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前后，“古风散文”这一文学类型在国内文学市场蔚然成势。此类作品多围绕古代文人墨客及其诗词曲赋取材，体裁上以文见人、以人见文，用现代价值观照古代人文；辞藻上或华丽大气或清隽灵秀，不时点缀古韵，读来具有古典美感。个中佼佼者有随园散人、白落梅、安意如和石继航等。而开风气者，则属随园散人及其处女作《当仓央嘉措遇见纳兰容若》。
随园散人的家乡在黄土高坡，不同于家乡作家陈忠实、贾平凹、陈年喜等“文学陕军”对脚下土地厚沉、朴实的叙述，他更愿意以文笔捡拾时代洪流过境后“聊足慰人心”的素材，为读者也为自己搭建一个陶渊明式的“桃花源”，抑或是王维式的“终南山”。在《当仓央嘉措遇见纳兰容若》之后，他以古风散文的方式，陆续为李清照、李叔同、李白、杜甫、陶渊明等文人立传。最新面世的《长安诗酒汴京花》一书，是作者的遗作。
从书名上不难看出，这部作品写的是唐宋两朝的诗词雅客。唐宋以诗词为主，是雅文学流行时期；元明清戏剧和小说盛行，属于俗文学流行时期。唐诗璀璨如河汉，宋词风雅如星斗。从文学演变而论，词是诗的一种变体，称长短句，也可视为一种从古诗过渡到现代诗的文学体裁，诗人、词人本是一家。倘若要用一句话来介绍《长安诗酒汴京花》，可以说是“当大唐诗人遇见雅宋词客”。这无疑是对《当仓央嘉措遇见纳兰容若》的一次继承与发扬。发扬之处在于，这部作品不再是一个人遇见另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遇见另一个群体。
在唐与宋的比较框架下，作者在书中所呈现的正是两大文学巅峰的左右张望。四十位文人中，有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二十位大唐诗人，也有苏轼、辛弃疾、李清照、陆游等二十位雅宋词客。
比如围绕“唐朝一哥”李白和“宋朝一哥”苏轼，开展到底谁是“千古第一才子”的讨论。这不是人与人的对抗，而是仙（诗仙）与仙（坡仙）的碰撞。作者这样写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就是李白的态度。他喜欢跃入酒杯，与酒杯外的红尘世界面对面，像个局外人。他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他豪纵的性情，也是大唐盛世的气象。”这样写苏轼：“在苏轼的词里，有人生的悲喜，有仕途的起伏，也有尘缘的聚散。仔细品读他的词，总能学会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看到，风雨之中一个身影跋涉着，他从不灰心，从不绝望。终于，他从苏轼变成了东坡居士。”两人都写月亮、庐山、江海、逆旅……谁更胜一筹？
再如杜甫和辛弃疾的对比，看“李杜”中的杜甫与“苏辛”中的辛弃疾，谁能把“前缀”甩掉。在作者笔下，杜甫是位十足的诗人，喜欢饮酒，喜欢林泉山水，喜欢放浪形骸，给人的整体印象是心怀天下、老成持重。其实，他的性格里也有疏狂豪放的一面。他在《寄题江外草堂》中说：“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至于辛弃疾，“辛弃疾的一生，命运坎坷，仕途颠簸，但他从未放弃收复中原的宏愿。在他的词里，不乏山水田园闲趣，但更多的是对山河社稷的深情，以及恢复无望的愤懑。”两人同样有着深沉的家国情怀，孰优孰劣？答案在每个读者心中。
在书中，我们还能读到勾勒凄婉情绪的“李商隐和李清照”、猛虎将才的“高适与岳飞”、临摹时代危机的“白居易与陆游”以及送别各自朝代的“韦庄与蒋捷”。作者将唐宋文人按头衔、文风、特质、境遇等进行“一对一”的比较，展示各自的诗酒往事或悲喜人生。正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比较的终点当然绝非输赢，而在于让今人感受大唐诗人的诗酒往事和大宋词人的悲喜人生，以及唐宋文脉传承的魅力，透过唐宋文人的故事看历史、看文化、看传统，笃定我国传统文化经典咏流传的文化自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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