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美国对华鸦片贸易|美国_新浪财经

转自：学习时报

　　众所周知，英国是近代对华输入鸦片最多的国家，给近代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鲜为人知的是，美国是近代对华输入鸦片、获利仅次于英国的国家。作为对华经济侵略的一种重要方式，19世纪美国对外鸦片贸易不仅对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人身伤害，也给近代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美国通过罪恶的鸦片贸易攫取的巨额利润加速了美国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

　　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之前，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经济一直是以索取自然界的物质为主，它的木材、鱼、朗姆酒等产品只能在大英帝国境内进行贸易。北美殖民地渴求茶叶、瓷器、丝绸等中国商品，但英国禁止它与亚洲尤其是中国直接贸易，中国商品只能经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转手销售获得，这剥夺了美国商人从中获取高额利润的机会。1783年，英美双方签订《巴黎和约》，英国被迫承认美国独立。由于英国禁止美国与其殖民地进行贸易，中国是少数为美国商船打开大门的目的地之一，时任美国副总统约翰·亚当斯告诉国会，“尽快派船前往中国”。因此，第一艘前往中国的美国商船“哈里特号”装载花旗参等商品，立即从纽约起航。然而“哈里特号”在好望角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截获，没有到达中国。

　　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皇后号”商船首次到达广州，是中美直接贸易的发端。1784年2月，“中国皇后号”从纽约出发，装载的货物包括毛皮、朗姆酒、30吨花旗参和1.8万块银元，经过6个月航行，到达广州黄埔港。当它返航时，装载了800箱茶叶、2万条南京棉布裤子、大量瓷器等。这些中国商品销售所得3万美元，投资回报率达到25%。这深深刺激了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城市的商人和船主，他们认识到，只要把中国商品输入美国，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纽约一份报纸说，这次航行开启了“一个幸福的新时代”。现代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皇后号”的航行是“堪与1776年政治‘独立宣言’相比的‘经济独立宣言’”。“中国皇后号”的货物押运员塞缪尔·肖向美国外交部长约翰·杰伊汇报了这次航行的情况，杰伊向国会通报。国会议员们回答说，“特别满意美国公民首次成功地建立了中美直接贸易”。此后20年里，美国对华贸易商船的数量超过任何其他欧美国家。

　　但是与此前欧洲国家商人一样，美国商人对华贸易也面临一个重大难题：中国几乎不需要美国的产品。虽然中国市场需要一定数量的花旗参，但被认为质量差；毛皮和檀香木虽然有一定市场，但是北美的毛皮猎取越来越难，太平洋一些岛屿上的檀香木被砍伐殆尽，难以为继。为了购买中国商品，对华贸易的美国商人不得不支付白银。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美国商人向欧洲或南美洲销售货物，然后用银元购买中国商品。美国商人购买中国商品的欲望是无限的，但是能够提供的白银是有限的，因此他们常常处于贸易入超状态。于是，美国商人决定效仿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入鸦片。

　　自19世纪始，美国商船染指并强化对华鸦片贸易。为了打破英国从印度输入鸦片到中国的垄断地位，美国商人一面从印度走私鸦片到中国，一面寻找鸦片的其他来源。1805年，他们在奥斯曼帝国找到了鸦片产地，通过伊兹密尔港，运出鸦片输入中国。土耳其鸦片质量比印度的差，但因价格便宜畅销于中国市场。许多美国商人闻风而动，云集伊兹密尔。根据现代西方学者统计，在1805—1839年间，美国商人就从土耳其购买了至少9144箱鸦片输入中国；1818年，美国商人走私了中国消费的鸦片总数的1/3；1831年，美国商人输入中国鸦片近1500箱，占输入中国鸦片总数的8%。1827年，美国对华贸易取得平衡；19世纪30年代，鸦片已经成为美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商品，占美国输入中国商品总价值的1/4；美国输入中国的白银不断减少，据中国学者统计，从 1821—1830 年的18974160两下降到1831—1840年的4064400两，下降比例将近80%。所以美国鸦片商人福布斯说，“整个对华贸易都是建立在鸦片贸易基础之上”。

　　与此同时，美国商人发明了“伶仃岛鸦片走私制度”。为了规避清政府禁烟政策和措施，1803年，帕金斯公司驻广州代理约翰·帕金斯·库欣想出了一个对策：从土耳其运载鸦片的商船先派人通知库欣，然后停泊在珠江口外的伶仃岛；其他鸦片走私商人到伶仃岛去购买库欣的鸦片。这种做法被称为“伶仃岛鸦片走私制度”，后来美国其他鸦片商人也利用这种策略向中国走私鸦片，既可以规避被清政府查禁的风险，又可以获得鸦片走私的高额利润。美国学者格林比在《形成美国的中国贸易》一书中坦承，“几乎所有出现于广州的美国公司都参与了鸦片走私”。

　　19世纪中期，美国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两次鸦片战争，但美国商人从中获利甚多。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对华贸易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为美国鸦片走私商人完全控制中国鸦片市场提供了有利“契机”。而当英国取得胜利后，美国同样取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各种权利，包括鸦片贸易合法化。

　　19世纪对华鸦片贸易使美国赚得盆满钵满，对美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第一批百万富翁就是对华鸦片贸易商人。对华鸦片贸易商人阿斯托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百万富翁。更让人称奇的是，通过对华鸦片贸易致富的沃伦·德拉诺，在1857年金融危机中损失了大量财富后，他立即返回广州重操旧业，很快又致富。许多富翁的子弟因此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从波士顿拉丁语学校、米尔顿学院到哈佛、耶鲁、宾夕法尼亚大学、布朗大学等，并利用婚姻缔结家族联盟。如沃伦·德拉诺33岁从中国返回美国后，迎娶马萨诸塞州最高法官之女凯瑟琳·黎曼为妻。他们的女儿莎拉所生的独子就是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百万富翁就是美国式“门阀政治”的“先驱”。

　　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仅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引发财政危机，而且让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民在身体和精神上受到严重毒害。然而美国一些权贵或者为鸦片贸易辩护，或者对此讳莫如深。虽然参与对华鸦片贸易的美国商人意识到鸦片对中国的危害，但是他们漠不关心，只关心商业利润。有的甚至说，鸦片走私“是公平的、体面的、合法的贸易”，它的后果与“进口葡萄酒、白兰地或酒精饮料”一样，是有限的。有的美国政客甚至为鸦片贸易公开进行辩护。1841年，曾任美国总统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撰文声称，清朝禁止英国输入鸦片是挑战“各国的权利”。美国学者雅克·唐斯指出，大多数美国鸦片商人都小心翼翼地隐藏他们商业的真实性质，甚至警告家族成员不要公开他们的信件；有的鸦片贸易商人的后代故意销毁提到祖上买卖鸦片的文献。

　　有美国学者认为，“对华贸易是美国投资的引擎”。积累了巨额财富的鸦片贸易商人，开始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和工厂，这些有力推动了美国早期工业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