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以人废言”：胡适与张竞生的“交集”|胡适_新浪财经

1917年9月，胡适因陈独秀推荐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1926年7月，胡适出访欧美，与北大的关系事实上告一段落。胡适第一次任职北大，前后将近九年。1921年10月，张竞生因谭熙鸿介绍得蔡元培为其所签聘书。1926年6月，张竞生脱离北大，开启人生中的另一段传奇。张竞生在北大遭遇大起大落，历时四年有余。对照两人的履历，彼此在北大有一部分“交集”。

一

1921年10月，张竞生从潮州金山中学辞职北上。10月22日，蔡元培为张竞生签发聘书，聘其为教授。在北大期间，张竞生属哲学系教授，担任过《论理学》《唯实派》《行为论》《行为论史》《孔德学说研究》等课程，还兼任过本科和预科法文课程教授。

1921年10月，蔡元培为张竞生签发的聘书

张竞生初到北大时，胡适已在北大四年。此时，胡适讲授的课程较多。据1921年11月胡适在北大一院每周授课时间表显示，胡适当时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哲学史》《中国近世哲学》《英文哲学书选读》《戏剧史》《英文演讲》《英文作文》等。此外，胡适还为钢和泰的古印度宗教史担任翻译。其中，《中国近世哲学》《英文哲学书选读》及《古印度宗教史》均为哲学系学生课程，《中国哲学史》为哲学系、史学系共同课程。换言之，胡适虽然跨系授课，但主要阵地是在哲学系。

1921年11月，胡适授课时间表

胡适与张竞生在北大共事，其实也是在哲学系共事。两人在交际上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便利。胡适与张竞生何时首次见面、有何交谈，不得而知。但张竞生对胡适早有耳闻，且有关注。1921年11月17日，北大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初到北大的张竞生参与其中，并与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过从较密。日后，张竞生在《“北大”回忆》中写道：

我们谈到胡适所主张的“少谈政治，多谈问题”时，李教授反驳说：“问题——尤是社会问题，能够脱离政治吗？”谈到胡所喜介绍的美国实用哲学时，李笑说，这不过是美国的一种商品吧！可是当他谈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李教授则口如悬河，滔滔不绝了。

张竞生在文中指出李大钊所说是“有的放矢，有言必中”，从侧面反映出他对胡适相关言论和行为的看法。此时，胡适为学生新开了一门《杜威著作选读》。1921年10月27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初限此班不得过三十人，乃今日第一次上课竟有六十余人之多。可惜去年杜威先生在此时我因病不能设此一科。”几天后，胡适再次提及《杜威著作选读》，认为“此班学生似肯读书，所问似皆中肯”。对此，胡适“很高兴”。胡适此举，大概也是李大钊、张竞生认为其喜欢介绍美国实用哲学的一个证据。

胡适日记中很少提起张竞生这位与自己年纪相仿（胡适小张竞生2岁）的同事，相关记录屈指可数。1922年3月5日，张竞生第一次出现在胡适日记：

昨天哲学社请梁任公讲演，题为《评胡适的〈哲学史大纲〉》，借第三院大礼堂为会场。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本可以不去睬他。但同事张竞生教授今天劝我去到会——因为他连讲两天，——我仔细一想，就到会了，索性自己去介绍他。他讲了两点多钟，讲完了我又说了几句话闭会。这也是平常的事，但在大众的心里，竟是一出合串好戏了。

晚上，胡适与张竞生一同去听俄国光明歌剧团演奏的《有罪的贞女》。胡适认为，这种戏的情节与演做与中国旧戏有同样的幼稚。但音乐方面，远胜中国。胡适对扮贞女的露特考斯卡拉的演唱十分认可。

胡适在日记中再次提起张竞生，是1922年5月30日。当天下午，张竞生来谈，同来的还有美国妇人伯拉切特夫人与其夫。伯拉切特夫人想要跟胡适学中国哲学。胡适“实在讨厌这一类浅薄的美国妇人”，只好“倚老卖老”谈了一会。对方固执己见，胡适最终“不肯约后会日期”。这里，胡适拿“浅薄”形容伯拉切特夫人，足见他对她的“讨厌”。但从日记的前后行文看，胡适虽然“讨厌”伯拉切特夫人，却并没有怪责作为“中间人”的张竞生。

1922年6月2日，张竞生又一次出现在胡适日记，起因是蔡元培劝孙中山“下野”：

七时，张镕西邀吃饭，有蔡、王、林、罗、张公权、谷九峰、徐佛苏、李伯生等。……今晚席上蔡先生提起孙中山的问题，他想邀在座各党的人同发一电劝中山把护法的事作一个结束，同以国民资格出来为国事尽力。席上诸人因往日党派关系多怕列名，我劝蔡先生拟稿即发出，即邀李石曾、张竞生等列名，以友谊劝他。蔡先生说今天本是石曾、竞生发起此议，他明日即发电去。

此前，孙中山在广东誓师，准备北上讨伐非法总统徐世昌。此时，蔡元培等人根据形势，认为“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于是，他们想劝孙中山停止北伐，与非法总统徐世昌同时“下野”，同时希望广东方面人士北行以“共图国家大计”。翌日，在出席北京教育界举行的“六三”纪念会上，蔡元培领衔两百多名代表向孙中山和广东非常国会发出通电，表达“和谈”愿望。

二

1922年6月以后，有关胡适与张竞生往来的记录，在胡适的日记中几乎了无痕迹，但彼此的交往实际上还有不少。类似两人列名通电或同时亮相，比较重要的还有如下几起：

1922年3月16日，北大召开《北大月刊》编辑部会议，决定废止月刊，改出《国学季刊》《文艺季刊》《自然科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等四个季刊。胡适认为：“此事确好，但不知能持久否。”8月1日，北大选举《社会科学季刊》社会科学组编辑员，胡适、张竞生等十七人入选。三个月后，《社会科学季刊》正式创刊。

1924年2月16日，《晨报》发表《国人力促恢复中俄邦交——北大四十七位教授之公函》。该函称：“俄国革命，国体变更，中俄邦交，因以暂辍。然此乃事势所迫，国际常例，苟其主体已定，则邦交自当随复……况俄之与我境界相毗，不徒念鲁卫之政立先诸国复其故交，即援连疆之谊，亦当应其嘤鸣。况俄之于我，互助之勤，亦屡宣布，苟相与以诚，何至食言？”四十七位教授里，胡适与张竞生均在其中。

1924年2月23日，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条例令》。条例令第十三条为：

国立大学校得设董事会，审议学校进行计划及预算、决算暨其他重要事项，以左列人员组织之：（甲）例任董事：校长；（乙）部派董事：由教育总长就部员中指派者；（丙）聘任董事：由董事会推选呈请教育总长聘任者，第一届董事由教育总长直接聘任。国立大学校董事会议决事项应由校长呈请教育总长核准施行。

该条例有以行政权力干涉大学事务之意图，因而遭到北大众多教授反对。他们认为，“教育务求独立，不宜转入政治之漩涡”。1924年3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本校教授致校长公函——为教部所颁大学条例事》。北大教授六十人一一具名，形成“同一阵线”。胡适与张竞生同样名列其中。

1925年1月4日，《京报副刊》发布《一九二五新年本刊之二大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青年必读书十部说明》，主持者是孙伏园。七十余位社会名流与文人学者，以及三百多位青年应邀、应征，相关答卷陆续刊出。2月11日，推出了由胡适推荐的十部“青年必读书”。胡适所选书目有《老子》《墨子》《论语》《论衡》《崔东壁遗书》等中国古籍五本，另有《Plato: Apology，Phaedo，Crito.》《The New Testament》《On Liberty》（John Stuart Mill）《On Compromise》（John Morley）《How we think》（John Dewey）等外国著作五本。2月27日，刊登了张竞生所选的十部“青年必读书”，有《建国方略》《红楼梦》《桃花扇》《美的人生观》，以及《科学大纲》（英丹森著），《创化论》（法柏格森著），《结婚的爱》（斯妥布士著），《相对论浅说》（爱斯坦著），《社会问题详解》（共学社出版）等六本译本。与一般推荐者有所不同的是，张竞生把自己所著的《美的人生观》也列入其中，并自嘲：“夸口夸口，玩笑玩笑！”荐书人里，胡适第一个登台，张竞生最后一个出场，一头一尾，前呼后应。

三

1922年6月2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与（颜）任光、（程）瀛章同到谭仲逵夫人的追悼会。与孑民先生及守常等小谈。”这里的谭仲逵即谭熙鸿，是北大教授，做过蔡元培秘书、北大代理总务长。谭仲逵的妻子叫陈纬君，是汪精卫妻子陈璧君的妹妹。陈纬君与谭仲逵结婚六年，伉俪情深，恩爱有加。可惜，天不假年，陈纬君因病早逝。

陈纬君虽然一生短暂，却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曾与陈璧君一起在香港参加革命。张竞生与谭仲逵往来较多，对陈纬君的品行比较了解。1922年6月24日，他与蔡元培、李大钊、李石曾、李四光、沈士远等人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谭陈纬君夫人行状》，既颂其德，又寄哀思。追悼会上，胡适、张竞生等都前去致哀。一个普通女子的去世，能够获得蔡元培、胡适等诸多名流的哀挽，虽为士林风气，却不可多得。

1922年6月24日，张竞生、蔡元培等人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谭陈纬君夫人行状》

陈纬君去世后，谭仲逵与妻妹陈淑君结合。两人均出于自愿，却遭到各方非议。张竞生好抱不平，于1923年4月29日在《晨报副刊》发表《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提出“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等爱情定则，公开为陈纬君辩护。由此，引发了现代中国第一次关于爱情的大讨论。

几乎是在谭仲逵深受“绯闻”漩涡的同时，张竞生也迎来了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女子。这段经历也与胡适密切相关。1923年7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的《妇女评论》专刊登了署名“褚松雪”的“谈话”《我的离婚略史》。因为这篇文章，张竞生与褚松雪（后名褚问娟）开始了书信往来。张竞生后来在《美的情感——“恨”》（1927年4月15日《新文化》月刊第1卷第3期）中提起事情的经过：

我在某报副刊中见到一篇为我们所要求者的女子文字。此作者为楚崇石（指褚松雪——引者）女士。大意是伊看不起伊丈夫不争气，愤而脱离家庭关系，只身从遥遥的南方到山西教书以自给。末后叹惜婚姻由兄命牵累到这境地，并誓愿今后为社会而牺牲等语。此时的我，竟引起了非常的同情心。

褚松雪（1896-1993）

张竞生说“伊看不起伊丈夫不争气”的表述，与褚松雪所记似乎略有出入。褚松雪在其《生命的印痕》中写道：

我的母亲去世了。不到百天父亲也接着在杭州病故。我受了这样重大的打击，哀痛的情形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丧服刚刚除去，就有人来为我说亲。可是我的心上似乎已经有了人，这个人的人格，是集合我自小累积起来的一切为我所崇拜的英雄豪杰们的一个复杂的影子，我把这影子，称为我理想的“奇士”。

张竞生（1888-1970）

如果张竞生所述是依据褚松雪的《我的离婚略史》，那么在《生命的印痕》中，褚松雪对自己的婚姻可能做了回避或隐瞒。毕竟，后文只是说有人为其说亲，而婚姻信息，并无透露。褚松雪“只身从遥遥的南方到山西教书以自给”属实，但这中间，她还到了北京，“拿做学问来医治心中的悲闷”。之后，才从北京去了山西，并开始走上写作之路，以及与张竞生结缘：

写作的兴趣，一天天浓厚，投稿的方向，也由《女星》到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信从各方面寄来，都是未经识面的文字之交。内中一位是研究哲学的，他的学问的光辉，使我的眼睛眩耀起来。他也在与封建势力搏战，社会上对他攻击得非常猛烈。由于同情遭遇的一点因缘，便引起了少年期久伏在心头的“奇士”的感觉，终于堕入情网。

这位“研究哲学的”，即是张竞生。张竞生了解褚松雪的人生经历后，感慨“同是天涯沦落人”。张竞生回忆：“我也因不愿意在家庭过了无聊的生活而出来的，我也因婚姻不得志而摆脱的，我也想为社会奋斗而生存的。一切的境遇倶同，难怪我即时起了同情心，立刻就写一短信去安慰她，并向她诚实地说我简略的身世。”为帮助褚松雪脱离困境，张竞生写信告诉褚松雪，北大虽暂时不招收女生，但最近成立研究所，国学门的主持人都是同事，可以帮忙介绍。他希望褚松雪写一篇论文寄来，以便推荐。这里所说的“同事”，自然包括在研究所国学门举足轻重的胡适。

褚松雪被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录取后，从山西回到北京。到京第三天，张竞生便带着褚松雪去见胡适。胡适对褚松雪说：“你的‘烽火扬州路’很有见地，但也多亏张教授推荐。张教授是革命党，也是洋博士，你以后应该多向他请教。”后来，张竞生与褚松雪互相吸引，一起生活。1924年秋，两人举办了婚礼，租住在什剎海北河沿20号的一座四合院里。据褚松雪回忆：“婚礼在长老会礼拜堂举行。日子急，远方亲友不及赶来。我方只来了方寄娘母女、赵佩云全家。男方来宾，除胡适外，我都不大认识。”应该说，胡适还是张竞争与褚松雪爱情与婚姻的见证者。

胡适与张竞生还有一段交往鲜为人知。1922年4月，美国生育节制运动的创始人、世界计划生育运动的领袖玛格丽特·桑格（Mrs. Margaret H.Sanger，1879-1966）访问中国，并应邀到北大演讲。受蔡元培委托，桑格夫人的此次演讲由胡适担任翻译，张竞生陪同。当天，桑格夫人作演讲，长达两小时之久，“听讲的人满坑满谷，四壁有站着的，窗口有趴着的，甚至把北大三院的窗户桌几都要挤坏了”。事后，北京多家报刊登载了桑格夫人的演讲词。《晨报副镌》还特别刊登了桑格夫人、胡适与张竞生三人的合影。这场规模盛大、影响较大的演讲得以成功举办，胡适、张竞生是功不可没的。

1922年4月，桑格夫人应邀到北大演讲，胡适担任翻译，张竞生陪同

胡适与张竞生的其他往来，相关资料或语焉不详，或未曾记录，更多细节也就无从知晓。如，1922年6月，张竞生在日本度假。其间，他从九州致信胡适，索要《努力》周报。《努力》周报系时政刊物，是胡适退出《新青年》编辑部之后创办的刊物，1922年5月7日出版第一期。该周报以论政和启蒙为主题，汇集了不少新的政治与思想主张。人在日本的张竞生也许是想先睹为快，才迫不及待地向胡适索要。

四

胡适与张竞生的“交集”中，还有一个特别的部分，即世界名著的翻译。在这个问题上，两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早在留学美国时，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就表达了自己的翻译设想，即“从输入欧西名著下手，使吾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1918年4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更是详细指出：

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我以为国内真懂得西洋文学的学者应该开一会议，公共选定若干种不可不译的第一流文学名著：约数如一百种长篇小说，五百篇短篇小说，三百种戏剧，五十家散文，为第一部《西洋文学丛书》，期五年译完，再选第二部。译成之稿，由这几位学者审查，并一一为之作长序及著者略传，然后付印；其第二流以下，如哈葛得之流，一概不选。

对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的出版物，胡适极其不满，表示“萧条极了”，“除了林琴南的小说之外，市上差不多没有什么书”。而且，林琴南还不懂外文，“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于口译者之手”。

数年后，张竞生的翻译计划与胡适的翻译设想不谋而合。1928年3月，当胡适见到张竞生关于着手实施大规模译书计划的公开信时，不禁引为“同道”。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北大学生聂思敬来谈。他带了张竞生一封信来。竞生也有大规模的译书计划。此意甚值得研究，不可以人废言。”信中，张竞生提出：“据竞生个人实地在书店及编辑部经验所得，断定如有十万元资本，以之请编辑七八十位，按时译书，则数年内可将世界名著二三千本，译成中文，其关系于我国文化至深且大。兼以经营世界各种名画与雕刻品，使美育及于社会，于艺术与情感的影响也非浅鲜。”可知，张竞生比胡适想的更多更远，不仅翻译世界名著，还要经营世界各种名画与雕刻品。对于这番计划，张竞生热切呼吁：“诸先生为文化计，为利益计，幸勿漠视下头所拟的计划。若能努力使其实现，而使我国于数年之内无论何种学问皆有完善与系统的译籍，则不久我国思想界定能起极大的变动，于各方面如文学、科学、哲学、实业等，必能放出极大的光彩。这种关系于我国文化的前途，更非区区的利息所能计较了。”

对于张竞生的设想，胡适深以为然，并将其公开信精心收藏。而胡适之所以感叹“不可以人废言”，主要是因为彼时的张竞争早已“身败名裂”，人人唯恐避之不及了。1925年，张竞生在《京报副刊》发征稿启事，公开向社会征集“性史”，并收稿两百余篇。1926年4月，张竞生选择其中七篇编为《性史》第一集，由“性育社”印行。一夜之间，曾经的哲学教授背负“文妖”“流氓”“淫虫”等种种骂名。连胡适也曾表示：“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思想的内容与形式，从读经祀孔，国术国医，到满街的《性史》，满墙的‘春药’，满纸的八股文，何处不是中国特征？”不管此《性史》是不是彼《性史》，胡适都不曾公开为张竞生说几句话。此后，张竞生“左冲右突，上下求索，始终无法摆脱‘性博士’的恶名”。

对于世界名著的翻译，同胡适一样，张竞生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未能实现的志愿》中，张竞生表示：

我生平最遗恨的，是廿余年来想与人共译世界名著，到今日尚毫无着落。这个志愿本来是已有二三次机会可以成功的，但终于无成就。当美的书店开张一年后，经济已有办法，我正想集中人才，共同进行译述世界名著的计划。不意一连十次受了起诉与搜查的摧残。终于不得不关闭。个人生计尚属小事，最恨是这个大计划也随而消灭了。

张竞生第二次往欧洲后，还曾联系时为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铭枢，提出以一种名义给十万元为译述世界名著之用。张竞生在信中详述办法，“即是所出丛书，所有权为广东省。不但世界古典名著予以择要译出，而又着重于科学名著的介绍，推而到技术上，如工程，如野外运动，以至于打猎、钓鱼、栽花、种果各种民生著作也有系统的译成”。对于张竞生的设想，陈铭枢极端赞成。可惜，时局变易，陈铭枢失势去职，张竞生的翻译计划只有落空。

幸运的是，张竞生无法实现宏愿，胡适后来却迎来了一次大好机遇。1930年7月2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年会在南京教育部会议室举行。会议决议将科学教育顾问委员会改组为编译委员会，聘任胡适为委员长，并通过修正简章及本年度经费五万元。编译委员会的工作包括由历史部选择世界史学名著，如时代史、各国史，或一种学术，或一种运动专史之类，聘请能手次第翻译出版；以及由世界名著部选择在世界文化史上曾发生重大影响之科学哲学文学等名著，聘请能手次第翻译出版。如此，胡适终于可以大显身手、施展抱负。

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十四次报告》，到1939年底，编译委员会“历年编译之书籍，达一百八十二种。其中已经出版者七十一种，共七十七册，已经付印者二十五种。已经翻译完竣者六十三种，正在翻译中者二十三种”。不到十年时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殊为不易。如果张竞生知道这份成绩，大概也是倍感欣慰的。而胡适一边，他果然没有“以人废言”。

在那封公开信中，张竞生还提出：“现在国内大书店如商务、中华之类的编辑部，因其制度不善及编辑不得人与其思想的腐朽，以致虽有资本而出不了美善的书籍。我们今后的编辑部重在以专门的人才得以专心编辑各种有系统的学问，尤注重在介绍世界新颖的思想，以便引导我国人的思想与世界相沟通。”对此，胡适也是高度认同。当年，他在考察商务之后，就曾向商务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建议，要从设备、待遇、政策、组织等方面加以改进，使编辑安心、专心。胡适说：“脑力的工作不在时间的长短，而在能养成可以工作的态度与心境。得了可以工作的态度与心境，虽欲罢而势有所不能了；若无此种心境，虽终日伏案，也不过是装腔作势，其实无甚效果。”两相比较，张竞生的这个建议，亦是不可“废”的。

值得一说的是，张竞生的不少“性”言“性”语，也不无道理。当年，张竞生在北大公然开设“性学”课，主张节育、倡导“放乳”等，在彼时“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的“语境”下，被攻讦，被通缉，被驱逐，都很正常。胡适作为新文化的领袖，受过国外民风习俗的深刻影响，且对缠足、束胸、贞操、女权等诸多伦理问题做过深入研究，理当知道张竞生言论中的“合理”成分。遗憾的是，无论是张竞生在北大时期还是脱离北大以后，胡适都没有为张竞生说几句“公道话”。当他在日记中感叹“不可以人废言”的时候，不知有没有想过，不能“废”的，除了张竞生有关翻译、编辑的意见建议，还有他关于性的一些言论——虽然惊世骇俗，却不乏科学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