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科技创新的结果

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杨帆

　　新浪财经讯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18第六届年会暨与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战略合作签约”于10月13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格局变化下的风险化解与财富管理转型。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杨帆出席并演讲。 

　　杨帆称，他研究了近300年的金融危机后发现，到现在为止，全球5次大的经济危机，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科技创新的最后一个结果。经济上繁荣以后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以后又导致新的科技的创新，现在我们处于第四次周期的后半段，萧条时期，进入这个萧条的十年当中。

　　以下为实录：

　　杨帆：非常感谢大家，感谢50人论坛秘书长和各位嘉宾、各位参与会议的听众！

　　今天下午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也是一种机遇，从某种程度上我来研究这个问题可能是一种责任所在，我不仅是中国人寿集团的法律总监，战略规划这一块也是我长期经营的，在金融IT这块管了30年。谈这个问题，我自己感受非常深，剧变、风雨飘摇，确实是这么回事。我们国家从政策大力支持到现在审慎管理。现在不管是业内上上下下，金融公司也好，科技公司也好，大家感到无所适从的状况，这种情况下我专门做了专题研究，准备了8个小时的课程，200个PPT。有限的时间我只讲几分钟时间，我觉得现在关键要把什么问题讲清楚。

　　互联网金融，包括我们金融科技到底现在应该怎么准确定位的问题，在风雨飘摇中回归初心，回归哪个初心的情况下，不仅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也是企业定位的问题，甚至个人从业职业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我研究了300年的金融危机，到现在为止全球5次大的经济危机，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科技创新的最后一个结果，到第四次是IT，第五次是以生物技术、基因这块为导向的，都是科技创新导致经济上的繁荣，经济上繁荣以后导致我们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以后又导致新的科技的创新，现在我们处于什么阶段，处于第四次周期的后半段，萧条时期，进入这个萧条的十年当中。

　　2018年，按照过去60年一个长周期率，由于信息技术的发达，有可能缩短这个时间，未来这10年当中，它可能给科技一个最大的变革性的促进，我说这个话什么意思，意味着我们在这个萧条时期科技创新会刺激我们经济来摆脱我们上一次从2008年到现在的危机，萧条期以后进入繁荣期，这是最重要的，把握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第二个，美国上世纪90年代后期产业转移，他们把所有的高科技、产业链的高端全部留在本国，把低端、中低端全部转移国外，他们留下金融和高科技，他们期望用金融促进高科技的创新和发展，掌握产业链的高端。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在科技创新当中，金融科技创新的战略地位其实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就是把金融和高科技结合起来，他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个国家战略，正是因为这样，美国不管是数字货币各个方面的法律，包括日本、欧洲都走在我们国家前面。

　　刚才沈先生说我们的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在全世界处在领先地位，实际不然。三个层级，我们在底层、在技术层方面跟美日欧相差很大，但是我们在应用层，中美可以并驾齐驱。我们在场景方面是第一，需求对市场推动力更大。如何利用我们的市场需求来推动我们金融科技底层和技术层的发展，这非常重要。作为国家金融科技创新我要讲的一个主题，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国家金融科技的战略，企业要有金融科技企业的战略，哪怕个人也要有这样的战略。如何做，整个方案，到底我们的突破点、创新点、落地的方案，比如刚才光大银行的都讲了很多东西，但是这个逻辑在哪个地方能够串起来吗。比如银行怎么去突破，我个人怎么去突破，国家怎么突破，有没有清晰的方案、具体路径的举措，我讲8小时、200个PPT，专门把这些东西形成一个可落地的方案，这个方案有依据有框架有措施有路径，但是更强调的是我们作为国家金融战略方案应该怎么去做。这是我今天要阐述的思想，谢谢大家。

　　在说国家层面之前我还想先罗嗦几句针对当前各位已经说的话题。我在国有金融机构股份制银行里做了差不多30年，我参与了人民银行电子银行清算系统的开发，移动安全可信支付系统的开发，包括我们中国人寿企业年金清算系统的开发，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系统开发这一块非常熟悉。

　　我1996年在全国最早提出银行电子钱包的概念包括系统开发的时候。现在我在做一个项目，肯定在电子钱包上更加超越这个概念。刚才你们讲到智能投顾，中国没有真正的智能投顾系统，两个最关键的问题，第一，T+1不是T+0，它无法去做真正的智能投顾。第二，单边市场，只能做多不能做空。但是我知道一家公司做了个智能投顾软件，我们的收益率能够达到超过AlphaGo的两倍，我们的回撤率只有1/3，而且我们不仅在股票市场、基金市场、环境市场，而且在振荡上千倍的比特币市场上都取得可喜的成就，现在从百万级资金进入了千万级资金的实测阶段，年底就会走到过亿阶段。

　　第二，手机银行这一块怎么来定位、怎么来开发，它存在很大的问题，我们首先考虑它，依然是按照我们从B到C还是C到B来开发这个手机银行，这个问题又涉及到后面你是一个设备，你是摆在它的前端、中端和后端。再下去你才能够决定它的流程梳理，你是在哪个环境去突破它，让客户的体验更好。做手机银行这个概念目前来讲必然是移动化，必然是一个方向，但是作为中小银行和国有大银行，同样在手机当中，有可能我的落地点不同，获客包括管理的方式都不同。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把握准确，有可能我不如像一个科技金融公司技术上去突破更好，因为作为金融公司，我们更多的是从金融业务流程、从产品的功能这个角度去创新。

　　我另外指导一家公司做区块链，跟海关总署签协议了，把海关整个通关全部一体化，现在我们可以做到双方交易从意向到签协议，所有的过程海关和商业银行全一清二楚。

　　我是痛感在国有企业里创新的艰难的，所以我为什么做那个东西，做出来东西要帮助企业和个人到底怎么样进行金融科技创新，我创办筹备了八家金融机构，也参与了至少不下于20个金融创新项目的开发。站在企业端和个人端来讲，可能不定我的长项，所以我就觉得站在国家这个层面，我怎么样从技术上从政策环境方面从法律方面支持给企业和个人科技金融、金融科技创新更好的一个基础，这就是我要考虑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在大萧条的阶段，有可能使我们金融科技技术爆发产生迭代创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我要在深圳、上海搞国际金融中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抓哪几个技术比较好，国家也是一样的，我有我的重点，抓不到这个重点，你这个技术迭代就不可能创新储量，这是最大的机遇，危机来了，萧条来了，企业也是这个问题，怎么去做。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我们国家最大的是长处是应用层的开发，我根据应用层找到我们恰当的场景，鼓励企业和个人在这个方面根据场景去进行底层和技术层的开发，应该说是正确的方向。

　　但是作为企业来讲，到底在这个方面有什么特长，比如光大银行，比如京东。我到京东考察过很多次，京东在我的场景当中拉出哪些非机构化的数据，我可能根据现有的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这块能够得到哪些方面的东西，跟别人不同的突破，那我就一定可能后来居上，京东金融不敢说超越腾讯和阿里巴巴，但至少能够跟得上他们。

　　作为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相关的政策现在怎么约定的，到底作为科技金融公司，是处于中介信息的定位，还是经过技术开发已经变成金融信息的性质，如果定义了金融信息这个阶段，那我就定位是金融机构金融业务了。如果我是光大银行，我要做到创新，我已经走入了中介信息这个范畴了，这个情况下我是不是要向工信部申请相关信息的牌照和资格。作为国家来讲，金融科技创新是不是做了一个规划，需不需要定义一个国家金融科技创新的目标，我这些目标包括哪些范围、哪些具体目标，我是根据美国和以色列他们综合提出的一些目标，这些目标并不一定科学，不准确，但至少有一个。作为科技创新，特别作为金融科技创新，目前比较成功的科技创新是美国的硅谷。深圳要搞金融中心，上海要搞国际金融中心，在科技这方面能不能搞个金融科技硅谷，根据硅谷的模式，产学研，大学、技术产业、风投公司、基金、市场转化，你能不能跟上去，有没有国家和政府推动帮助这些科技创新，哪怕从基础设施上的一些平台，相关的政策，税收优惠政策、法律监管政策，你怎么把它落地，这是金融科技企业，当然金融机构相对容易，特别是科技企业，金融科技怎么给他优惠环境，少违规、不违规，更重要的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全球的金融资源合作资源的引入体系，体制内体制外的合作体系，等等，最重要的还是要改变我们的思维，培养人才，建立国家的大数据库。我的结论，我们要上一个台阶，我们需要大汇合，大汇合是我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不要再汇合，再汇合就是把原来的体系全部推翻。

　　我就说到这，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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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长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