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磊:美元走强给新兴市场带来危机 全球金融风险上升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陆磊

　　新浪财经讯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二届年会（2018）于9月29日在人民大学举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陆磊出席并演讲。 

　　在目前情况下，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定的八个主要方面风险，出于学者本能进行归类，陆磊把风险归为三大类：

　　第一类，传统金融意义上的风险，就是高杠杆率和流动性风险。第二类，创新性风险：影子银行或互联网金融。第三类，可能是互联网。包括ICO、虚拟币的问题，包括P2P的问题。

　　陆磊认为，我们面对着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外部冲击风险是永恒的。而近期全球经济金融风险上升，而我们也看到美元走强，在历史上跟新兴市场危机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值得注意的是，9月下旬，美联储又一次加息了。

　　以下为演讲实录：

　　陆磊：非常高兴有机会到人民大学参加主题为“改革开放40周年与中国金融学科发展”为主题的年会，我对改革开放40年来相关经验、教训和走向非常感兴趣。我长期从事金融教学工作，难免对金融学科的发展心有牵挂，所以在这方面也是个人兴趣。总结起来想说三句话：

　　第一，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40周年，但是金融改革开放不到40周年，究其原因我们是问题导向。由于我们一开始是从经济层面来思考问题，但是做着做着就发现原来金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配置因素，同时也是因为当时经济发展当中瓶颈因素，自然而然就会把目光投到金融改革。往前推，如果改革开放是40周年的话，真正意义上搞金融的系统性改革来自于1993年，所以我更多是从1993年以来的改革和我们学科发展来进行梳理。

　　第二，无论是学科发展还是改革开放，都不是非常主动、自身乐意去做的一件事，究其原因我们是问题导向。所谓“改”，必须是在很多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促使我们思考体制、机制、行为方式是否应该有改行更张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经常说不到困难集聚到一定程度，很难推行真实意义上的改革。因此这是埋了一个伏笔。当前在金融发展，改革开放中也依然面临很多问题，但大家不要担心，这恰恰进一步推动我们学科建设、推动我们思维前进，乃至推动我们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第三，目前从人才使用方或金融思想的使用方，由于做实际工作，很难非常深入思考当前金融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个过程中，从一个使用者角度如何看金融学科下一步发展的几个难点问题。

　　1．改革开放40年是一个光辉岁月。在金融改革过程中，恰如小平同志说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去年金融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和总理对金融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地位给予了非常重要的估计，涉及到国家安全，是国之重器。

　　2．走进新时代以后，有方方面面的问题，但是能否归纳总结起来有哪些主要问题，我称之为三个新命题。

　　3．金融学科建设应该依托什么？在中国必须依托改革开放。

　　为什么说40年的改革开放当中并行推进的金融改革开放是光辉岁月？

　　如果按照时间纵轴进行梳理会发现，有非常重要的五个历史节点：

　　第一，1993年，这是我们对基本现代金融制度进行虚心学习和引进的时期，因为我们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走向现代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短板是要素配置，也就是金融体系。

　　所以在当年，即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经验，这是在经济口。在金融口，当时效率非常高，11月出台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以后，在一个多月以后就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七条很多内容时至今日依然不落后，包括如何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如何协调对外货币政策和对内货币政策，如何引导非银行金融机构稳健发展，就意味着在那个时间点我们就已经考虑到直接金融占比应该有所提高，降低对银行过度依赖。现在困扰我们所谓的杠杆率问题，是否跟银行体系仍然占过高的权重是有一定关系的。加强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直到今天我们的支付体系、清算还在建设当中。所以在几十年以前，我们所提出的真实意义上系统性金融改革很多观点到今天仍然不落后，这毫无疑问体现了我们发展市场经济走到当时那一步，虚心学习的一种心态。

　　第二，1997年，防范金融风险面临的模式选择。因为在90年代初期，当时想法是一切发达经济体的金融改革的成就和经验，并没有进行准确的归类和区分。到了1997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这时候对我们心理冲击非常大，也就是即便在发达经济体中也存在不同金融发展模式，请问我们应该选择或应该重点借鉴哪一种经验？这里主要体现为应该分业经营还是综合经营。大量文献和研究者在这里做了非常丰富的工作。

　　出现的很多以往我们未见的所谓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该怎么办？从金融业自身角度出发，是非应该做得更加充实一些，更加强壮一些，就引进了资本充实率以及法人治理的概念。

　　中央银行该做什么？同时负责货币政策和金融安全或金融稳定或金融监管职能，在这个层面上是否由于多目标会产生目标之间的打架，管理体系该如何改？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在此之前是日本失落的若干年，在此之后是韩国和泰国以及印尼这些经济体纷纷陷入经济和金融交织的困境当中，促使我们思考的是实体经济部门和银行部门关系应该是什么？是否应该建立更加有效的抑制预算软约束的融资体系。

　　所以自然而然面临一种模式选择，这是第二个时间节点，引发我们学科层面上大讨论，也引发了人才培养方向上的思考。

　　第三，2002年。当时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在金融口面临一个问题是能否接受高度发达的西方世界的金融体系在市场上的冲击，所以“狼来了”成为主流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的是强身健体，所以抓紧时间进行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和农村信用社改革，一个在城、一个在乡，剥离不良资产，实时增资扩股，坚定推进股份化。通过这些改革发现，时至今日，大家都说工商银行是世界最大的商业银行，但是还有一个体系是中国的农商行+农合行+农信社体系，这个体系归拢起来才是全世界最大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金融体系。

　　第四，全球金融危机下的韧性和自豪感。2008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这个情况下，我们管理体系应对危机能力，经过前期若干次改革，已经得到了非常快速的提升，金融体系的资产质量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即便在今天看所谓“金融乱象”，会神奇地发现传统意义上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机构，债券市场的行为，包括保险公司，基本上并没有陷入麻烦当中。往往是一些新生力量所导致的问题，如网络贷款、校园贷等等，这是因为我们经过前面的改革形成了非常强的基础。但是必须看到，进入到金融创新和金融体系空前的复杂发生期，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区块链这些技术都在向金融体系渗透，所以我们当前所看到的金融已经不是过去的金融。

　　第五，2018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以后到今天，在心理上变了，从最初非常虚心好学变成要有“四个自信”，打好“三大攻坚战”，第一个攻坚战，非常重要的就是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基本判断是风险处于易发、高发期，虽然没有发生系统性风险，但隐患正在积累，关联性和复杂性上升。要做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因为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部分。我们有信心吗？当然有，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在这方面调整，所以必须坚定信心。

　　40年当中的五个历史节点给我们哪些逻辑？有以下几方面供参考：

　　逻辑一，在开放中学习、比较、反复，形成了对当前能看到的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的塑造作用，这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我们所说的开放并不是大家想像的银行业对外开放，证券、保险对外开放，更多的是发展理念、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上的引进和模仿，并进而不断结合本土化来进行比较和定性，当中不乏反复。为什么会反复？因为金融行业和其他行业非常大的差别是总是会发生一些问题，即周期性发生金融危机，这就意味着最优模式的探索永远在路上。

　　简单举两个例子：

　　1．关于分业与综合经营体制的比较和反复。1997年，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模式，走到今天发现，事实上的金融控股公司、事实上的跨界，由于互联网的引进所形成的综合化经营已经成为现实，我们该怎么办？

　　2．管理规则的学习和反复。最早我们引进巴塞尔协议是为了保证机构的安全，要有资本充实率，同时为了防范道德风险，简单来说有资本就不会乱来。但是这里一个前提假定，是否机构安全了，金融体系就安全呢？我们会发现“消费者保护”这个理念可能很重要，因为金融机构和市场存在外部性，即便它是有资本、它是合理化运营，但是有可能会对外部消费者权益构成相对损害。

　　3．仅仅机构监管就足够了吗？发现很多不持牌或持其他牌照的机构在做相同业务，是否模糊了金融与非金融，不同金融子行业之间的边界呢，该怎么办？如果做得不好就会出现套利。

　　4．如果所有机构都非常理性，按照利润最大化、股东权益最大化，甚至按照消费者充足保护方式来运行就足够了吗？不一定，因为个体的所有最优行为有可能造成集体非理性，比如房地产金融业务，对所有个体都是极其理性的，也是相对安全的，但是整个国家在过去一段时间曾经出现过相应泡沫，如果泡沫崩溃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值得我们深思。

　　逻辑二：整个一部改革基本上在不断确认事权和责任。

　　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基于道德风险管理。事权和责任的确定与再确认几乎贯穿了我们能看到的过去几十年金融改革的全过程，从1984年中央银行分设，中央银行怎么能从事商业银行业务呢，因为具有无限货币发行权。这里面该做什么，责任是什么，应该很清晰。1998年到2002年，分业监管模式的确立；2003年农信社改革当中，中央和地方风险分担；到2017年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对条块责任的重新界定。围绕这件事，触发两点思考：

　　一是道德风险存在于一切金融活动始终。

　　如公众总是期望获得非常安全但回报高的金融服务或金融产品，这就是刚兑的内在需求。

　　金融机构，由于高负债的天然性对大企业和抵押品的偏好，因为它担心我是负债，怎么办？我的资产一定要安全。

　　非金融机构，一般企业类机构似乎天然的具有涉足金融领域的偏好，因为自我融资。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方方面面的道德风险，于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权责对称，以解决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和导致的相关损失。

　　二是金融创新、发展和风险涉及的多元化主体。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金融业不像一般企业，它的主体一定是多元化的，一个企业卖一个钢铁，买家卖家非常清晰，而金融业具有极强的外部性，就促使我们一定要基于内部人和外部人所造成外部性或者不可控等等角度来确认我们的责任、完善我们的体制和机制。

　　逻辑三：渐进的改革创新和果断的风险化解几乎贯穿过去几十年。

　　这些出于降低交易成本或获得超利润的动机，金融创新一定会自发在各个行业当中发生，这是微观主体的本能，所以管理者一旦丧失应有的冷静很容易引发非理性繁荣和金融泡沫。因此在泡沫形成前和积累中的渐进与保守，在系统性危机可能发生因而要处置过程当中的果断是40年来的基本经验。

　　为什么一个是渐进、一个是果断，也有两点原因：

　　一是软预算约束在各市场和主要机构一度普遍存在，也就是说所谓的创新，赚了钱归我，但赔了钱归你。所以要有非常审慎的态度。

　　二是如果出问题，就要非常果断，比如对商业银行的注资和股份制改造，2004年开始到2010年，以农行上市收官，我们非常果断做了这件事；证券业金融机构重组，一度叱诧风云的大重点机构当挪用客户保证金之后，坚定的市场退出；必要的市场退出，无论是大中小机构，要实施相关的市场退出。这是就是果断风险化解，以隔离掉相关的风险。

　　在目前情况下，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定的八个主要方面风险，但是出于学者本能进行归类，所谓风险就是三大类：

　　第一类，传统金融意义上的风险，就是永远存在的高杠杆率和流动性风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流动性风险会掩盖信用风险，也就是说违约已经不怕了，只要有足够的流动性，这根弦能接续下去，这条路就能接着往下走。所以流动性风险管理就会成为上至货币当局，中间到监管部门，下到各家从业机构高度关注的领域，而高杠杆率具有天然性，就是金融跟一般企业不一样，是预见未来的，我预见未来好，当然会加杠杆，即便是最牛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号称大数据来解决的，依然能看到杠杆率，所以称之为永远的杠杆率问题。

　　第二类，创新性风险：影子银行或互联网金融。

　　它用新技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新的，只是新技术在传统行业当中应用，所以是传统业务和新的桥梁。

　　第三类，完全不同于传统金融的新金融，可能是互联网。这种不同方式的出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萨伊定律的，之前我并不知道存在这种需求，当它出现之后，供给来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但随之而来一个问题是金融伦理，因为基本上是依靠信息来构成自身开展业务的基本要素。所以信息的使用、保护就成为未来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伦理学问题。包括ICO、虚拟币的问题，包括P2P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下一步认真思考的。

　　外部冲击风险是永恒的，因为我们面对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近期全球经济金融风险上升，而我们也看到美元走强，在历史上跟新兴市场危机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在9月下旬，美联储又一次加息了。

　　全球化问题是没有办法的，如果前三个是我们自己在这个范围之内可以管的话，第四个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客观问题。

　　延续前两部分的讨论，金融学科发展或金融学科建设应该立足于哪个方面？我坚定地认为，改革开放是我们过去40年的基本经验，也是我们下一步要走好、走扎实的必要环节。

　　学科的发展必须要依托经济和金融的现实，而40年经济学和金融学科持续面临的理论问题一定是四个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财政和金融的边界问题和相互配合问题，开放和治理问题。再往后推10年，可能我们金融学科仍然将研究这些问题。

　　为什么要研究这些问题？是由于问题导向。效率决定了金融几个市场导向，但金融业始终同时存在微观经济学关于市场失灵的三个来源：外部性，大家可以看得到，我干的事对他人造成了损失。垄断性，我们发现金融资源为什么若干家银行的市场占有率会比较高或整个银行在金融体系当中占有率比较高，甚至是新金融体系的出现市场占有率也比较高，所谓新金融体系是依托互联网，所以在这里一定要认真思考市场在效率层面上，政府的作用。

　　面临一些新的挑战，需要呼唤在学科建设当中建立新的认知，并构建新的伦理体系，因为金融科技在迅速发展。区块链出现了之后，是真实去中心化吗，如果去中心化，谁来评准这个市场，避免流动性瞬间耗竭。这里涉及到该不该管，怎么管，是否符合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需要。

　　由于金融科技的发展，形成一些新的风险，比如牌照还重要吗？事实上发现很多机构跨市场、跨行业经营，并进而事实上存在相应风险，也就是低门槛。还存在由于预期所导致的不关心投资的第一方法来源，只关心市值，这种问题都是我们在未来金融学科建设研究层面上需要高度关注的。

　　风险监管过程当中，如何解决监管空白、行业自律等，必须明确的是任何管理都一定会承担相应的成本和效率损失，所以核心问题是：权责对称和道德风险管理。

　　涉及到开放层面上，我们经常说美元的霸权，但是在一个多边、多极化的国际环境当中，一定会出现一个新问题，谁来提供公共产品。马克思说货币拥有若干职能，但是有一个问题，谁应该提供？这是一种货币霸权，还是国家信用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关系到人民币国际化或走出去面临它应该存在的相关职能。

　　风险一定是这个行业发展伴生产物，在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40年的重大举措，包括金融改革，都天然具有问题导向和风险化解的初衷，且成功克服了重重困难，所以我是乐观的，也期望大家乐观。

　　当代中国金融学科依托改革而起，伴随开放而兴、知行合一、解决现实问题是根本。价值观和金融伦理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突破方向。迎接更具挑战性的未来是金融学科发展的使命担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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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长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