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嘉杨评《恶臭与芬芳》丨表象史中的“嗅觉美学”：追索阿兰·科尔班的气味之旅|感觉文化史_新浪财经

《恶臭与芬芳：感官、卫生与实践，近代法国气味的想像与社会空间》，[法]阿兰·柯尔本著，蔡孟贞译，台湾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

在今天，若想以嗅觉文化作为研究对象，无论是史学、哲学还是文学领域的学者，甚至是器官医学研究专家，也许都绕不开法国历史学学者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1936-，台湾地区译作“柯尔本”）及其著作《恶臭与芬芳》（Le miasme et la jonquille）。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科尔班著作的译介（目前出版有《大地的钟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身体的历史·卷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树荫的温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青草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沉默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风的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以及《烟花女子》[商务印书馆，2024年]。另有台湾商务印书馆于2021至2022年出版的“从感官史看世界”系列丛书[共四册，均为科尔班作品]，分别是《恶臭与芬芳》《树荫的温柔》《时间、欲望与恐惧》《大海的诱惑》）已然昭示了西方史学的热点——微观史、情感史抑或表象史的范畴。科尔班是法国史学界中研究感官文化史的先驱。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科尔班持续关注“可感知的文化”，致力于书写关于气味、声音、空间想象、风景表象和阵发性集体行动的历史。《恶臭与芬芳》初版于1982年，是科尔班在感官研究领域的首次尝试。这部嗅觉文化史巨著显示出科尔班试图在科学正确与感受真实之间所取的一条折中路径，向读者展现了十八至十九世纪法国人在嗅觉认知转型上的一场“革命”。在史料运用上，科尔班大胆地将触角伸向文学作品，借助作家的灵韵探讨腐臭警戒背后昭示的嗅觉与心灵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科尔班还频繁提及了一个鲜见的名词——嗅觉美学（l'esthétique de l'odorat）。本文即从阿兰·科尔班在《恶臭与芬芳》中对腐臭气味的研究出发，试论这位感官大师是如何在史学视阈下构筑审美心态与文学文本中的“嗅觉美学”的，并期为读者理解科尔班的史学写作提供一个旁侧的索引。

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灵魂论》中明确地将感觉划限为“五感”（即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与味觉）以来，对人的各种感觉经验及其重要性的探讨一直延续于西方哲学话语中。古希腊哲学家独尊视觉，柏拉图在《蒂迈欧篇》将视觉视作“我们最大利益的源泉”，将视觉呈现与至善、智慧联结在一起；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则转而崇尚听觉，“道”的听觉话语成为传教工具。从奥古斯丁在《论自由意志》中提出的“内在感觉”到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感性”论，与心灵内省相对的外在感觉经验在人的主体理性中逐渐扮演起一种“直观”的角色，直到尼采发出“一切从身体出发”的口号，感觉的身体话语在现代不断被反思以焕出新的光彩。尽管对人类感觉经验的探讨似乎从未停止过，这种难以言说的“生理感性”在现代史学书写中却呈现出另一副模样，一切无所凭据的感觉经验都不免受到历史学家怀疑的审视。西方现代历史学界对感官的关注转向是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年鉴学派开始的，但一直到九十年代，感官文化史才真正在新文化史的大流中被讨论和书写。此间的近半个世纪，感官文化史始终处于一种“令人不安的学术不确定性”（《恶臭与芬芳》，19页）之中。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在其论文《感觉与历史：如何重建过去的情感生活》中梳理了感觉（sensibilités）的词源，认为感觉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只产生于某个特定的有机环境之中。在《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中，他再一次提出“历史上的感觉”（histoire des sensibilités）这一命题，认为感觉是这个世纪的特征，营造了当时人们所依存的一种神秘气氛。历史中非视觉的感觉研究也在此初次被呼吁，费弗尔指出“十六世纪的人们首先不是看，而是听，是嗅，是闻气息，是捕捉声音”，并提议对不同时期的思想的感觉基础展开一系列有趣的研究。然而，在年鉴学派及之后，史学家们首先转向了总体史及系列史的写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Avery Hunt，1945-）提出的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带来了历史学的文化转向，表象（representation）成为新文化史中的核心概念。史学家们把感知作为一个主动的过程来描绘，注意到由可延展的、流动的社会和文化形态构成的历史。科尔班的《恶臭与芬芳》《大地的钟声》等著作即生长在这次“文化转向”（彼得·伯克语）的环境中。

然而，科尔班所倡导的感官文化（Culture of Senses）写作并没有即刻成长为新文化史书写中的典型，似乎先成为与性别史紧密联系的“身体史”中受冷落的一部分，因着“身体是感觉的场所”（[法]阿兰·科尔班主编：《身体的历史·卷二》，杨剑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引言）。在针对五种感官的专门研究中，视觉文化研究几乎夺去了所有注意的视线，人们醉心于将视觉中心主义、世界图像时代、凝视等哲学界术语搬进对图像与历史的分析中。感官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of Senses）或感官史作为专门的学术领域几乎是在2014年由康斯坦丝·克拉森（Constance Classen）主编的《感觉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六卷本出版前后才逐步被追认的。克拉森是写作感官文化史的另一位先行者，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出版《天使的颜色：宇宙论、性别与美学想象》（The Color of Angels: Cosmology， Gender and the Aesthetic Imagination）以及《芳香：嗅觉文化史》（Aroma: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Smell），分别从视觉、嗅觉角度对特定文化中由感官引发的社会想象作了考察。2012年，克拉森又将感官文化史的焦点伸向触觉，出版《最深切的感觉：触觉文化史》（The Deepest Sense: A Cultural History of Touch），持续引领感觉史的写作。总体看来，八十年代以后西方的感觉文化研究虽然面临被图像研究“遮蔽”的危险，但依然有着向多重感觉蔓延的趋势，视点与触角遍布不同区域、时段的文化，并大胆与理论视域结合。感官史大师科尔班也不局限于构筑特定时期的感觉文化史，消遣、树荫、沉默与草成为他将感觉与情感联结起来的新论题。作为感官史巨擘之一，科尔班除了引领感官文化书写之外，还有另一项特殊贡献，即在史学写作中重视对文学材料的运用，利用诗歌、小说和日记等材料再现情感与想象。“嗅觉美学”正诞生于这两种倾向的交叉点上。

一、科学正确与感官真实：嗅觉革命作为“感觉主义”的影响阈

作为一位学术生涯跨越两个世纪，时间超过五十年的学者，科尔班的学术之路紧随二十世纪末的史学研究发展趋势而变化，前后受到年鉴学派、历史人类学以及新文化史等史学研究领域的影响。而就文本实践来看，从博士论文《十九世纪利穆赞的怀古与现代》（1973）到成熟时期的《恶臭与芬芳》（1982）、《大地的钟声》（1994），再到新世纪的《树荫的温柔》（2013）以及《沉默史：从文艺复兴时期至今》（2016）等，无疑显示出科尔班对历史写作的理解变化，周小兰曾将此概括为“从社会史到情感史”（周小兰：《从社会史到情感史——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学班的学术之路》，《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的转向，前后的差异在于社会史更强调对客观环境，特别是全局性的政治经济背景，而情感史则看到了集体表象背后人自身观察社会与自我的方式，重视人的心态、情感等心理因素。1982年出版的《恶臭与芬芳》，从时段上来看属于科尔班的早期论著，但在对嗅觉革命展开剖析的过程中，科尔班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超出客观社会环境背景的心理情感因素，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对“嗅觉美学”的提出和论证上，显示出此后科尔班对表象史（histoire de représentations）的拥护趋势。科尔班追寻气味之旅的灵感是从法国卫生专家艾勒（Jean-Noël Hallé）的除臭行动开始的，他指出十八世纪以来许多人对腐臭气味极为敏感，随之带来的是人们对气味的认知与分析方法的改变，亦即该作的主旨所在。然而，这场嗅觉认知革命并没有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而是凭借气味不易描述与分享的特质潜入人们的日常心态与生活，包罗了气味可能影响的一切场域——社会结构、政治冲突、文化传播、性别认知等等。因此，科尔班毫不避讳地声称自己仍“在等待研究感知历史的同仁得出一个全面性理论”（18页），他在这本书中所能做的只是提供所需的参考资料，从除臭政策、社交标准、欲望管理一直延伸到香水产业与文学想象。

在如此丰富详尽的资料群中，科尔班也有意布置了架构全篇的线索，即感觉主义（sensualisme）的影响，这个意属心理学的术语在国内显然并不具有诸如唯物主义认识论那样的大名。感觉主义的传统承自英国哲学家洛克的经验主义学说，他肯定感觉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和基础。十八世纪，感觉主义心理学一度主宰法国科学界。1746年，法国哲学家孔狄亚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1714-1780）在《人类知识起源论》中驳斥了笛卡尔一派对感官的反对论调，强调人的观念无不来自感官，感官所引起的初级思想最终构成了反省后的知觉经验。正是在感觉主义的引领下，科尔班笔下那场浩荡的气味革命得以开启。科学家们致力于厘清空气的本质，进而埋头对各种气味标本进行收集，制作出精良的“臭气潜藏危害分布图”。这场嗅觉认知革命并未以化学界对气味的研究的盛行而告终，科尔班在第三部中称嗅觉器官学的淘汰后有“一部新的感觉论”（201页）随之诞生，嗅觉注意的焦点从公共空间走向了私人空间，人们持有“一定要努力不懈地细心清洁身体，才能保有肉体的敏感度与纤细的触感”（252页）的信念。至此，对卫生的极致要求拉开了身体美学的旗帜。十九世纪，文化圈被感觉主义独霸，优雅的礼仪成为资产阶级恪守的规范，他们追求享乐的志趣决定着一切的流行趋势。科尔班正是顺着感觉主义的思路，以人们渴望消除公共场所恶臭的态势为始，勾勒出这场试图打破嗅觉沉默的除臭运动。下水道和通风设备成为恢复信念的公共装置，医院、学校、监狱成为除臭的试验场。科尔班想要强调的是，彼时人们心中的嗅觉警戒与真正的气味科学存在偌大的距离，无论科学界如何解释恶臭，人们继续坚信恶臭是一种“外加于空气的神秘物质”，依循自己的切身感受来调整净化的行为。

科尔班谨慎地埋下了这场“感受革命”转向的伏笔——气味界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性翻转”——即巴斯德对微菌与科学杀菌法的发现。这个惊人的发现似乎遣散了长久以来盘踞人们心头的对于腐臭的焦虑，“恶臭诱发疾病”一说前所未有地走向式微。但科学界对恶臭警惕的放松并不影响人们心中的嗅觉习惯发挥某种坚韧的延续性，乌托邦式的除臭理想没有从此消逝，人们依旧渴望严格管治引起不适的气味，并且进而追求能创造身体芬芳的香氛制品。至此，论述的步调又重新回到了人的感受上，科尔班巧妙地缝合了感觉主义自我更新的路径和表象史的方法，如终章中所言，“认知革命终将发声，嗅觉沉默终将被打破”（326页），科尔班对现代社会的嗅觉认知转型持有无限期待。

二、对“嗅觉美学”的发现：学术不确定性背后的群体想象

回到嗅觉美学的话题上，科尔班在第一部的结尾宣称，十八世纪末“嗅觉美学时代正式来临”（133页），其标志是人们渴望在祛除臭味，享受感官愉悦的基础上收获心灵的震动。这种震动托出了嗅觉的新亮点——引发充满情感的回忆的功能。科尔班对此的论证基于文学文本中描写气味引发记忆的片段。就此，我们很容易将科尔班对作家作品的大量引用单独划入美学的领地，从而对嗅觉的从属问题产生疑虑，既然科尔班企图通过嗅觉引起自然和谐、情感记忆与心灵共鸣的功能承认嗅觉美学的独立存在，那么在文学引证中不断插入的其他话题，如哲学、科学、心理学或史学领域的重重案例，对“嗅觉美学”的提纯有何意义？事实上，正如标题中所揭示，无论恶臭还是芬芳，从来都是在“感官、卫生与实践”的场域中共同营建起动态的社会想象与空间，因此嗅觉研究绝不只是一个低级的生理命题，也不仅仅涉及浅显的个人感受。从对腐臭的容忍度的下降到重新学习容忍，这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嗅觉知觉史，人们对社会感官实践的调配需求和对自身气味的审美变化并不纯粹是无意识的过程，此中涉及思想、权力等诸多可能为历史中的嗅觉认知带来改变的因素。科尔班在前言中承认厘清嗅觉感知时面对的困难：“在科学与在法令规章方面的论述分析、学者定义的行为社会学并赋予的主观阐释，以及上述一切共同形塑出来的公众态度，使得嗅觉感知在及其复杂的背景下，经历了难以忍受，令人欣喜或志得意满的种种阶段。另外，加上权责机关施行的种种策略，这一切让感知史的研究变得零碎而无章法，交杂了真实与想象。这使得那些不计任何代价，只想着一刀厘清所有的企图，无疑是痴人说梦。”（18页）当然，政治权力、经济利益中的感官调配与情感记忆中的感受本身即使有互相影响的部分，两者之间仍然有很大程度的区隔。用科学和用文学单独书写的嗅觉文化史，是否还是同一部嗅觉史？科尔班在对嗅觉器官学、历史人类学中的气味研究作了如此详细的梳理之后，显然意识到了功利主义蔓延后的社会心态（对气味与阶级、种族关系的认定成为秩序与纪律的象征）与自然主义风潮之下的审美感受不可轻易混同处理，因此嗅觉美学才有其后发的必要性。科尔班从嗅觉美学的表征中获取了处理文学文本中的想象与情感的方法，继而完成了《树荫的温柔》（La douceur de l'ombre）、《沉默史》（Histoire du silence）以及《青草图书馆》（La Fraîcheur de l'herbe）的写作，此时科尔班已经仅采用层叠的文学材料来书写情感的历史了。

在文学作品的魅力之外，科尔班混融一体的论述中还有一条重要的理论脉络。他关注到了一批对嗅觉话题感兴趣的史学家、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他们的先导构成了“嗅觉美学”依赖的理论证明，弗洛伊德被科尔班称为彼时第一个大谈嗅觉感受挑动激情欲望的人，福柯对医院和监狱造成的大众恐惧的描述则引发了对社会权力运行下的嗅觉体验的社会学思考。今天，我们时常引用他们的观点作为文学研究的理论依据。当然，他们的对面也曾站着另一群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与黑格尔等美学家都曾经贬低过嗅觉在感官中的位置。或许正是这种美学本位上的长期否定，引发了科尔班所说的“令人不安的学术不确定性”（19页），进而启发他通过对多重史料的探索找到“嗅觉美学”的可能。沈坚指出，在研究人们的感知的历史上，科尔班一直强调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的重要性。在史料的层面，科尔班则认为史学家应该把文学的材料看得更重，因为它们比那些档案材料更好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的感觉（沈坚：《法国史学的新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从双重的意义上来说，科尔班是在践行表象史主张的同时，从广泛的文学材料中发现了嗅觉认知转型背后的美学价值。

文学在嗅觉美学盛行的时代中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它不仅能够凭借拟写现实的摹仿性道出嗅觉体验在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化趋势——香皂、古龙水等香氛产品的普及，同时尚可以亮丽的笔画勾勒嗅觉体验引发的“怀旧幽情”，从而谱写驱动人类伟大心灵活动的故事。在十九世纪法国作家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1843-1907）的《逆流》（À Rebours，也译作“逆天”）中，患有神经官能症的德赛森特常常对气味产生想象的幻觉，通过为嗅觉体验作注的方法掌握不同飘散物的“灵魂”，自然或化工制品的芳香，最后沉湎于芬芳的诗节所唤起的梦境中。小说第十章的结尾，他在嗅觉想象中经历了对自我的怀疑：

但是，突然间，他仿佛觉得微风卷过来一丝隐约的香柠檬气味，跟它融合在一起的，还有茉莉花、金合欢和玫瑰露的浓香。他深吸一口气，问自己是不是确实没处在中世纪时人们设法禳解的那种魂灵附体的重压底下。随后，气味变了，顽固坚持的同时又有所变化。一种说不准的气味，混杂了妥卢香脂、秘鲁香膏、藏红花，由几滴琥珀和麝香所焊接，正从山坡脚下的一个村庄中飘逸过来，突然，变形发生了，这些零散的碎片重新连接起来，那是鸡蛋花的香味，他的嗅觉已经感知到了它的本质，并准备好要对它作分析，它再次从丰特奈谷地渗出，一直飘上要塞，进攻他疲乏的鼻孔，还动摇了他脆弱的神经，将他掷入衰竭中，使他昏沉沉地、几乎可说是垂危一般地倒下，倒在窗户前的支撑杆上。（[法]若利斯-卡尔·于斯曼：《逆流》，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160-161页）

于斯曼在这里借助嗅觉的变异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的自我怀疑。整理科尔班在《恶臭与芬芳》中所使用的文学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十九世纪以及与科尔班同时代的法国作家的文学作品，提及最多的则是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于斯曼的小说和波德莱尔的诗歌。科尔班指出作家群体展现出的嗅觉审美具有持续性，“历久不衰的香气主题一直盘踞波德莱尔同时代的文人心头”，而文人的嗅觉追寻之旅也被归为一种“群体想象”（339页）。从于斯曼笔下自称心理学家的德赛森特的嗅觉迷惘，到巴尔扎克《入世之初》中年轻人奥斯卡对城市臭气的尖锐讽刺，或者是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那个储存往日记忆的香水瓶，香气成为时代文人铺述时代线索或遣散忧郁的主题：

这时，醉人的回忆正飞舞在沉沉

混浊的空气中；眼睛闭上；而眩晕

却攫住被征服的灵魂，用手推它，

推向充满人间瘴气的深渊之下。

——波德莱尔《香水瓶》

（[法]波德莱尔：《恶之花巴黎的忧郁》，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110-111页）

在科尔班的铺垫下，我们发现当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凭借科学的威力驱散对空气中的“神秘物质”的恐惧，借用公共权力紧锣密鼓地拉开对腐臭的强烈警戒后，有另一种芳香的体验正迅速地钻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与此同时，也构成了一个时代作家的集体想象。于是，嗅觉在现代性体验中的特殊性便在一众文本中漏出了马脚，它也许并不如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c）那般强调技术、商品、娱乐手段在现代社会进程中的作用，但却以其不易描述与书写的特质，在腐臭警戒与香氛审美的二元环境中拉开了真实与想象的距离。如本雅明在论述普鲁斯特形象时所言，小说、诗歌中的嗅觉体验复现，也许已经并非是单纯按照感官本来的样子（何况嗅觉的体验有时是如此难以明说）去描绘的，而是“把它作为经历过它的人的回忆描绘出来”（[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216页）。科尔班在完成了对功利主义下嗅觉警戒的叙述后，将笔触伸向了现代性体验中的嗅觉记忆，以史学家的敏锐目光攫取了本国文学文本中的嗅觉资源，也因此说明了“嗅觉美学”的可验证性。

三、嗅觉美学中的主体性：异文化中的嗅觉革命理路

从长期被视为近似野兽气质的身体气味到对社会他人与自身气味的审视和甄别，嗅觉以其在身体表征中的固定位置彰显出人的主体性的前所未有的高涨。读者惊奇地发现，从柏拉图的“穴喻”以来不断被重申的“嗅觉地位低于视觉、听觉”的话语开始，到康德《实用人类学》中那个“最得不偿失并且显得最多余”（[德]康德著：《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2页）的感官以及黑格尔《美学》中“与艺术欣赏完全无关”（[德]黑格尔著：《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48页）的非认识性的感觉，嗅觉受贬抑的文化史和哲学与宗教上双重的“身体受难史”（汪民安语）是如此并行不悖。嗅觉的重要性似乎一直以来都将是“失落中的失落”。然而科尔班将法国十八至十九世纪的嗅觉感受从科学实验中部分抽离了出来，尽管他并不能就此放弃对净化公共空间中的恶臭的论述，但却始终承认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偌大距离。人们对个体嗅觉的审美追求以及彼时一批文人笔下的嗅觉记忆，无疑隶属于想象范畴，从而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嗅觉美学”的时代。或许我们不应该忘记，现代生活中人们长期依赖的无味甚至飘着淡香的绝大多数日常生活空间，并非长久以来默认存在的。科尔班借十八至十九世纪法国人民对腐臭的容忍度急剧下降，对改造自身气味的强烈需求，述说了人与环境、他人乃至自我的心灵互动旅程，亦是人的主体性空前的彰显。自十八世纪末科尔班口中的那个“嗅觉美学时代”到来后，嗅觉似乎凭借其隐秘性成为作家书写现代性经验的某种“母题”话语。我们还记得令科尔班动容的那则讯息：1790年，艾勒医生展开一场气味丈量行动，行经巴黎近郊的城镇时曾发出的“这里有淡淡的善良穷苦人家的味道”的感叹。关于穷人或富人的气味，亦可以从下面三段异国的文本看到：

还不到Rush hour的近黄浦江的街上好像是被买东西的洋夫人们占了去的。她们的高跟鞋，踏着柔软的阳光，使那木砖的铺道上响出一种轻快的声音。一个Blonde满胸抱着那郁金香从花店出来了。疾走来停止在街道旁的汽车吐出一个披有着青草气味的轻大衣的妇人和她的小女儿来。（《都市风景线》，刘呐鸥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65-66页）

人到弥留之际，卧室里这种隐隐可闻的声音使人感到有一股死人的腐臭气。......我朝棺材走过去。长工们无动于衷地坐在床上。我似乎从飘浮在死者上方的空气中呼吸到一种苦涩的东西，那就是把马孔多引向毁灭的听天由命的气氛。（《枯枝败叶》，[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刘习良、笋季英译，南海出版公司2018年，131-132页）

她继续用吸管头搅拌姜汁汽水：“可我家穷酸得多。”

“怎么知道？”

“闻味啊！就像阔佬能闻出阔佬的味道一样，穷人也能闻出穷人的味道。”（《且听风吟》，[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70页）

时间来到二十世纪，此时代的作家面对恶臭与芬芳的刺激，已不再有当年的那种极度厌恶与热切渴望，更多的是平静与观望（闻）。在科学观察与主观青睐之间，作家们好像划出了一系列面对不同气味时的态度图表，并且不自觉地将个体事件中的嗅觉感受赋予集体气氛与全局事件，以传达某种“隐忧”。相对应的是，科尔班在终章中以1911年巴黎的恶臭（工业臭气代替了粪便臭气）作为这场革命未名而名的结尾，“认知革命终将发声，嗅觉沉默终将被打破”（326页），他以独到的眼光为读者揭开了现代性体验下的嗅觉认知转型，与此同时也暗示着与认知革命并行的“嗅觉美学”将继续书写。科尔班巧妙地将关节点设置在1911年的巴黎，那个处于具有世界意义的时段下的国际性城市，是否也预示着嗅觉革命的世界性，或者说全域性？作为人类共有的感觉之一，嗅觉在不同文化中的位置是否相同？

如希玛·戈德弗雷（Sima Godfrey）在《阿兰·科尔班：使法国历史有意义》一文中所概括的，科尔班的文化史写作与文学文本之间存在某种共生关系，其作“为解读文学作品提供了语境，而文学又为科尔班提供了语汇和社会想象”（Sima Godfrey，Alain Corbin：making sense of French history，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vol.25，no.2，2002）。1984年，聚斯金德（Patrick Süskind，1949-）的小说《香水》轰动德语文坛，2006年又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从此为世界读者熟知。主人公格雷诺耶与于斯曼笔下的德赛森特一样是个气味天才，然而这个痴心掌握香水技术的怪人却通过杀害少女以取得她们的香味制成香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聚斯金德多次提及自己的创作灵感来自阿兰·科尔班的《恶臭与芬芳》。读者似乎一下子难以将那个香水狂魔与科尔班对城市恶臭的严谨论述联系在一起，我想科尔班是为《香水》提供了一个背景式的环境——十八世纪那个始终弥漫着现代人无法想象的臭气的城市巴黎，同时也提供了以交织着神秘幻想的文学姿态反映社会感觉的范式。

科尔班对感官文化的强调不仅激发了文学创作灵感，他所采用的感觉史写作范式也为新世纪以来的年轻学者提供了充足的养料，他们纷纷聚焦于特定区域的感觉文化，试图回答科尔班在终章中所指向的嗅觉革命的世界性的问题。在嗅觉文化研究领域，特定时期的城市气味首先成为一批学者研究的视点，梅勒妮·基希勒（Melanie A. Kiechle）在《嗅觉侦探》（Smell Detectives）中强调十九世纪美国城市中的气息是如何作为一种公共卫生手段被形塑的，而非像今天我们所习惯的那样，户外新鲜的空气仅作为一种美学设计与享受而存在。威廉·图利特（William Tullett）在《十八世纪英国的气味》（Smell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中则聚焦十八世纪前后人们嗅觉观念的转变——从疾病预防到情感判断，广泛运用日记、信件、卫生记录以及各种印刷商品中的嗅觉资料，以验证嗅觉的社会性改变了该时期感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除此之外，环境、种族、交流等“世界话语”也逐渐成为感官文化研究中新的关键词（近五年来，西方学界的嗅觉文化史专著有：The Smell of Risk: Environmental Disparities and Olfactory Aesthetics， NYU Press，2020；Smellosophy: What the Nose Tells the Mi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20； The Smell of Slavery: Olfactory Racism and the Atlantic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0； Scent: A Natural History of Fragr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2； Aroma of Asia: Exchanges， Histories， Threats，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23等）。2015年，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召开“感同身受：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下的感官与感觉”工作坊，将感觉文化史引入“文化交流史”，提供了在国内引介欧美学界的感觉文化研究范式的平台。此后，不少中国学者选择从感官角度切入，对近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展开讨论，也展现了对科尔班所开创的聚焦特定时期的感官认知革命，联系感官与文学实践的范式的回应。复旦大学康凌在《有声的左翼：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中从听觉角度探讨左翼诗歌的节奏诗学，试图构建起声音秩序背后的一种左翼抒情主义。爱丁堡大学的黄雪蕾受益于科尔班的思路，在去年出版了《中国气味：近代嗅觉文化史》（Scents of China: A Modern History of Smell），该作将视角放置于近代中国，从清代小说《红楼梦》的气味描写、来华传教士日记中夸张化了的恶臭论至民国报刊中的香味制品以及五四文学中的力比多气味，呈现了阶级、殖民、陌生等关键词下的嗅觉印象所交织出的一段复杂的历史记忆。

正如嗅觉在西方传统哲学话语中不断受贬损的历史一般，对嗅觉文化的研究似乎也落后了视觉文化一大截。但当今天“视觉中心主义”的神话面临着被解构的危机，思想界“充斥着对视觉及其在现代的支配地位的深刻疑虑”（《低垂之眼：20世纪法国思想对视觉的贬损》，[美]马丁·杰伊著，孔锐才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年，29页）之时，对其他感官文化的探究以及感官之间的合作正被赋予偌大的期待。如陈建华所指出的，“视觉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视觉转向’的波动，也涉及对人体其他感官的重新认识，如对听觉和嗅觉的研究令人瞩目，方兴未艾”（陈建华：《王国维与视觉中心主义》，收于陈建华《论境界：〈人间词话〉与康德哲学》，商务印书馆2024年，128页）。因此我们不必抱憾，而是可以笃定地说，阿兰·科尔班的“气味之旅”正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延续，他始终提倡的感官文化研究与文本中的表象史范式已经开出了馥郁的花朵。在今天，人人都分外真切地体验、珍视着自己每一个感官的细微感受，嗅觉的私人记忆正以极其丰富的形式被储存、分享和交流，具有世界性、多样性的感官研究范式也同样亟待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