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犁耕出百花园（图）_新浪财经

转自：天津日报

　　我有幸参与《天津工人文学史》的编辑工作，五十余万字的文学史可谓厚重，意味可谓深长。难能可贵的是，这部文学史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天津文学的辉煌，从“近代中国看天津”这一角度，我在这部文学史中，看到了新中国文学看天津的深远影响。

　　新中国之初，一直被压迫受剥削的工人翻身做主人，他们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忱，投身到国家建设的宏伟事业。天津，百废待兴，工人队伍迅速成长为一支富有强大力量、激情高涨的建设大军，劳动让整个城市沸腾了。工厂隆隆的机器声像时代的音符，铿锵有力。工人呼喊“加油干”的调子此起彼伏，犹如《翻身农奴把歌唱》中的歌词：“叫我怎能不歌唱……”面对火热的生产和生活，工人们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抒发从心底升起的喜悦之情，他们热爱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工厂、自己的岗位。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月17日，《天津日报》创刊。孙犁作为《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创办者之一，他以职业的高度敏感和预判，面对天津城市工厂众多、工人数量庞大的情况，需要组织一支工人文艺队伍，让党报顺应潮流，发挥战斗性和现实功用，宣传刚刚解放的新天津，宣传新形势下的社会现实和火热的生活。《天津日报》创刊次日，孙犁便在副刊发表了极具导向意义的文章《谈工厂文艺》：“在天津，文艺工作主要是为工人服务，并在工厂、作坊，培养工人自己的文艺。”“今天，进入城市，为工人的文艺，是我们头等重要的题目。”“我们就要有计划地组织文艺工作者进入工厂。工厂和作坊，也要初步建立自己的文艺工作。”3月24日，《天津日报》创办了纯文学副刊“文艺周刊”，重点培养与扶植文学新人，孙犁本人则深入生活，亲自下工厂，创作来自生活的文艺作品，示范、引领工人作者和工人作家如何创作。

　　带着墨香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刚一创刊，就像磁铁一样，吸引来城市各大工厂的工人作者的稿件。这些稿件带着作者的体温，带着激动不已的呼吸，带着质朴热烈的感情，无比的鲜活。但更多的稿件是稚嫩的，不成熟的，诗歌像口号和顺口溜，散文、小说还达不到文学作品的要求，然而副刊又需要来自基层、来自生活的作品，需要工人写、写工人。孙犁站在时代的潮头，与工人有着同样的感受与情怀，他投入到新中国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感动着工人们的感动，感动着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劳动与奉献。我在《天津工人文学史》中，在阅读记录孙犁对工人作者的支持和培养时，最突出的感受是，没有孙犁就没有天津工人作家、工人文学，孙犁以心血、以深情投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这片沃土，培植出天津工人作者、工人作家的百花园。

　　来自工人队伍中的工人作者，尤其在早期，大多为小学文化，有的是童工出身，没有读过书，但他们爱学习、爱写作，成为所在单位的报社通讯员。工人作家董迺相在他的文章《枯树新生忆深情》中写道：“《天津日报》创刊，当时我是22岁的铁路工人。我们几个工人读着报纸像喝着她的乳汁，贪婪地领略着她的清香。”“报社记者马野叫我当通讯员，我答应了。尽管我只念了五年小学，不是自己不知深浅，那时我心里有一团火，给我座山都敢搬。”他还在文章中描述了首篇通讯稿件的事情，字写得横七竖八，错字连篇，写一篇、退一篇，一连写了十八篇，退回十八篇，第十九篇报道才终于刊发。董迺相开始文学创作时，得到方纪、孙犁的直接指导和修改，他的处女作《我的老婆》发表后产生较大影响。他还说：“我记得多数文章都是方纪、孙犁同志亲自修改发表的，字里行间还散发着这些同志的关怀。”董迺相在《天津日报》的培养下成长、成熟。

　　这一时期的工人作者董迺相、阿凤、大吕、何苦等十分活跃，文章频繁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引起天津乃至全国文坛关注，也成为天津早期的著名工人作家。董迺相在1950年天津市第一次文代会上当选市文联常委，成为第一位工人常委，是年10月被全国总工会保送到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也是天津选送的第一个工人学员。阿凤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连续发表散文和短篇小说，在全国产生了影响，他的多篇散文编入文集，出版多部个人作品集，孙犁曾作《阿凤散文集序》。阿凤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席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同年，调入天津市作协工作，后任副主席。

　　随着《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不断培养新人，天津文坛文学人才不断涌现，继首批工人作者后又出现了滕鸿涛、郑固藩等。再后来又出现了万国儒、张知行、冯育楠、王德奎、张启运、柯兰、夏寿邦、崔椿藩等人。作家王昌定在《20世纪50年代全国首屈一指的工人作者群体》一文中写道：“天津形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工人作者群体，当时在全国也可称首屈一指，引起了较大轰动。”茅盾先生在1951年发表的《关于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中，对董迺相、大吕、何苦的作品给予好评。茅盾先生还对万国儒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踩电铃》《欢乐的离别》进行专门评价、剖析。孙犁也为《欢乐的离别》作小引。

　　孙犁对参加《天津日报》副刊组织的学习小组的工人作者，是极其负责任的。阿凤在《往事如烟》一文中提到：“孙犁同志主持的写作小组是纳入《天津日报》通讯员的序列，享受通讯员待遇。孙犁同志讲课时，听课的也是男男女女，济济多士，一大屋子人。”

　　写作小组的作者来自不同单位，大家都非常珍惜学习机会，都不想错过孙犁对作品的讲解与评价，充分感受副刊编辑对工人文学的格外重视，会场极为安静。孙犁在对古冶车辆段工人郑固藩的小说《围剿》分析时说：作者要在实际工作中，真正把全身心投到里面，真正用心思，多考虑、多调查，对每一个细节和现象都不放过，才能写出切实的作品来。对纸厂刘西午的小说《破布》评价说：应该从深刻方面努力，因为这才是故事的重点；线索必须鲜明，而且应该越来越显著，如血液循环，一到心脏，就必须鼓动起来才好。如果只是线索很长，而且时有中断，一接触中心，反倒灰暗无力，那前边的布置就成了力不从心的弱点。对仁立毛呢厂职工陈慧翰的《生产委员》和《觉悟》点评：对话多于描写，而对话又多是口号，缺少内容，并且东一句、西一句缺少联系，这就需要不只注重刻画主角，也注意刻画身旁的群众和生产的过程。

　　像这样对作品的分析，可谓苦口婆心，爱惜之情、扶助之情，浸透在谆谆教诲的言语与希望之中。即使是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依然有着宝贵的借鉴价值。百花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谢大光，在《孙犁与<津门小集>》的文章中说：为了赶在上班前到厂门口去采访工人进厂的实景，天不亮就起床赶往工厂。他为写好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天津工人，为让工人作者写好工人，可谓费尽苦心。他将写好工人的热情转入到发展工人文学、培养工人作者、创作工厂文艺的实践中去。

　　孙犁对《天津日报》副刊走出的工人作家极为关心。他的《阿凤散文集序》写得饱含深情，是真诚、客观的，可见君子之交。这篇序读来令人感动与感慨：在工人作者中间，他并不是才华洋溢的，但在文章组织和文字修养方面，他好像经过正规的训练，一时成为全国闻名的工人作家。他在艺术上是孜孜不倦的，认真努力、持之以恒的。

　　孙犁对病中的万国儒也是极为关心、爱护。1990年2月4日，他寄出明信片，真诚嘱念：“国儒同志：收到来信，知你病情好转，甚慰。我十分惦念你，前托老杨代为问候，不知他去了没有。望你安心养病，什么也不要想。世界这么大，什么样的人也会有，什么样的事也会发生。不要去管它。祝好！”这张由家属提供的明信片是首次披露，十分珍贵。

　　万国儒去世后，孙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悼万国儒》，对万国儒的创作成绩、创作思想、作家素质等方面都给予评价，表达了珍惜与遗憾之情，对万国儒的关爱和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孙犁倾情天津工人作者的培养和扶植，耕犁《天津日报》副刊园地，以文学滋养作者心灵，以文学灌注作者创作价值观，陪伴着、盼望着他们成长、成熟，走向更大的舞台。他关心工人作家，爱得深沉，爱得持久。

　　新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应该用文学去记录、去表现。曾经，孙犁以积极倡导和组织天津工人文学发展为使命，一犁耕出百花园，辉耀了一座城。如今，我们更应在振兴天津工业文化、工人文学方面，创作出属于时代的崭新篇章，让更多文学的精品力作，装点《天津日报》副刊的“百花园”，无愧于孙犁对天津工人文学的热望与祈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