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货币政策如何助力稳增长”圆桌会谈

“财政与货币政策如何助力稳增长”圆桌会谈
2022年07月16日 15:50 金融一线

  7月16日,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举办的“2022中期宏观峰会”在北京召开。各位专家在“财政与货币政策如何助力稳增长”论坛开展圆桌会谈,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花长春:今天上午有很多领导提到海外不确定性,刚才您也提到了用控制国内的确定性来应对海外的不确定性,这个对于我们的货币政策,对于汇率都产生了一些挑战,我想请管司,因为您之前是外管局的收支司的司长,从您的经验看怎么用确定性应付外面的不确定性。

  管涛:我觉得确确实实外部有很多不确定性,一个是发达经济的货币政策集体转向,现在不但是美国面临高通胀的压力,像其他发达经济体,除了日本以外,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对于最近一段时间,看到很有意思的情况,美元走的非常强,亚洲货币出现大幅贬值,但是相对而言,人民币多边汇率还是比较稳定的,稳中趋升。

  另外还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有空间,大家认为中国经济确实面临挑战,但是有政策空间去应对,其他国家不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空间相对比较闭塞,所以大家信心不是很足。

  我们今年肯定不会像去年出一些收紧监管政策的做法,但是疫情的冲击,还有防疫多来的扰动,这是影响大家预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再一个是应该多目标动态均衡,既要继续稳外资稳外贸,同时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去扩内需。另外一个是通过稳市场主体保就业,保障居民收入,保民生。在这样情况下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我们希望当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外需出现拐点,内需仍然非常低迷,内需、外需的紧缩双碰头,对我们来讲是更大的挑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用这些确定性来对冲不确定性。

  花长春:刚才其实市场也有所讨论,下半年的货币政策到底应该是一个边际上是趋于把流动性稍微收一收还是?刚才您也提到短端的利率已经是非常宽松了,但是中长期其实还是要回到中性。您觉得国内的这些政策操作的方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陈道富:我自己认为在当前的宏观环境下,需求政策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可能效果就不如以前了。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其实受到的制衡比较多,特别是在刺激经济方面的效果可能跟大家预期的差距比较大。所以,货币政策不应该成为刺激经济的一个主要的工具,货币政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更多的是稳住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然后为其他政策发挥作用,创造好的宏观货币环境。当然,自己的政策不收缩,实现中性的一个略宽松的货币环境。

  我觉得激活微观主体活力,跟财政,跟其他政策配合,使得原有的这种货币政策工具能够更好的发挥出作用来应该是重点,同时把一些刚才说的带有制约性的一些工具,推崇性的一些工具回到中心,然后来进行选择。下半年整个来看,通胀压力会起来,中美之间的利差会加大,所以这个环境使得货币政策更应该处在一个支持性的一个政策工具的一个作用。

   花长春:前一段时间也有人把信贷的坍塌跟日本当年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做类比,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后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您有什么想法?

  张晓晶:因为之前好像市场上讨论的也比较多,就是我们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资产负债表式的衰退?我想说,目前我们应该可能出现了一些迹象,在这个边缘。但是,从各项数据来看,还没有完全进入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的态势。我特别想强调,就是资产负债表你是否要扩张?或者是说所谓要奋斗?它既取决于你的意愿,也取决于你的能力,我们可能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更多地强调了意愿,没有太多强调他的能力。因为资产负债表是一个市场约束很强的这么一种东西,就是说资产负债表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想扩张难度也很大。比如先说居民部门,大家都说消费那么少,存款还那么多,你的资产负债表应该越来越健康?其实我是反对这个观点的,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很简单,先从流量的角度,你的收入增速实际上是放慢的,而你的支出呢?支出不仅仅是消费,消费是没有上去,你还有很多刚性支出,包括你的月供,所以其实支出并没有下的很多。这样使得你流量积累到存量的这个部分并不是比以前更多,反而是更少,这是流量角度。

  存量角度我们看得更清楚,你的财富的存量可能在缩水,你的资产在缩水,特别重要的就是房地产。当然,你还有很多其他理财,如果资本市场不好的话,你也面临这个情况。

  所以,我想说,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如果他不想奋斗,跟他的能力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他其实并不看好,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再加上有一些已经断供了。所以,这不是他愿意的。

  花长春:我追问一个问题,前一阵子提到政府更加奋斗,发行特别国债,目前来看,财政赤字其实如果今年上半年运行下来,应该是远超它的整体的年初的预算。从您的角度来看,特别国债以后,像政府这样发力,还有没有希望呢?

  张晓晶:我个人的看法,我们在杠杆率报告里面也几次重申,我们是希望去增发特别国债,因为这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问题,当我们中央政府不去足够发力的时候,当然现在我认为中央政府已经在发力。但是,力量还不够的时候,地方政府仍然用过去的方式通过隐性债务的扩张来做他的事情。大家一定要看到,包括地方上现在新的融资平台在不断地产生,我们在估算地方的隐性债务的规模,尽管看到面子上有些地方都清零了,有些地方也做得很好。但是,根据包括国际组织的一些数据,隐性债务至少在今年这个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并没有下降,还在上升。

  在这个情况下,用特别国债,或者是说用中央政府发债的方式来替代隐性债务将是特别划算的,划算是指什么?两个方面:1.风险低。2.成本低。

  花长春:刚才卢教授提到了要心怀青年,尤其疫情情况下,大学生就业,今年正好也是大学生就业的高峰期,再叠加前两年,因为一些疫情,有一些大学生考研、考博,正好也要毕业了。在疫情情况下,您觉得财政、货币,或者说其他方面的政策能够帮到青年就业的,谈谈您的看法?

  卢锋:这个问题可能还得要从它产生的背景根源角度来讨论。大家现在都很关心就业,整个就业形势随着宏观经济的好转是有一个明显的好转,但是青年的失业率,由于有季节性,还在进一步的压力加大。其实公众可能关注青年失业率最近是比较集中关注,其实过去也有一些时段出现过这个问题,像刚才花首席讲到过去一旦出现青年失业率,或者大学生就业困难,他可能就会扩招,扩大高校招生,或者研究生招生。但是这个特别是高校招生,扩大研究生招生的量毕竟有限,因为我们面临的整个毕业季,整个青年人的就业,大概估算是1500万这么样一个盘子,研究生可能就很有限,大学生有时候起作用,但是现在大学生可能这个方法至少空间越来越少。也就是过去你用这种办法已经透支了后来这样的用类似办法的一个空间。

  我觉得重要的是两个原因,得把原因想明白,看看有什么办法?第一个原因,说到底还是一个供求关系,就是说青年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

  另外,就业政策本身,其实人社部,包括发改委都有好多专门的政策,我觉得也是必要的。从年轻人的角度,可能也得要调整,就是说分步骤、分阶段实现你的理想,可能到最后是年轻人跟政策的一个配合,我们来克服困难,渡过这一个难关。

  花长春:刚才张教授在演讲过程当中提到了两个突出问题,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房地产风险。断供和烂尾楼这个问题同时存在,这个问题到底有多大的影响?风险大不大?另一方面,这个会对我们的货币政策,或者说财政政策后面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怎么样才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张健华:无论是个人断贷、断供,包括房地产断供、村镇银行事件,其实都反映了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对金融风险还是要高度关注。至于它对于全局性的影响,我不想多谈,我就是说,关于这种风险,第一点我们确实要认清风险的点在哪儿?找到点。我们说的那只是两个大的点,就是风险事件,一个是说房地产可能引发的,还有地方政府的债,这是大家公认的,现在对中国金融体系影响比较大的。

  剩下的就是为什么要重视?我认为不能掉以轻心的原因,一个是它确实会对我们的实体经济也好,对金融体系也好造成伤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金融风险往往会引发社会问题,就是一个金融事件可能会引发社会问题,包括村镇银行大家知道的是给异地的人员附红码,这个事情网上炒作的很厉害,断贷、断供的事情,围攻整个银监局、人民银行,地方的,整个一大堆人,千人去了,给你一张照片发出来上网了,也影响很大。就是我们一个很小的局部的一个事件可能会引发一个社会问题,这个是我们讲的中国从社会和政府层面来说,对于金融事件,金融风险的容忍度是比较低的。所以,由此我们说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就是我们对金融风险还是要发现问题以后及时处置,不要引发这种社会性的问题,这是我说为什么我们要关注金融风险,然后还要及时地进行处置。至于说这个话题因为比较大,咱们今天不能展开谈,所以我就讲讲个人的一点观点,谢谢!

  以下为讨论全文:

  花长春:接下来进入到第二环节,主要是进行一些话题的探讨,刚才从张教授出发,现在从管司出发,今天上午有很多领导提到海外不确定性,刚才您也提到了用控制国内的确定性来应对海外的不确定性,我们都知道,现在欧美有明显的滞胀的现象,一方面有衰退的风险,另外一方面通胀经常超大家的预期,不断的上行。从年初我就记得大家说美国通胀见顶,一下子5月份蹦到8.6,大家说完了怎么还没见顶,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又觉得,接下来肯定往下,没想到6月份又往9以上了。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情况下,对于欧美加息预期不断上升,现在美元走势非常强,是20年以来新高,美元走势到了108,这个对于亚洲货币也产生了一些影响。这个对于我们的货币政策,对于汇率都产生了一些挑战,我想请管司,因为您之前是外管局的收支司的司长,从您的经验看怎么用确定性应付外面的不确定性。

  管涛:谢谢你的问题,我觉得确确实实外部有很多不确定性,一个是发达经济的货币政策集体转向,现在不但是美国面临高通胀的压力,像其他发达经济体,除了日本以外,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像欧洲可能比美国的问题更加棘手,欧洲次由于俄乌冲突,能源危机叠加难民危机,然后高通胀,货币政策进退维谷。所以欧央行刚刚宣布7月份准备考虑加息,现在欧洲滞胀的预期就开始出来了。所以最近欧元跌的比较厉害。特别大家担心,如果欧央行加息,可能会同期引爆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所以最近十年期的意大利国债和十年期的德国国债的收益率差迅速的走扩。6月15日的时候,欧央行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专门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大家担心,欧债危机卷土重来,这也是最近为什么欧元兑美元的汇率跌到平价水平的重要原因。本来应该大家都以为欧央行加息,追赶美联储,应该会抑制美元的涨势,没想到欧央行没有条件加息,要加息的话,可能经济滞胀的风险很大,同时还可能会叠加债务危机。

  对于最近一段时间,看到很有意思的情况,美元走的非常强,亚洲货币出现大幅贬值,日元也跌到了1998年以来的新低,24年来新低,到了139。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人民币走的比较稳健,虽然跟美元比,我们还是跌了一点点。但是我们在5月中旬人民币兑美元跌到6.80附近以后,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6.78附近反复振荡,当然这两天稍微弱一点到6.75左右。但是相对而言,人民币多边汇率还是比较稳定的,稳中趋升。所以最近人民币是比较强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刚才我们提到了其他国家都面临高通胀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通胀还是比较温和的,6月份核心CPI只有1%。

  另外还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有空间,大家认为中国经济确实面临挑战,但是有政策空间去应对,其他国家不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空间相对比较闭塞,所以大家信心不是很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用内部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的不确定性。第一就是按照中央的要求,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在这样要求下更加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国内经济循环畅通,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尽快推动经济回到正常轨道,这是信心所在。

  我们今年肯定不会像去年出一些收紧监管政策的做法,但是疫情的冲击,还有防疫多来的扰动,这是影响大家预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再一个是应该多目标动态均衡,既要继续稳外资稳外贸,同时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去扩内需。当然现在扩内需,主要是政府投资搞基建,我们政府投资不能够单兵突进,包打天下,还要通过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带动民间投资。另外一个是通过稳市场主体保就业,保障居民收入,保民生。在这样情况下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我们希望当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外需出现拐点,内需仍然非常低迷,内需、外需的紧缩双碰头,对我们来讲是更大的挑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用这些确定性来对冲不确定性。花长春:非常感谢,确实是非常独到的见解。说完海外,我们回到国内,国内我觉得从总的方向上来看,让经济回到潜在增速,我觉得是下半年的主要目标。

  刚才陈道富所长讲的有五条,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结合市场预期,以及疏通政策的堵点。另外刚才其实市场也有所讨论,下半年的货币政策到底应该是一个边际上是趋于把流动性稍微收一收还是?刚才您也提到短端的利率已经是非常宽松了,但是中长期其实还是要回到中性。您觉得国内的这些政策操作的方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陈道富:我自己认为在当前的宏观环境下,需求政策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可能效果就不如以前了。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其实受到的制衡比较多,特别是在刺激经济方面的效果可能跟大家预期的差距比较大。所以,货币政策不应该成为刺激经济的一个主要的工具,货币政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更多的是稳住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然后为其他政策发挥作用,创造好的宏观货币环境。当然,自己的政策不收缩,实现中性的一个略宽松的货币环境。

  从当前来看,其实刚才管首席做了好多分析,就是从现在货币市场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年其实采取了很多政策,特别是大量的结构性政策,这些政策从目前来看由于需求不足还是一个制约。所以,很多流动性还淤积到货币市场上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货币市场其实有两个典型的,一个是我们的货币市场利率还是低于政策性利率,所以这个还是以市场需求不足为主导的一个呈现,更多的可能是需求不足,然后市场上的市场利率已经低于政策利率。

  第二,我们看到整个银行间的交易量其实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所以银行间的套利交易行为,或者Carry交易还算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从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来说,目前这个货币环境,应该来说货币环境是宽松的,同时要避免经济恢复过程这些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成为风险的另外一个来源。所以,我认为整个货币环境可能要略宽松,但不能淤堵,重点应该是要疏通整个信用层面上的一个扩张。6月份的信贷数据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上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对于整个微观主体的预期,特别是私人部门还受到相当大的抑制。

  我觉得激活微观主体活力,跟财政,跟其他政策配合,使得原有的这种货币政策工具能够更好的发挥出作用来应该是重点,同时把一些刚才说的带有制约性的一些工具,推崇性的一些工具回到中心,然后来进行选择。下半年整个来看,通胀压力会起来,中美之间的利差会加大,所以这个环境使得货币政策更应该处在一个支持性的一个政策工具的一个作用。

  花长春:非常感谢,从整个稳货币向宽信用怎么去把宽信用的一些堵点疏通,以及探讨了中美利差加大情况下,货币政策以及整体的政策倾向,尤其是货币政策不应该成为刺激经济的主要政策,而是应该为其他政策来帮助经济作为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我觉得是非常独到的见解。

  今天上午很多领导也探讨了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是个很重要的话题,一会儿可能有两位领导都要交流这一块。我知道金融所在国家资产负债表方面的研究目前是权威,张晓晶所长您刚才也讲解了很多,尤其提到了企业部门目前还没有到资产负债表衰退,但是处在边缘。前一段时间也有人把信贷的坍塌跟日本当年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做类比,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后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您有什么想法?

  张晓晶: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因为之前好像市场上讨论的也比较多,就是我们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资产负债表式的衰退?我想说,目前我们应该可能出现了一些迹象,在这个边缘。但是,从各项数据来看,还没有完全进入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的态势。我特别想强调,就是资产负债表你是否要扩张?或者是说所谓要奋斗?它既取决于你的意愿,也取决于你的能力,我们可能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更多地强调了意愿,没有太多强调他的能力。因为资产负债表是一个市场约束很强的这么一种东西,就是说资产负债表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想扩张难度也很大。比如先说居民部门,大家都说消费那么少,存款还那么多,你的资产负债表应该越来越健康?其实我是反对这个观点的,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很简单,先从流量的角度,你的收入增速实际上是放慢的,而你的支出呢?支出不仅仅是消费,消费是没有上去,你还有很多刚性支出,包括你的月供,所以其实支出并没有下的很多。这样使得你流量积累到存量的这个部分并不是比以前更多,反而是更少,这是流量角度。

  存量角度我们看得更清楚,你的财富的存量可能在缩水,你的资产在缩水,特别重要的就是房地产。当然,你还有很多其他理财,如果资本市场不好的话,你也面临这个情况。

  所以,我想说,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如果他不想奋斗,跟他的能力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他其实并不看好,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再加上有一些已经断供了。所以,这不是他愿意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我一直强调不要太担心居民资产负债表式的衰退,什么原因呢?因为它的两个重要构成,第一最大的构成就是抵押贷款房地产,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不会崩溃,当然人家说那你可能这就是一个乐观的看法,我还是认为不会崩溃,现在遇到一些曲折。在这个情况下,居民抵押贷款是保持相对稳定的,即便在某一个阶段会出现有一点点收缩,总体来讲它是稳定的。再加上我们下来的个体经营贷是上升的,它其实做了一定的弥补。所以,总体上居民资产负债表不会出现衰退,这是第一个。

  第二,我们到了企业,企业为什么说已经出现这个迹象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企业部门很多的,有一些是能力的问题,房地产企业,可能就是能力问题了,我不能给你贷款,你可能要出大问题了等等,当然这个做法是否正确,我觉得政策层面要探讨。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最核心的问题,包括当年日本出现的衰退问题核心是什么?就是企业不愿意去投资了。在中国是不是没有投资机会了?我不认为是这样。但是,投资机会都给谁了,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希望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不要衰退,那么你就是激发民间投资,而民间投资的激发就是你要稳定预期,第二给它更大的发展空间,我觉得这两条是最重要的。而要做到这两条,核心就是中性的竞争,这是我讲企业资产负债表如果不让它衰退,必须去激发它。

  那么,政府资产负债表,我认为目前在奋斗,还可以更加努力的奋斗,为什么这么说?我想从政策空间上来看,就是我们债务的水平,尤其是中央政府债务水平太低了,20%左右,发达国家100%都是小菜一碟。所以,我们有很大的空间,中央政府的这个。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大家讲得比较少的,如果大家关注,在我们这个33条,应该是5月31号发布的,33条一揽子政策出台之前,5月25号有一个政策,就是要盘活政府和国企的存量资产,就是公共部门的存量资产,公共部门有很多存量资产,我们在地方上去调研,他们也都说了,你这个专家发现了,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优质资产,但是不在我们的账上。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有很多的并没有在账上体现的地方政府的资产,而那个文,就是中办、国办发的这个文里面特别强调了重点的方向就是一些债务率较高的地方政府和债务率较高的国企。那么,让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把你们手头上那些闲置的资产盘活,闲置资产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些楼堂馆所,一些文化馆等等,包括与之相关的闲置的土地,这块其实量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国有企业的餐饮、宾馆,一些非主业。这些如果释放出来,一方面处置了资产,使得公共部门的资产增加了以后,它扩张的能力加强。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就是更多的资源不是由政府直接来控制,而是由市场来掌握,来配置。那么,效率的提高一定会带来我们经济增长的后劲更大。谢谢!

  花长春:非常感谢,的确居民部门不会让资产负债表衰退,企业不能让它衰退,政府更加奋斗。我追问一个问题,前一阵子提到政府更加奋斗,发行特别国债,目前来看,财政赤字其实如果今年上半年运行下来,应该是远超它的整体的年初的预算。从您的角度来看,特别国债以后,像政府这样发力,还有没有希望呢?

  张晓晶:我个人的看法,我们在杠杆率报告里面也几次重申,我们是希望去增发特别国债,因为这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问题,当我们中央政府不去足够发力的时候,当然现在我认为中央政府已经在发力。但是,力量还不够的时候,地方政府仍然用过去的方式通过隐性债务的扩张来做他的事情。大家一定要看到,包括地方上现在新的融资平台在不断地产生,我们在估算地方的隐性债务的规模,尽管看到面子上有些地方都清零了,有些地方也做得很好。但是,根据包括国际组织的一些数据,隐性债务至少在今年这个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并没有下降,还在上升。

  在这个情况下,用特别国债,或者是说用中央政府发债的方式来替代隐性债务将是特别划算的,划算是指什么?两个方面:1.风险低。2.成本低。

  花长春:希望特别划算能成为现实。刚才卢教授提到了要心怀青年,尤其疫情情况下,大学生就业,今年正好也是大学生就业的高峰期,再叠加前两年,因为一些疫情,有一些大学生考研、考博,正好也要毕业了。在疫情情况下,您觉得财政、货币,或者说其他方面的政策能够帮到青年就业的,谈谈您的看法?

  卢锋:这个问题可能还得要从它产生的背景根源角度来讨论。大家现在都很关心就业,整个就业形势随着宏观经济的好转是有一个明显的好转,但是青年的失业率,由于有季节性,还在进一步的压力加大。其实公众可能关注青年失业率最近是比较集中关注,其实过去也有一些时段出现过这个问题,像刚才花首席讲到过去一旦出现青年失业率,或者大学生就业困难,他可能就会扩招,扩大高校招生,或者研究生招生。但是这个特别是高校招生,扩大研究生招生的量毕竟有限,因为我们面临的整个毕业季,整个青年人的就业,大概估算是1500万这么样一个盘子,研究生可能就很有限,大学生有时候起作用,但是现在大学生可能这个方法至少空间越来越少。也就是过去你用这种办法已经透支了后来这样的用类似办法的一个空间。

  为什么这次似乎表现的极为突出呢?从失业率的数据,确实现在是19.3%,我大概看了一下,我们这个数据也就是2018年以后才有月度数据,四年,就是从6月到7、8月的高峰,最低的是去年0.8个百分点,还要上升0.8个百分点。最高的是2018年还是2019年,还要增长3.3个百分点,平均下来1.9个百分点。也就是按照最低的0.8个百分点算,那就是达到2.0%,20%也是有可能的,这是过去多少年前可能很难想象的,我们面临青年失业率20%的这样一个格局。

  我觉得重要的是两个原因,得把原因想明白,看看有什么办法?第一个原因,说到底还是一个供求关系,就是说青年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从岗位的角度,就是岗位的需求和岗位的创造,实际上是一对关系。从劳动力供给或者就业需求来讲,今年的大学生由于过去的扩招增长的特别快,1000多万,比去年增加167万,要把这个图形看是一个非常大的调整。这个数字要再往前看,今年10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是20年前的10倍,这可能也是人类教育史上很难想象的,就是扩招的规模,就是刚才你讲到的这种“东升西降”,就是它表现在所有的大的宏观变量,或者结构变量方面。所以,我有的时候愿意用这么一个词不一定准确,就是形成一个“泄洪效应”,突然一下有这么多,即便在正常情况下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压力。

  从劳动岗位的供给的角度,特别是针对它的这一部分毕业生或者青年的结构供给的特点方面,遇到宏观经济疫情背景下起伏不定,总的来讲,趋势下降,波动很大,这两条都很要命,对于企业来讲,我如果对未来不是很需要,我不一定裁员,但是尽量减少招人,这是很自然的,无论是趋势下降,还是波动上升,对他招人的计划或者动机来讲都是一个抑制。再加上疫情2-4月份又有比较大的反复,这个疫情的反复又集中在像上海、深圳、北京这种地方,我觉得是叠加了几个因素,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属于过去吸纳大学毕业生,或者高端的研究生毕业生最厉害的地方。我个人就零散的,也没有机会调研,零散的跟一些朋友交流就有这种情况,本来都说好了,拿到offer了,到上海去,因为疫情,这都可以理解,最后就没能成行。所以,这几条就是宏观不好,疫情短期波动,反复在波动,再加上一个集中在过去吸纳年轻人最集中的地区,所以,使得劳动力的供给增加的背景下,他的需求、岗位创造出了问题我觉得这是最集中的原因。再加上一个季节效应,现在我们还处于一个困难的情况下。

  那么,你要看过去,其实也出现过这种就业的困难,简单地说,40年,两次大的就业的困难,一个就是回乡知青,突然一下到这个城市没法解决就业,因为当年上山下乡,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重要的原因就是解决不了就业,现在突然一下把存量都招回来,还出现一个问题。然后,就是国企改革,90年代后期。

  这两个阶段我觉得它解决的办法跟现在可能不完全一样,它的解决办法就是靠宏观的增长,就是因为高增长时期,80年代,几年就增长完了,就消化掉了,它通过个体户,通过私营经济的发展,外资进来,很快就消化掉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那次振动可能是最大的一次振动。但通过胡温时期,因为正好叠加一个开放,景气增长的世纪初年,就业增加的很快。

  我的感觉,现在很难想象再出现类似于80年代和新世纪初年的增长,可能现在还要靠精耕细作,就回到刚才讲的,宏观经济可能还得稳增长,然后疫情控制方面可能还得要科学化,然后要尽量的可能还是有一个改革问题,因为你招生、招工主要的是,我们讲5、6、7、8、9民营企业,我大概算了一下,国有部门加公务员加事业单位,你能解决今年的就业可能是20%,充其量,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你毕竟不是大头,那你可能还是有一个改革的问题,就是对民营企业让他更有信心。所以,刚才讲到几个方面,其实对就业政策都有影响。

  另外,就业政策本身确实,其实人社部,包括发改委都有好多专门的政策,我觉得也是必要的。甚至刚才讲到的结构性的财政政策,我个人觉得尽量的给年轻人提供一个哪怕是暂时的就业机会,我个人因为在大学工作,我经常跟年轻人交流我知道,我特别不愿意年轻人为了考研在那儿一待一年,两年,三年,我的亲属都有,我一般劝他们尽量避免这个情况,在岗位中学习,同时准备考研,哪怕把工资待遇降低一点,政府帮他就可以有一些实习岗位,有一些临时的岗位,你不要指望年轻人一定永久的在。

  从年轻人的角度,可能也得要调整,就是说分步骤、分阶段实现你的理想,可能到最后是年轻人跟政策的一个配合,我们来克服困难,渡过这一个难关。谢谢!

  花长春:感谢,的确是的,接下来民营经济的活跃度,年轻人创业的程度,以及平台经济的发展等等一系列的,一方面需要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其实整个民间经济都在想办法。

  我把压轴戏放在张教授身上,刚才张教授在演讲过程当中提到了两个突出问题,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房地产风险。我们都知道,张教授既是在监管部门央行待了很长时间,做过金融稳定局的副局长,也在商业银行里面做过行长,现在到教育机构,从您的角度来看,目前怎么看待当前因为一方面资产负债表受损的房地产企业,另一方面家庭部门现金流出现一定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断供和烂尾楼这个问题同时存在,这个问题到底有多大的影响?风险大不大?另一方面,这个会对我们的货币政策,或者说财政政策后面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怎么样才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想听听您的看法,这是一个热点问题。

  张健华:压轴不敢说,谢谢主持人的问题,这个问题有点打了,我本来说讨论一个金融风险问题,其实不仅仅是金融风险了,包括到整个社会风险,包括总体的一个经济风险。如果说房地产和个人,居民家庭部门的断供这些事对于金融业肯定有直接影响,这个直接影响目前看从量级上来说,我们说风险程度上应该说还不是属于达到那种系统性风险,还不至于引发系统性风险。或者说我们称的重大金融风险,但是这种风险事件是值得警惕。最主要的在于它有一个示范效应,因为金融业很容易传染。刚才其实陈道富所长演讲当中提到金融业其实是要靠信用生存的,非常关键的就是金融业的信用要维护。

  实际上一个小小的村镇银行的风险事件可能会导致,不一定对全国的银行体系产生这样一种怀疑,但是很可能会对一个区域的中小银行产生怀疑,关键是我们的这个行业,或者这个群体,中小银行这个群体它的风险事件不断,我们从包商银行、锦州银行事件,刚刚完了以后,然后有一些地方的农商行出现了一些事件,城商行,一些更小一点的城商行、农商行,我们不点名了,大家其实都知道,网上一搜都有,有些区域性的。这回现在整个一个小小的,到中国最最基层的银行业机构,村镇银行能给你捅出那么大的一些事件来,甚至于国际上关注的事件,这说明金融业的风险外溢性特别强,就是它这个负的外部性特别强。

  所以,前面提到的无论是个人断贷、断供,包括房地产断供、村镇银行事件,其实都反映了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对金融风险还是要高度关注。至于它对于全局性的影响,我不想多谈,我就是说,关于这种风险,第一点我们确实要认清风险的点在哪儿?找到点。我们说的那只是两个大的点,就是风险事件,一个是说房地产可能引发的,还有地方政府的债,这是大家公认的,现在对中国金融体系影响比较大的。

  其实还有一些,我们说有很多原因,包括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法人治理,这也是一个原因。找到这些问题的点,然后我们看看问题的风险的程度,到底我们有多少是潜在的,是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哪些是局部性的,或者说小的,只是涉及到一些个体的一些案例的风险出清的问题,其实风险处置我相信任何一个国家可能都不会能够完全避免金融风险,就是你在金融监管最严格的这些国家也会出现问题,中国出现一些局部性的个别的、个案的,也并非不可接受。关键问题是它不能产生连带反应,不能引发一些系统性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有效的一个处置机制,其实刚才陈道富所长也提到了,包括引入市场化的机制,包括引入投行的理念,我都非常赞同。从政府层面上来说也是一样的,就是怎么样更好地处置?最主要的我认为其实就是及时性,现在咱们就是及时发现问题,以及发现问题以后迅速处置。因为拖的时间越长,问题越大,这是我们说的这些问题。

  剩下的就是为什么要重视?我认为不能掉以轻心的原因,一个是它确实会对我们的实体经济也好,对金融体系也好造成伤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金融风险往往会引发社会问题,就是一个金融事件可能会引发社会问题,包括村镇银行大家知道的是给异地的人员附红码,这个事情网上炒作的很厉害,断贷、断供的事情,围攻整个银监局、人民银行,地方的,整个一大堆人,千人去了,给你一张照片发出来上网了,也影响很大。就是我们一个很小的局部的一个事件可能会引发一个社会问题,这个是我们讲的中国从社会和政府层面来说,对于金融事件,金融风险的容忍度是比较低的。所以,由此我们说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就是我们对金融风险还是要发现问题以后及时处置,不要引发这种社会性的问题,这是我说为什么我们要关注金融风险,然后还要及时地进行处置。至于说这个话题因为比较大,咱们今天不能展开谈,所以我就讲讲个人的一点观点,谢谢!

  花长春:非常感谢张教授,非常清晰,的确金融风险容易传播、传染。一方面对整个体系的传染、传播,另一方面很容易引起社会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要及时重视,不光是怎么处置它,另外也要从机制上,包括治理结构方面进行重视。这个是非常清晰。

  我们这场论坛干货满满,也感谢各位专家,时间差不多了,如果说时间差不多,我们就感谢各位老师,也感谢线上、线下的嘉宾,干货满满的这场我们就到此结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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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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