节予以训诫、记过、降级、撤职等处分,情形严重者被送交司法部门处理、判处徒刑直至死刑。例如,有人因战时操纵粮价、囤积居奇被处决;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以走私罪被处决。但总体看,被处理的案件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孔氏家族腐败丑闻
抗战时期,孔祥熙先后担任行政院院长及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为了家族和个人私利,孔祥熙及其家族、亲信、部属利用他的权力大发“国难财”,逐渐引起世人侧目。1941年12月,孔二小姐(孔令伟)飞机运狗案发,《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撰文,提出肃官箴、儆官邪,慨叹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员尚仍危悬海外。
“马达一响,黄金万两”。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为孔祥熙的嫡系亲信下属。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缅甸,西南运输通道吃紧,林世良利用运输能力紧张之机,大量运输走私物资(包括鸦片、金丹、料面等各种毒品)到重庆贩卖。后因利益分赃不均引发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蒋介石得知后甚为恼怒,下令逮捕林世良并处以死刑。此案为涉及上亿元金额的经济贪腐大案,孔祥熙的妻子宋霭龄和女儿也参与其中。陈布雷因此忧闷:“庸之对鸦片运输事不能遵令停止,以人言藉藉,贪小失大,更为忧闷”。根据陈布雷的记载,昆明“有大队学生游行,到处书写反孔标语,皆受《大公报》论文影响,立言之不易如此。其实孔之误国岂青年所能尽知”。此事经国民党政府一系列打压运作之后,总算制止了反孔游行的继续扩大,蒋介石再也无法用威权和颜面来维护孔祥熙的地位和形象了。
美金公债案的出笼背景
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5亿美元借款的一部分发行同盟国胜利美金公债,以回笼法币、抑制通货膨胀。结果却发生孔祥熙舞弊营私的“美金公债案”,酿成战时大后方最大的政治丑闻,终于导致孔祥熙下台。
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公债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共发行各种类别的国内公债19种,总额折合法币223.06亿元(见表1);战时国民党政府外债的来源主要是向苏联、英国、美国三国的借款;外债数量的各种统计不完全一致。1938年3月到1939年6月,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3笔易货购料借款;自1939年3月起,陆续向英国借款4次;自1939年2月起,先后向美国借款5次。1940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与美国订立租借协定,美国将一批批抗战物资,以租借的方式出让予国民党政府。
表1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各类公债
美金公债的出笼
1942年3月,中美签订贷款协议,美国一次性贷款5亿美元给中国,以支持中国抗战。这也是国民党当局获得的最大一笔外国贷款。国民党政府为此发行国内公债,并宣传该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人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且有“平衡预算,稳定物价,健全金融,吸收游资”的效果。该项公债年息4厘,发行之日起开始付息,自1944年起开始还本,以10年为期还清;该项公债以美元为票面计算单位,但折合为法币发行,到期后则以美元偿还。
然而豪绅富贾专注于抢购物资,囤积居奇,社会民众中许多人对公债偿还的未来预期都不佳,购买并不积极,认为多购不如少购,少购不如莫购,最后发行额勉强过半。这种情况却给孔祥熙及其下属官员谋财提供了机会。美元和法币的比价,官方当时定为1∶20,但有价无市,黑市比价早已飙升,远超官方比价的两倍还多。
按照有关规定,该项债券未售出部分应该交回国库,但孔祥熙的下属、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请示孔祥熙,提出由央行职员以“为国分忧”的名目购买部分未售出的公债,孔祥熙遂予同意。政府官员、央行职员利用官价与黑市的差价抛售买得的该笔公债,从中大赚一笔,获利之丰可想而知。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牵涉央行众多职员的美金公债舞弊案逐渐为外界所知悉。于是,声讨贪官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且矛头直指孔祥熙。
1945年4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不少代表痛斥贪污腐化和官僚资本,但蒋介石出于维持国民党统治和其个人权威的需要,仍然极力回避日趋普遍和严重的国民党官员贪腐事实,甚至认为揭露腐败是别有用心。蒋介石顾虑揭露腐败对国民党统治的负面影响,尤其担心在抗战即将胜利、国共矛盾和斗争可能激化的时期,揭露腐败不利于国民党维持统治,因此对腐败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既缺乏党内监督又不能发扬党外监督的情况下,国民党官员的贪腐问题越来越严重,在抗战胜利后迅速恶化,最终成为导致国民党统治垮台的重要因素。
美金公债案的暴露
1944年11月,蒋介石下令免去孔祥熙担任了11年的财政部部长职务。此后,美金公债案的内幕逐渐浮出水面。
1944年,国民党政府四届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陈赓雅、傅斯年、顾颉刚、徐炳昶、萧一山等九人联名提案,严厉指责中央银行国库局“利用职权,公然将该项未售出之债票,一方逢迎上司,一方自图私利”“如果舞弊属实,国库损失之巨与官吏之胆大妄为,可云罕见”“政府迅予彻查明确,依法惩处”。
陈赓雅曾任国民党政府节约建国储蓄劝储委员会云南省分会委员兼主任干事,负责云南省的美金公债认购及推销事务,他知晓推销经过和内情。九人联名准备提案的消息事先已为部分国民党要人所知。王世杰劝他们撤销提案:“此案提出,恐被人借为口实,攻击政府,影响抗战前途,使仇者快意,亲者痛心。同时,案情性质尚属嫌疑,若政府调查事实有所出入,恐怕对于提案人、联署人(大会规定,提案须有五个以上的参政员联署才能成立)以及大会的信誉,都会有损的。”陈布雷建议将提案改为书面检举,“不交也不行,但可另找一个方式,戳他一下。”于是,陈赓雅等人将提案改为质询案,在会上提出质询;同时另出一提案,要求由政府派定大员,会同专家、监察委员及参政员,彻查中央银行和中央信托局“积年之账目与事项,有涉及犯罪之嫌疑者,分别轻重,一律移送法院或文官惩戒委员会。”
美金公债舞弊案的涉案金额高达1660万美元,占该公债发行额度的1/6,蒋介石对此颇为恼怒,加之舆情汹涌,不得不查办。事前,蒋介石约见孔祥熙,令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交代。蒋的本意是让孔自责自辞,大事化小,但孔祥熙并不领情。
1945年7月8日,在蒋介石的催令下,躲在美国滞留治病的孔祥熙返国回重庆。7月11日,蒋介石召见孔祥熙,“告以此案调查经过与事实及人证物证,嘱其好自为之。”“直将人证物证与各种实据交彼自阅。彼始犹指誓强辩,令人痛心,殊愧为基督徒矣。余再以严正申戒,彼始默认,余仍嘱其设法自全,乃辞去。”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其无收据之美金公债全归国库也。对于一六六万美金公债犹不愿承认也。”“所交阅之审查与控案,而反示原审查人,其心诚不可问矣。”孔祥熙又派其女儿孔令仪携函见蒋介石,蒋感叹“庸之图赖如前,此人无可理喻矣。”“恐此美金公债或落于外人手中一语,更觉此人之贪劣不可救药,因之未能午睡,痛愤极矣”。7月24日,蒋介石下令免除孔祥熙最后一个重要任职——中央银行总裁,并称“庸人不可与之再共国事矣,撤孔之举犹嫌太晚矣。”“庸之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像也。”考虑到美金公债案在外界造成的巨大影响,蒋介石不能不对负有主要责任的孔祥熙作出处理,但也仅仅免去孔的各项职务,未予其应有的刑事处分,也未给予其任何应有的党纪政纪处分或其他追责举措。
1945年8月6日,蒋介石决定:“对于中央银行美债券舞弊案,决令国府主计局与该行新总裁负责查报而不交各院,以该行为国府直辖机关也。”意在通过国民党政府而不是通过监察院查办该案,以免影响继续扩大。“检讨中央银行美债案处置,全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
此后,部分债券追缴国库,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业务局局长郭锦坤予以免职惩戒,贪腐案的主角孔祥熙实际未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最终结局仍不了了之。
当时的社会反响
当孔祥熙被免职赶下台后史学家傅斯年说道:“老孔这次弄得真狼狈,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奏效,这次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孔之下台为国人公认之快事。”唐纵在日记中称,北京政府时代买办与官僚结合,南京政府时代买办与官僚结合,尚有平津京沪之距离;今者大后方官僚、资本家、买办都在重庆同污合流,合而为一,党内缺乏批评的声音,孔祥熙与亲信部属装作不了解国民党的政策,并公然违背政府政策,大肆贪腐行事,令国民异常愤恨。
徐永昌认为追溯其根由,蒋介石“似不能辞其咎”。国民党党内人士唐纵也讲:“本党政治的腐化不但引起党外的反感,亦且失去了党内的同情,如果没有显著的改革,全国人心将不可收拾。”王奇生说:国民党从前的威信“低落到使每一个党员不敢在群众之前暴露他的面目,低落到使社会上一般洁身自爱的人,听到党这个名词便生厌倦。”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能严肃惩治各级官员贪污腐败的行为,国民党接受大员大发接收钱财,出现“五子登科”(位子、金子、车子、房子、女子),全面腐败、上下腐败导致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败与政权的迅速瓦解和垮台,并被中国人民彻底抛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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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派系、代际冲突与体制内的自省》《划时代的历史转折—“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王奇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1.步平、王建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高春平系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院长、研究员,高广达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工程师
责任编辑:戴明 SF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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