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感怀求学往事，展望经济诺奖_新浪财经

（本文作者夏春，上善资本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原本就想简简单单地写下对今年诺奖得主的预测，但真开始动笔，难以忘怀的求学往事就汹涌而出，文章越写越长。请允许我先啰嗦一下，这些回忆貌似与预测无关，但你耐心看完就会发现学术发展总是密不可分的。

不过，我现在主要的职业是经济分析、投资管理和资产配置。最近大家的注意力都在经济政策和股票市场，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我还是把最主要的几组预测放在开头（我过去撰文预测过的几位学者例如Andrei Shleifer， Robert Vishny、Nobuhiro Kiyotaki、John Moore、Thomas Piketty不再重复）。

国际贸易：Anne Krueger、Elhanan Helpman、Gene Grossman、Maurice Obstfeld、Marc Melitz、Samuel Kortum；

产业组织：Timothy Bresnahan、Ariel Pakes、Steven Berry、Robert Porter；

政治经济学：Daron Acemoglu、Timothy Besley、Torsten Persson、Guido Tabellini；

宏观：Philippe Aghion、Peter Howitt、Michael Woodford；

微观：David Kreps、Ariel Rubinstein。

2001-2002年的诺奖故事

2001年我刚到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读博士的时候，最期待的就是系里的老师获奖。那一年的奖颁给了对“信息不对称”现象做出突破性贡献的三位微观经济学家Geroge Akerlof、Michael Spence和Joseph Stiglitz。他们的研究我们在国内的中级微观课和博弈论课上都学过，还算是比较熟悉。应该说，那一年最失望的人也许是张五常教授，因为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也是信息不对称。

2002年的奖给了行为经济学的开创者，心理学家Daniel Kahneman和实验经济学的开创者Vernon Smith，至少在我们系这个结果是无人预料到的。

原因很简单，第一，经济学家里群星璀璨，够资格拿奖的人实在太多了。大家都盼着自己系里的老师获奖，比如Leonid Hurwicz和Edward Prescott。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金融系上张春教授的《公司金融》课学习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时，他就说这个领域贡献最大，最应该获奖的就是Hurwicz。

第二，明大经济系出了名地强调“人人理性”的正统观点，自然把强调“人不理性”的行为经济学视为异端。

颁奖结果出来那天，我后来的导师Jan Werner教授就说你们只有可能在我的《金融经济学》课上听到一点与行为金融学有关的概念。他指的是当未来的风险极度不确定时，理性人会表现出“模糊厌恶”，也就是会先考虑各种各样最差的情况，再从中选择最好的结果，这也就是所谓的“最大化最小结果”决策原则。说到底，这还是一种基于“人人理性”假设而推导出的理论，与行为经济学没啥直接联系。

不过，我认真找来Kahneman教授的研究来学习，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行为经济学和正统金融学结合的产物：行为金融学。这让我在2017年准确预测到了Richard Thaler的获奖。

现在，了解行为经济金融学的人很多了，我就不再推荐那些Kahneman和Thaler写的书，但强烈推荐畅销书作家Michael Lewis的《思维的发现》（The Undoing Project）。这本书讲述的是Kahneman与长期合作者Amos Tversky的故事。我还没有读完此书，但凭简介我的直觉是如果能够拍成电影，应该会像讲述博弈论专家John Nash的电影《美丽心灵》一样获得奥斯卡奖，Nash在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顺便说一句，虽然公认的说法是迄今为止获奖的行为经济学家只有Kahneman, Robert Shiller和Thaler三位，但严格来说，还有两位前诺奖得主强调了心理学和“非理性”的重要性，一位是1978年获奖的Herbert Simon，一位就是前面提到的Akerlof。

今年Geoffery Hinton凭借“人工智能之父“的冠名获得物理学诺奖，他之前还拿过图灵奖。而Simon则是真正推动人工智能研究在1950年代起步的领军者，他也是先拿图灵奖，再拿诺奖。他还在人工智能和心理学两个几乎没有关联的领域拿了学术终身成就奖。他强调人类决策的“有限理性”和“足够满足”，都对后来行为经济学的产生起到了关键的“助推”作用。

神奇的是，Simon拿的是政治学博士学位。他还精通中国的琴棋书画，取了个中文名字“司马贺”。纵观整个学术界的天才和通才，司马贺也是最耀眼的明星之一。

2004年宏观老师获奖

到了2003年颁奖前，系里老师都疯传Prescott将与学生Finn Kydland获奖，没想到期望越大，失望越大。获奖者是计量经济学家Robert Engle和Clive Granger，而当时的明大经济系最出名也最惹同行生气的就是不把计量经济学列入必修课。

在每一个新生入学引导课上，Prescott总会强调你们不要去上计量课，只要学好我独创的“校准”量化分析方法就好。当时我们都傻傻地开心至极，觉得很快就会掌握了高人一等的独门绝技。只有等到快要毕业时才领会到，要是掌握点传统的计量方法，无论找学术工作还是业界的工作都会容易很多，但那个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

Prescott和Kydland终于在2004年获奖，但让我们这些学生超级震惊的是，就在奖项公布的前一天（也许是前两三天），Prescott宣布跳槽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当时的传言是他提前得知即将获奖，因为与系里或者文理学院发生矛盾，所以决定要把荣誉留给另外一所大学。

系里庆祝晚宴上，全美宏观顶尖学者云集，唯独缺了曾经在系里长期任教的Thomas Sargent和Christopher Sims，原因就是他们与Prescott在对待计量经济学方法上的矛盾，不过两人在2011年获奖。当晚，Sargent的贺信里面有一句话“Ed，别忘记过去这么多年是谁支付了你的工资！”，这让全场捧腹大笑。

2022年，Prescott仙去。我在满怀感念的时候读到他在当年正式领奖前公开的自述里，特意说明了与学院的确存在矛盾，原因是学院不支持他倡导的向年轻学者进行资源倾斜的计划。时过境迁，我们都难以评价谁是谁非。总之那一年的诺奖结局，是我学生年代最兴奋也最失落的时候，我相信对于明大来说，也是一样的感觉。

顺便说一句，在Prescott最风光的时候，他开创的以人人理性来解释宏观周期波动的理论几乎一统全美宏观研究，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必要性的思想几乎被彻底放弃。而真正改变这一局面的，让凯恩斯重新活过来的，其实就是前面提到的Akerlof，他借助了司马贺的“足够满意”思想，质疑“人人理性”假设的必要性，这启发了后来的研究者提出了“新凯恩斯主义”。

新学说用经济中真实存在的各种不完美现象（例如信息不对称或者其他“摩擦”）去解释经济的周期波动，从而再次为政府适度干预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如今，宏观里面这两派思想几乎统一成共同分析框架“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简称DSGE）。

坦率讲，这个分析框架是极度的高深莫测，而且越来越和人工智能领域里的最新技术结合到一起，越来越像天书。

在现实世界里，宏观是距离每个人最近的，也是人人都可以谈论的。我们当然不能苛求普通人的分析达到学界的框架，但依我浅见，在现实问题上，能够以IS-LM-PC模型分析封闭和开放经济体（分别代表影响GDP和利率水平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就业与通胀的权衡，其中PC是菲利普斯曲线），或者同时分析三大宏观市场（商品与服务市场、信贷市场、外汇市场）的经济学家也是凤毛麟角的。更有甚至，在国内某些曝光率极高的经济学家，是完全不相信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完全凭借个人经验和观察出谋划策的。

2007年微观老师获奖

2007年，Hurwicz终于与Eric Maskin和Roger Myerson一道以对“机制设计理论”的研究贡献获奖，这其实就是合同理论，或者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这一理论的最早获奖者是James Mirrlees和William Vickery（1992），后来的获奖者包括Alvin Roth（2012），Oliver Hart和 Bengt Holmstrom（2016）。顺便说一句，诺奖委员会把Hart和Holmstrom组合在一起，却遗漏了不可或缺的合作者Sanford Grossman与John Moore，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我在这些理论及其应用领域如拍卖机制上也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研究。但大家绝对意想不到的是，我主要是在明大卡尔森商学院的会计系课程上深入学习这些理论的。将来大家见到会计系做理论研究的博士，千万要记得respect!

在系里的庆祝晚宴上，三位获奖者和他们的学生聚集一堂，我见到了睽违已久的Hurwicz。真正知道他的名字还是在1998年在国内遇到他的学生田国强教授。获奖时他已经90岁，创下了诺奖得主的年龄记录。当时他已经坐在轮椅上，行动不便，后来也无法亲身前往挪威领奖，隔年他就仙逝了。

虽然Hurwicz只在2002年教过我们两个月，相比一年级遇到的八位微观和宏观教授，Hurwicz教授的内容是最简单也最不烧脑的，但他做的两件事情彻底塑造了我。

第一，Hurwicz是唯一亲自批改我们作业的老师。当时他已经85岁了，他的作业非常简单，我自觉答题完美，但我完全没想到各种细节错误，特别是标点符号的错误，都被老师一一挑出来修改。

第二，明尼苏达的冬天是出了名的天寒地冻。有一次大雪纷飞，交通不便，助教提前邮件通知我们，上午9点的课老师可能晚到。那天我及时赶到了课堂，大部分同学都还没来，但Hurwicz已经来了。

这两件事情我终生难忘，前者教会了我事事严谨，文章不写一句空；后者教会了我严格守时与待人以诚。

取得诺奖这样的终身成就固然可喜，但在系里两次诺奖庆祝晚宴上，Prescott的太太和Hurwicz的孩子都说，最开心的是拿到奖金就可以修理家里的厨房，或者是对医疗费用减少担心。

与他们在学界和系里享受到崇高的学术地位不同的是，只要他们固定在一个学校，薪水增速就会非常缓慢，以至于很可能比不上刚毕业任教的年轻教授。Hurwicz80多岁还在教书就是希望补贴家用，Prescott临时跳槽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更重视有潜力的年轻人，是西方文化的传统。在中国学界这样“尊老”表现最典型的地方，这样的待遇差别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金融危机与宏观诺奖

我在经济系读书的那几年，系里微观研究方向非常小众（以至于我要到会计系学习合同理论），最热门的方向自然是宏观和国际宏观，每年毕业的超级明星都集中在这两个领域。

客观来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可能是所有宏观经济学家自我感觉最好的时候。两派理论有融合之势，学科里面没有什么重大疑难问题。美国经济一片繁荣，宏观这头猛兽似乎已经被美联储降伏，美联储，世界银行，IMF里新招的宏观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来自两派掌门人的学生。

当然，这一切在2008年之后全变了。宏观被媒体批评得一无是处之时，过去被两派掌门人打压的学者也纷纷跳出来怒批过去宏观走的是“歪门邪道”，这其中就包括了2008年的诺奖得主Paul Krugman。

不过，这些挑战反而给宏观研究带来了新的力量。应该说过去十六年是宏观蓬勃发展的年代，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宏观在过去的获奖比例明显高出了其他分支。除了前面提到的获奖者，其他的得主包括Edmund Phelps（2006），Peter Diamond、Dale Mortensen、Christopher Pissarides（2010）， William Nordhaus,、Paul Romer (2018)。

2022年获奖的Ben Bernanke的研究领域也应该被归入宏观经济学。但另外两位得主Douglas Diamond和Philip Dybvig就跟宏观经济学完全没有关系。他们三人因为“银行危机”的研究组合在一起貌似有趣，实际上并不合理。

Bernanke更大的贡献是把宏观和金融这样两个过去独立的研究领域连接到一起，而这个研究是他和Mark Gertler一起完成的。在这个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的经济学家还包括前面提到的Moore，日裔经济学家Nobuhiro Kiyotaki（清泷信宏），以及John Geanakoplos。

他们共同的贡献就是创立了打通宏观与金融的“资产负债表理论”。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第一次在宏观分析框架下讲清楚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受到外部冲击后，负面效果在彼此之间如何相互传递，相互影响，最终逐步放大，造成宏观周期衰退和波动。这样的成就彻底超越了包括凯恩斯，宏观与金融的诺奖得主在内的前人。但这也给了诺奖委员会莫大的难题，按规则每次获奖不能超过三人，又要兼顾其他领域的众多候选人，最终总是免不了遗憾。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世人听到的“资产负债表”理论都和野村经济学家辜朝明绑定在一起。但事实上，辜朝明的观点与上面的贡献没有任何关系，他纯粹只是给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套了一个会计名词的外壳，两者没有任何实质区别。他在多本著作里反复声称自己的研究成果超越了Bernanke和其他宏观诺奖得主，或者学界抄袭了他的成果，纯粹是“无知者无畏”。

假如今年诺奖继续偏爱宏观，那么最有可能获奖的应该是Philippe Aghion 和 Peter Howitt。他们最大的贡献在于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思想融入到宏观分析框架，从而第一次讲清楚新企业与老企业之间围绕技术，产业布局和组织结构的竞争与创新，以优胜劣汰的残酷过程，带动经济的增长。原本宏观分析框架就已经超级复杂，加入企业微观竞争机制听着容易实则极具挑战。

如今，谈论“新质生产力”成为显学，但恕我直言，如果没有读过Aghion和Howitt的研究，这些谈论基本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读过才会真正知道，现在那些向大企业倾斜的鼓励性政策，更大的可能是导致大小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不平等，而占据绝对数量和雇佣大量工人的小企业选择躺平，只会让经济中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下降。

Aghion和Howitt的建议是只有创造小企业生存的环境，让大小企业公平竞争，小企业才会有更多的发明创造，带动TFP的上升。对这些话题有兴趣的，我强烈推荐Aghion与合作者的著作《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这本书应该每个中学生都可以看懂。但只有看到大师的思想，你们才会发现大多数分析创新、竞争与增长的文章味同嚼蜡或者毫无洞察力。

当然，宏观领域的潜在获奖者包括Daron Acemoglu、Michael Woodford等人。前者无需介绍了，其研究在经济学界的引用率高居第二位（第一位Andrei Shleifer更是遥遥领先的大神，凭一己之力改写了众多经济学分支领域，对我影响最大的精神导师。近期引起新闻小热点的政府“掠夺之手”vs“援助之手”，只不过是他多年前的小小创新而已）。

宏观之外，Acemoglu在劳动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网络经济学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据说Acemoglu与Aghion和Howitt曾经展开竞争，比谁先写出一本可以传世的宏观博士基础教材。Aghion和Howitt完成了《增长经济学》，但还是比Acemoglu的《现代经济增长导论》晚了一年。

我强烈推荐Acemoglu与Simon Johnson最新的力作《权力与进步》。在这本书里，两人回顾千年技术进步史，一改学界传统的乐观观点，指出技术进步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给劳动者带来的都是更悲惨的结局，或者更多人失业，或者更长的工作时间，以及更低的收入。而我们熟悉的技术进步带来乐观的结果，反而是一种少见的结果，背后离不开战争，疫情等造成的人口大量减少，或者工会的力量。

ChatGPT崛起之后，人工智能领域一片欢呼声，Elon Musk， Bill Gates即使发出一些警告实际上也属于“谨慎乐观派”。而学术界最大的反对声音，一个就是前面提到今年获得物理诺奖的Hinton，另外一个就是Acemoglu。如果诺奖委员选择Acemoglu，那就非常有意思了。

至于Woodford，他的主要贡献是把对货币政策的分析纳入到宏观的DSGE框架，并与Bernanke一道为通胀目标制提供了理论基础。与他们一样重磅的宏观经济学家还有不少，例如Robert Barro, Gregory Mankiw等。

国际贸易领域的潜在获奖者

2008年之前，由于缺乏重要的难题，传统宏观研究并没有多热闹，真正热闹的是国际宏观，也就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当时，国际金融最有意思的研究主要来自哈佛，而明大经济系在国际贸易研究上和其他几所大学风头正盛。

实际上，国际贸易是明大经济系传统强项。Anne Krueger就是在明大任教时提出了著名的“寻租理论”和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在29年前读书时就学过。她今年已经90岁，迟迟未能获奖在我看来是件难以理解的事情。

近年来，经济诺奖的研究主题与现实世界关注的话题（例如贫穷、气候、危机、性别等）密切相关。而贸易问题的重要性与这些是并驾齐驱的，Krugman获得诺奖已经是16年前的事了（当年没有颁奖给Avinash Dixit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相比这些年贸易领域的活跃，诺奖委员会的灵敏度显然不够。

如果今年颁奖给贸易领域的杰出学者，除了前面提到的Krueger，最大的希望个人猜测是Elhanan Helpman、Gene Grossman、Maurice Obstfeld，其次则是相对年轻的Marc Melitz和Samuel Kortum。

Helpman和Krueger一样研究了国际贸易中政治利益集团推动的保护主义，但他更为人熟知的是与Krugman合作关于产业内贸易的研究。这个研究突破基于两个假设，消费者偏爱多样化产品（理论基础来自Stiglitz和Dixit），产业内规模报酬递增。与Krugman更注重产业不同的是，Helpman更注重跨国公司在贸易中扮演的角色。简单来说，国际贸易并非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而是跨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贸易。

如果说第一代贸易理论是基于产业外的“比较优势”（Bertil Ohlin在1977年获奖），Krugman和Helpman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属于第二代，被称为“新贸易理论”，Grossman和 Obstfeld都是这个领域的杰出学者。

而第三代“”新新贸易理论”就是Melitz重视的国际贸易对国内企业竞争的影响，以及Kortum发展的国际贸易万有引力理论（其合作者Jonanthan Easton已经去世）。第三代理论的贡献体现在能够对国际贸易中的实际可观察数据有更好的解释，而且可以与现有的其他理论（例如前面提到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新政治经济学等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产业组织领域的潜在获奖者

有意思的是，Kortum学术创造力最活跃的时候恰恰是他任教明大之时。由于经济系要求通过四门博士资格考试（很多名校只要求两门），也就是宏观，微观外加两门分支领域。我在二年级选择了“金融经济学”和“产业组织”，Kortum就是产业组织课的两位教授之一。

可惜的是，我最喜欢的是金融经济学，读产业组织纯粹为了通过资格考试，除了觉得Kortum论文里面的理论模型总是非常简洁美观之外，几乎完全没有想过要去专研，考试顺利通过之后就更是没用心关注了。

不过，产业组织的另外一位教授重点介绍了实证分析方法，虽然考试结束后我就彻底忘光，但至少还记得这些方法突破主要来自于Timothy Bresnahan、Ariel Pakes、Steven Berry，Robert Porter等人。如果说近几年国际贸易问题特别引人关注，那么与之紧密联系的产业组织问题也是头条最爱。产业组织理论的集大成者Jean Tirole获奖也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再考虑到诺奖委员可能优先考虑年龄，我大胆推测上述四人中的三位获奖在今年的概率是最大的。

政治经济领域的潜在获奖者

论重要性与国际贸易，产业组织能够相提并论的，我觉得就是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党派政治了。在新政治经济学领域，除了前面提到的Acemoglu，Johnson及其合作者James Robinson呼声很高之外，迟早都将获奖的“三人帮”还有Timothy Besley，Torsten Persson和Guido Tabellini（这个领域的重磅学者Alberto Alesina已经去世）。

我求学和在香港大学金融系任教期间，主要的兴趣在于金融和应用微观领域，没怎么关心过国际贸易和产业组织的研究，倒是读了很多“新政治经济学”。任何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只要拿起这个领域的好文好书，必然是放不下的。

虽然这个领域的名著很多，但绝大多数都是对历史事件的解读，而这些很难满足我这样偏爱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的人。这个领域真正让我爱不释手的书并不多，而我在港大任教最后一年读到Besley和Persson的《繁荣的支柱：发展集群的政治经济学》就极其珍贵。

他们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简洁美观，层层推进的解释国家繁荣与失败的理论分析框架，极好地弥补了Acemoglu与Robinson在《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里缺乏理论模型的缺陷。当时我就希望，彻底掌握这套分析框架后，可以想办法把金融对发展的作用融入其中。

只不过如今的学术越做越细越做越精，而我的兴趣爱好过于广泛，经常从一个领域跳到另外一个领域，犯了学术的大忌，最终自然是一无所成的。离开学界进入经济金融的实践领域，我亲身体验到良性金融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性，也亲眼目睹了一些著名经济金融教授鼓吹不受节制的“自由化”带来的累累恶果。

如何理性地看待金融发展，金融到底是羞耻的代表，还是国之重器，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的未来。

其他领域的潜在获奖者

在我的博士导师组里，一位老师说过一句话，“对于做理论的人来说，经济学只有两个分支：微观和应用微观，宏观也是应用微观”。以我现在的见识，这句话是对的。所以前面列举的国际贸易、产业组织、新政治经济学、金融也毫无疑问都是应用微观。

如果今年的诺奖颁给纯粹微观理论的学者，我想最大的可能是David Kreps和Ariel Rubinstein以对博弈论的贡献而获奖。

而其他应用微观领域，潜在获奖者众多，我非常期待网络经济学的开创者Matthew Jackson能早日获奖。考虑诺奖委员会有喜欢跨界选人的传统，很可能会同时颁奖给研究网络的社会学家Mark Granovetter。

这份期待的特别之处在于，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信息在社交媒体和金融网络中的传递与交流，对资本市场的价格，波动率和交易量的影响，就受到Jackson的启发。

金融市场有很多强调“人人理性”的传统分析框架难以解释的现象。行为金融学家从人是“不完全理性”的角度来解释部分现象。但我发现，无论是传统经济学还是行为经济学，都没有重视人的社交属性。例如，过去的模型都假设拥有信息优势只会独自利用，而不会与人分享。而我发现，只要引入人的社会属性，就可以对一些价格，波动率和交易量上的奇怪现象进行很好的解释，甚至不需要依赖人的不完全理性。

理论之外主要是计量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明星学者包括Richard Blundell、John List、Colin Camerer、George Loewenstein等人。他们和上面其他学者一样，任何人获奖都不意外。

我估计很少有读者能够耐心读到这里，毕竟，前面提到的每个名字，即使是已经获奖的学者，都是绝大多数人感觉陌生的。而对于耐心读到这里的人，我想说一个绝大多数人都听说过的名字，就是过去几年不断在国际媒体和论坛上赞扬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成就的Jeffrey Sachs教授。

在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研究，特别是实践领域，他的贡献在经济学界无人可及。2022年，他获得了著名的唐奖中的“永续发展”奖。唐奖是台湾企业家尹衍梁在2014年效法诺贝尔奖精神捐助成立的奖项。四大奖项的其他三项是“生技医学”、“汉学”与“法治”，每两年颁奖一次，每项的奖金高达5千万新台币，为全球最高奖金的奖项。获奖的华人学者包括余英时，王赓武，许倬云。

我相信，假以时日，Sachs是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或者经济学奖的。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