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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广松

《三才图会》载司马迁像

《史记今读》黄德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影刻米泽侯所藏南宋黄善夫本《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里耶秦简中的乘法口诀表

　　一

　　早在几年前，我听黄德海说他对“天学”感兴趣，也就因此留心，找了相关书籍来读。看来看去，不得要领，想要深入下去，也不得其门而入，只好望“天”兴叹。这期间，黄德海已经开始了“天”文的写作，并且陆陆续续地发表，我一边看一边念叨：不知何日成书？这本书或许能读进去。

　　时光飞逝如电，而今，这本“天”书就在我的眼前，它有一个“接地气”的名字：《史记今读》。

　　打开书本，先观目录，赫然发现有一篇“附录”：《木实繁者披其枝：删芜就简，再写一遍》。什么意思？文章还可以、还需要再写一遍吗？那就先读“附录”，再从头读起。通读之下，很快就发现，“附录”删除了大量引文，尤其是相关西学文献（比如赫西俄德、苏格拉底、希罗多德、歌德、列奥·施特劳斯等），所剩寥寥无几。这是为何？《后记》里说，本书前面十一篇文章，有些枝蔓，略微偏离，待到写完之后，尤其是从一次旅程中“缓过神来”之后，他就把与主题“直接相关”的部分再写了一遍。

　　我一开始以为这大概与专栏写作有关，迫于时间、字数，处理对象的难易程度等问题，写作的枝蔓与偏离都不可避免，但《后记》里又说“附录”也是约稿文章，那么“再写”就应该还有别的含义。

　　在我看来，“附录”三篇是总结性文章。开篇《为何以及怎样读经典》点明《史记今读》的“读”：“不是研究（learn about），而是学习（learn from）一本经典，把经典当作老师来对待，以此来检验自身的局限。”文章结尾对本书有一个基本认识,“暂时充当读《史记》的入门向导”。这也是总结自己的学习吧？第二篇写司马迁，第三篇谈《史记》的结构与内容。可以说，删芜之前有所疑，就简之后有所决，最后对《史记》有一个判断，相当于总结陈词。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附录”当作《史记今读》的“自序”，是对《史记》的学习（learn from）。《史记》一百三十篇，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这篇“自序”先叙自己，然后对前述一百二十九篇分别提要，总结全书。“附录”三篇的结构与《太史公自序》相应，因此，“附录”其实不是“附录”，是正文，其作用相当于全书完成后的总结性序文（只是这个序文有点长），它与前面十一篇文章并列，故《史记今读》共有十二篇。

　　这个“再写一遍”对我是个重要提醒，我意识到：我的写作要有所损益，它应该是接着启航，是第三次。

　　二

　　《史记今读》的核心内容有二，一是司马迁，一是《史记》。关于司马迁，我们比较熟悉他在《报任安书》中自述的一段经历，他因“李陵事件”获罪，下狱，受腐刑，痛定思痛之余说了一段传唱千古的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厎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黄德海在书中指出，较真起来，司马迁上述很多列举“算不上事实”，但他也知道，司马迁之意“可能并非强调因果”，或如书里引齐召南所言：“身虽遭罪，其所著作已传当世耳，为下文自己发愤著书比例。”但《史记今读》并不局限于“比例”，它要走得更远，在引证了一个“发愤者”系列后，书中说道：“这根本不是什么梳理材料，而是司马迁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传统。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包括《诗经》的诸多作者，稍稍脱离了自身所在旧传统中的位置，微调自己的方向，成了这个新创造出来的传统的一部分。”

　　这个创造，用《史记今读》中的话来说，相当于一个“打碎和拼合”的过程，其中，“核心元素要损之又损，甚至要简质到随时打碎随时拼合的程度（或者因为变化足够快，看不出打碎和拼合的过程）。”司马迁完全可以达到这种程度，那些经他“打碎和拼合”的史实，形成了数不胜数的故事、成语乃至传统，早已化作民族文化的骨肉和血脉。而作为一本向《史记》学习的书，我们也可以从中管窥某种心志：“就跟着时代的变化，把看起来破碎的一切，重新拼成一条长河。”

　　这条长河（或传统）要经过检验，就是要“把这个创造放进更远、更广的文化长河中，检验一下新传统在其中的位置”。黄德海检验下来，司马迁的“发愤”传统可以相通先秦的“诗可以怨”，还可以相应古希腊的卡塔西斯（katharsis）——通常翻译为疏泄、净化或陶冶，而且，这个过程“并非自然的转折，而是有意的选择”，这是“真正的美德”！虽然“人生中很多灾难，其实是根本无法安慰的”，但人们可以选择主动创造，厕身于一条伟大长河，发愤或者净化，以此安顿自己在现世生活中已然受损（有璺）的身心。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检验本身也是一种“打碎和拼合”。

　　司马迁创造了诸多新传统，而他本人也置身于一条伟大传统当中。“如果一个人心中有条完整的文化长河，他写下的每一处文字，都应该是这条长河的全息影像，收起来仿佛是断续的片段，展开就是万里长卷。或许，司马迁心目中就有这样一条长河吧。”《史记今读》详尽考察了司马迁的家族与成长，家学与师传，学习与漫游，上追巫—王与巫史传统，下至今古文《尚书》与《春秋》公羊学，这表明司马迁的创造不仅仅出于“发愤之所为作也”，也是因为他本身就在文化脉络当中。

　　司马谈临终对司马迁有一个嘱托，明确给出了自己的“文化断代”——周公、孔子（可对比后世的孔颜、孔孟），同时“指明了撰述的志向和旨趣”——接着“绝笔获麟”往下写。司马谈的临终嘱托是终点，也是起点，譬如《春秋》的暂停是《史记》的动力，这里有一种极其深厚而且磅礴的力量，是传承，也是创造。

　　三

今人绘制的司马迁壮游路线图

　　《史记今读》对《史记》的总体判断，引用了郑樵《通志》中的一句话：“六经之后，惟有此作。”而“要认识《史记》的真正面貌，大概应该回到司马迁的自我认知那里，回到整全的文化系统那里。”《太史公自序》里说：“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天官学、易学和道论可以说是司马父子最根本的学问，其中，天官学与道论都可相通于易学，而“易学是中国传统中最关注整体的学问，或许正因为谈、迁父子有此传承，才有《史记》的伟大成就”。

　　由于司马父子形成了完整的思想结构，故“能以此剖判当时能够看到的天下学问。”司马谈有《六家要旨》，而“司马迁能善继家学，以《易》兼六家之整体，归诸儒而反之。”（潘雨廷《〈史记〉的思想结构》）当然，这是属于司马迁和《史记》的学问结构，那么《史记今读》的学问系统又是怎样的？

　　《史记今读》“附录”第三篇最后一段写道：“《史记》原本的目的是‘拟经’（十表类《春秋》，八书拟《尚书》），实际达到的程度是‘成一家之言’的子，后世将之确认为史部之首，却也折服于其闪耀于集部的文字精妙。”

　　在我看来，《史记今读》实际呈现的结构是“经史子集”四部，而它想要借此上出形成的结构则是先秦与古希腊，或者可以说，在上达先秦古学的同时“旁通”古希腊。《太史公自序》曰：“原始察终。”如果把六艺、六经当作“始”，那么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四部”可为“终”，而“先秦与古希腊”，或为今之道，今之有。

　　现在来看这个“四部”的结构与内容。先说经，《史记今读》认为《史记》“排在整个中国经典序列，而不只是传统历史著作的最前面”。书中谈《十表》，论《八书》等，是要把《史记》“拟经”的思想“推隐至显”。重视经，或者是一种“归根”思维？详考一个人（司马迁）的成长，一本书（《史记》）的形成与流传，就是要找到他（它）的根本（学问），即赖以存在的经典，正是这些经典形成思想结构，由此得见学问整体，一览天下之学。

海源阁藏宋乾道七年建安蔡梦弼东塾刻本《史记》

陕西韩城司马迁祠，位于城南十公里芝川镇东南的山岗上，祠墓建筑自坡下至顶端，依崖就势。可东望滔滔黄河，西眺巍巍梁山，南瞰古魏长城，北观芝水长流。视觉中国供图

司马迁墓祠，需拾级而上。王应超摄

　　次说史。《史记今读》详考“史”的起源，推“史”（显）至“巫”（隐），指出史官是天官，史学是天学，司马迁不仅仅是史学家，也是星占家。又说流变，从绝地天通到世序天地，再到文史星历，从司马迁家族史再到《史记》的传播史，我们可以看到“史”的职能和地位不断变迁，从“拥有完备文化系统的史”到经史分离，经从史出，史又逐渐独立出来，古史学变成了今史学。要而言之，溯其源而知其流，何而非史？

　　说到子，不能孤立来看。按《史记今读》的理解，司马迁上承古史之学，完成“拟经”，《史记》是杰出子学的一家，又是官方所称“正史”开端。那什么是子学？“六艺本身（孔子所学）为古学，经学（孔子之学的古学部分）是古学宗子，而儒家学说（孔子之学的今学部分）是另外成立的古学别子。”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子学出自古学？依此来看，司马迁所学为古学，司马迁之学（《史记》）为子学，不过，这个子学是古学宗子。子学也是私学，“成一家之言”的宗旨在“务为治”。

　　说到集，《史记今读》专门有一篇文章：《发愤之所为作也》，算得上是对《史记》的一种文学批评。“这里的愤，是一种心思未能通达的郁积状态。”而文学创作可当“发愤”（或舒愤）。屈原《惜诵》中有“发愤以抒情”之句，鲁迅评价《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其来有自。如前所述，“发愤之所为作也”是司马迁创造的属于自己的传统，可通古今，兼及中西。书里引文说到司马迁“爱奇反经”，我以为“爱奇”是一种文学（语言）风格，而集部不同于经部，是谓“反经”。

　　以四部来说《史记今读》，这本书应该算是读进去了。不过，“天学”依然还在天上，无有着落（这完全是我的问题）。但也有收获。这次阅读让我意识到，“天学”有其独特的学习与传承方式，家传或者师授往往需要机缘，目前不妨放下。一路看到《凡天变，过度乃占》，书中引了《史记·天官书》的一段话：“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又引朱文鑫《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中的图解，我把书和图都找来看了，不知其所以然。让我心动的是接下来书中引了潘雨廷先生的一段话：“妙就妙在此图用眼睛是永远看不见的，角星要夏天看（如果在一天内看，角要极早在黄昏看，斗星要极迟在清晨看），参星要在秋冬之际看。人就是上到宇宙空间，看到的也不是此图的景象，此图的实质是已经描写了时间。一半直接见到，一半要用思想，真实情形永远如此。”

　　这段话以前肯定读过，此刻重逢，却如新知。我心里想着这段话，那张图，随意做点其他事。其间看了一部老港片《旺角卡门》，影片最后，张曼玉饰演的阿娥在车站告别表哥阿华（刘德华饰），电影给了张曼玉脸部一个特写，这张脸顿时让人想起两个比喻：面如满月，眼如星眸。她的脸部先是静止，然后突然有一个微表情，接着就流下眼泪。这段表演令人叹为观止，惊叹之余我又觉得：它不就是时间的显现吗？有始、有变、有终，浑然一体，不可分割，就在眼前。

　　所谓“究天人之际”，也是在划分时间开端吧？这个开端在天，也在人，所有时间其实都是人根据参照物（譬如星辰）定下来的，是客观，也是主观。在司马迁时代，太初改历，建寅岁首，影响至今。“通古今之变”，有无数个变化，变就是古今在变，永远在变，要能确定“今”。所谓“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关键在当今；“以知古始”，回到时间开端，或今之“初心”。“成一家之言”，一旦成言，变化结束，时间封存，同时酝酿新变化。这样看来，“史”不仅记事（相应史官），也记时（相应天官），“在更深的意义上，一直就没有摆脱基础性的劳作与时日”。

　　写到这里，文章临近结束，暑假也收尾了。我想起在《史记今读》里引的《劳作与时日》中的话，它在心中盘旋已久，现在就把它写出来，作为一段时间的结语，其辞曰：“不论时运如何，劳作比较好。”

司马迁墓祠里的司马迁塑像视觉中国供图

　　随文阅读

　　再探司马迁的职掌与志向

　　▌黄德海

司马迁祠中一景视觉中国供图

　　戴君仁《释“史”》谓：“由史知天道，故其原始职务掌祭祀而包括卜筮星历，都属于天道神事。”除了“知天道”，史另一个极其重要的职能，跟文字有关。“史字形状，像人执简册，表示他的生活和书本不离。文字的需要，一天天广泛起来，他的职务范围，便一天天扩张，不但书籍归他们掌管，极可能连作教科书用的识字本，也是史所编制的。”用司马迁说的“文史星历”来综括，前者就是“星历”，后者就是“文史”。

　　前面已经讲过司马氏的天官职掌，不妨进一步看看文史的部分。《太史公自序》谓，“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索隐》云，“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程金造《太史公所掌文史星历说》据此推断：“太史谈、迁父子，为汉太史令，所职掌的‘文史’，就是主管皇帝家藏的书籍。”当时的皇室藏书虽然丰富，但并不对外开放。“秘府的书籍，其所以禁人观览与抄录者，还不只是由于一书写本之无多，怕有佚失。其主要原因，乃在于书籍所载的，多是各家理国治民的机谋方略，这些统治黎民的方术，只能皇帝独握在手，不能操之他人，因此禁止散行于各地。”司马父子因为职责所在，得以观览皇家的丰富藏书，对当时见于记载的各类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除了读已经基本形成的书，司马迁还能接触到现在称为档案（甚至是绝密档案）的文字。《史记集解》引如淳曰：“《汉仪注》：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由此可见，司马迁能够接触到当时的很多重要档案。所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故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说的就是这些新旧档案吧？古人文字的主要功能，是借以解决遇到的事，没有现在所谓写作这回事。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后来被尊为经典的作品，原本也可以是为解决当时问题留下的档案。如此一来，《太史公自序》所谓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不就是对“文史”这一职掌的另外一种说明方式？到这里，我们也就几乎看到了司马迁的职掌与志向的关系——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在“究天人之际”前面，司马迁加了“亦欲以”三个字。其中的“亦”字，需要从汉代的具体情形来看。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崩逝，一直被祖母束缚手脚的汉武帝终得乾纲独断，不久即发出了“天人三策”中的第一问。策问中密集出现了天命、灾异、三光、寒暑、鬼神这些词，可见所询与天人关系相关。既是“今上”所问，回答此一策问的人当然很多，照李纪祥《太史公“成一家之言”别解》的说法，回应策问者两次即已逾数百，因而“必然已盈绕天下之士，成为当世欲以究明的一大汉世关键问题。司马迁亦忝列其一，所以他才会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提供的天人关系答案，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呢？相比董仲舒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官书》谓：“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也就是说，司马迁并非凭空想象出一个永不变化的天，而是结合自己的天官职掌，不断观察天象的变化，并根据这变化进行“天人之际”的探究。在司马迁心目中，观察星空的变化，就可以知道帝国的运行情况，这不是猜测，更不是禨祥，而是确定的事实。如此，“亦欲以究天人之际”就不是司马迁的谦辞，而是饱含着他对解决笼罩当时汉王朝最大思想问题的自信，更隐隐透出他获得整体认知时的强烈自豪。

　　此外，《天官书》赞词中的“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是否也包含着“通古今之变”的意思？前文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不是同样的“通古今之变”？研究古今变化，对照当时情形，以便不断损益调整，正是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之一。只有经过这番损益调整，此前沉埋在石室金匮中的遗文故事，才得以焕发出异样的光彩，进入整个民族的精神创造序列。有心者不妨留意《史记》各篇的序或赞词，“通古今之变”的精神始终贯穿其中。

　　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跟司马谈、迁父子的职掌有关，最后的“成一家之言”怎么理解呢？钱穆《太史公考释》论之甚明：“若其书为官史，则迁既续父职，责任所在，无所逃卸，何以其父临终遗命，乃曰无忘吾所欲论著，而迁亦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乎！即此可知记注（按记录）为官史，而论著乃家言，体例判然，断非一事矣。故迁之为此书，实不因其任史官，其书亦不列于官府，故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则其书义法，自不限于官史之成制。”这样看“成一家之言”的属性，“正以明其非官书。官书者，汉志谓之王官之学，家言乃汉志所谓百家九流”。说白了，《史记》并非官史，而是家言性质的子书。或许，这也是此书最早称为《太史公》的原因。

　　子书只是司马迁的自我设定，随着影响扩大，最终，《史记》成了一部横贯经史子集的巨著。阮芝生《〈史记〉的特质》，说出了其中的窍要：“《史记》是‘正史鼻祖’，应属史部；《史记》是‘散文大宗’，可列集部；《史记》‘成一家之言’（诸子百家皆各成一家之言），又带有子书性质（此子书不过是以史书的形式出现罢了）……《汉书·艺文志》把‘《太史公》（《史记》原名《太史公》）百三十篇’列在‘六艺略、春秋家’下，可见汉人原把它归入经（六艺）部，视它为《春秋》的嫡子。”结合司马迁的雄心，这一说法，或许可以更确切地表达为——《史记》原本的目的是“拟经”（十表类《春秋》，八书拟《尚书》），实际达到的程度是“成一家之言”的子，后世将之确认为史部之首，却也折服于其闪耀于集部的文字精妙。摘自《史记今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