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喜究古,于路途见残砖断瓦辄好执而辨析之,发过往之遐思。”崔凯,山东郓城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青年教师。自2010年开始,他带领学生绘制唐长安城古今对照图,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中内容进行寻访和考证。历十余年之功,终成就一部《唐长安城坊古今注》(科学出版社2024年4月),从城市建筑、历史文献、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角度对唐长安城进行解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拜根兴评价其“考证精密,新见迭出”,认为作者将一些在古今地图对照中不便表达的信息通过“附考”全盘托出,显示出较为深厚的文史考据功底。
为何将研究视角聚焦于 “坊”?在崔凯看来,坊是大量历史事件的直接发生地,很多文学作品也诞生于坊中。古代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内涵绝不仅仅是巍峨宫殿中的内廷生活,更多的是由占据主体的长安市民所书写的市井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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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末:唐长安城的“坊”具体是什么样子的?请为我们描述一下。
崔凯:“坊”是长安城民众居住区的基本单位,唐人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将“坊”称为“里”。一座坊类似于我们今天城市中比较大的小区或家属院,每座坊有坊正(里正),是管理坊的小吏,其性质跟今天的居委会主任相似。唐长安的坊呈方形,四周以基础宽3米左右的夯土坊墙围绕,坊墙外有排水沟,坊墙外部到排水沟之间的尺寸在1.5—2米之间。各坊门是坊内民众的主要出入口,除三品以上官员及坊内三绝(门第、才德、文学)者、大型寺观庙宇之外,均禁止穿坊墙直接向街开门。
长安的坊数量虽然多达一百余座,但总体就分为四门坊、两门坊两种类型:一种开东、西、南、北四门,由连接四门的大十字街划分为四个区域;一种开东、西两门,由东西横街划分为两个区域。一般来说,被划分的区域内又有巷、曲,就像今天北京老城内的胡同一样。坊内的大小街道都是土路。坊内生活的居民也多种多样,既有皇亲国戚,又有各级官员,更多的是平民百姓。这些人在坊内处于一种杂居状态,只是住宅质量和规模不同而已。有的坊还设有官署、佛寺、道观、私家园林等。
唐长安的坊在时间管理上很严格,坊门启闭都有固定时间,主要听街鼓声而动。《唐会要》记载,早晨街鼓初动有五更二点(每年四月一日后)、五更三点(每年九月一日后)两个时间,换算成今天的时间分别是3点48分、4点12分。街鼓一响,坊门就开启,人们陆续出坊开始一天的生活,这跟今天的作息是完全不一样的。《唐六典》记载,皇宫大内的关门时间是日入前五刻(申时三刻,16点45分),坊门关闭在其后,想来也不会太晚。坊门关后若在大街上游荡,被发现就要受到巡街金吾卫的杖击责罚。
文化周末:为什么亲仁坊成为你长安寻“坊”的起点?到西安读书、工作后,哪些事触发了你研究唐长安城的兴趣,又是怎样由兴趣转向系统研究的?
崔凯:凡事都有机缘,我读书工作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雁塔校区就坐落于唐长安城亲仁坊故址之上。我在山东读中学时,就从书上看到过唐代长安城平面图,当时只是惊叹于这座城市规矩的形状和整齐的布局,并没有细致了解。读大一时,学校正在进行基础设施改造,在从宿舍去专业教室的路上要经过一片被挖开的草地,每次路过我都会被泥土中露出的一块玉璧形器物底部所吸引,仔细观之,稍有文物常识的我判断可能是唐代的东西。现代校园里怎么会有唐代文物遗存?这让我感到很神奇。带着对城市建筑史的浓厚兴趣和这份因好奇而起的疑问,我翻阅了很多文献资料,方知唐长安城故址就在今天的西安市主城区范围内,我的脚下就是长安!
我所在的校园究竟处于唐代长安城的什么位置?经过进一步查阅资料以及初步的查找对比,亲仁坊以及其中郭子仪宅、柳宗元宅、唐睿宗居藩旧邸、滕王李元婴宅、安禄山宅这些历史信息相继出现,发生在这里的一些历史故事也陆续从唐宋古籍中挖掘出来。2007年,我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其后撰写的《唐长安城亲仁坊考》在校报上发表。2010年,蒙学校一位老师的鼓励启发,我产生了对唐代长安城各坊一一进行寻访考证的大胆想法。读研期间,我在导师王树声教授指导下得以对隋唐长安城进行更为专业的科学系统研究,并跟随老师首次补绘出北宋时期吕大防绘刻的《长安图》。这些工作更加坚定了我对唐代长安城各坊进行详细考证研究的信心。
文化周末:除了你所供职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还有哪些高校位于唐长安城故址之上?你的新著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将一些唐代的名人故居和著名寺观园林的位置范围以现今位置对照标注,这些是如何确定的?
崔凯:因为西安市主城区就建在唐长安城故址之上,所以位于这一范围的高校很多。如:西北工业大学位于光德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位于太平坊、桃园校区位于崇化坊,西安理工大学金花校区的一部分位于兴庆宫东南角,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位于道政坊和常乐坊,西安科技大学雁塔校区位于永宁坊西半部……可以说,坐落在唐长安城范围内的每座高校校址在唐代都有名人居住,都发生过精彩的故事。
由于涉及学科交叉和总体工作量的问题,以往我们见到的唐长安城图相对简单。新中国成立至今,对这座城市的考古工作一直未间断,但由于各种条件所限,从未完整揭示过一座坊的全貌。在现代城市建筑林立的西安市区内,通过考古的方式全面揭示一座坊显然已不可能。因此,通过已有考古资料结合大量古代文献,依托卫星遥感影像复原出一张科学精准的古今对照图就显得十分必要。在这张图上我们既标注了现今展示的遗址点,又可以根据可靠历史文献推断出大量历史事件发生地与名人故居的位置。如家喻户晓的打金枝发生地,开成暗杀事件发生地,魏征、郭子仪、李吉甫、武元衡、白居易、鱼玄机等各色历史人物故居分布范围,等。
跟历史上其他都城不同,唐代长安城的很多历史事物具体位置被唐人记录在史料中,唐代人仿佛知道长安城要名垂史册,当时很多人都在记录这座城市的真实事物及事件,甚至依托长安城市空间创作了很多小说神怪故事,故事本身固然为虚构,但文字中记录的城市空间和交通流线却是真实的。以正史而言,《旧唐书》中的大量内容就在叙述历史事实的同时为我们提供了长安城市空间事物;以小说而言,唐代传奇中的很多情节就是基于长安城内的各坊、街道、城门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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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末:自古至今,与唐长安城相关的专书已有不少,你写这部书的初衷是什么?它有哪些独特之处?
崔凯:中国人多有志古、求古的情感,因此产生了大量与唐长安相关的著作。自唐代韦述开始,所有有志于考证、复原这座城市的人都是带着这样一种淳朴的情感来做这个工作的。唐长安城是中国城市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大唐辉煌文明的集中承载体,欲言唐代风物与文化,长安肯定绕不过去。古代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内涵绝不仅仅是巍峨宫殿中的内廷生活,更多的是由占据主体的长安市民所书写的市井悲欢。在长安各坊中的众多宅第内,各色人物在其中栖止活动,一幕幕悲欢离合在这里上演,也是长安最为生动之所在。长安的坊中承载了中华民族曾经的盛世记忆,其中海量的文化信息实在难以描述完全。
以往关于唐长安城的专书都是遵循传统体例,即将与这座城市相关的史料收录罗列,《唐长安城坊古今注》这部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传统长安专书体例基础上作了改进,比如说对各坊命名作了释义解析、对古代城市信息的今天位置作了对照、对一些历史疑难问题进行了梳理考证,除此之外还全面收录了《全唐诗》中与长安各坊相关的诗歌、《旧唐书》《新唐书》两部唐代正史中与各坊直接相关的史料。古今地址对照是这部书的一大特色,传统长安专书往往更注重“古”的记录,对于“今”则很少关注和提及,限于技术条件,古今址对照也没有深入涉及。我觉得今人在做唐长安的研究和著述时,有必要把今天的状态也记录下来,不仅仅是为今天留住大唐盛世的记忆标识,更重要的是让今天的人能够找寻到这些故址。我想做的仅仅是为这座世界名都留些历史存念,并尽可能做得精确与细致,以延续、丰富过往诸书内容,让大众对这座伟大的城市有更为深入全面的认识。
文化周末:“坊中诗”这一部分的设置出于什么考虑?在搜集文献资料中有哪些发现?
崔凯:“坊中诗”很大程度上是唐长安城研究过程中的衍生品。在查阅与唐长安城相关的文献过程中,我发现古今很多学者都对长安的唐诗很关注,但尚未有基于城市建筑空间的角度对这些诗作进行全面系统整理的。既然前人没有全面系统地整理过,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了。诗歌诚然有抒情成分,但很多都是纪实性的,有宏观展现长安城市面貌的,有细致描述长安建筑空间的,还有描述在城中所思所感的。我们本着精准的原则,只收录诗题或内容中明确指出坊名的作品,比如作者在诗中自述作于某坊,某坊中有什么、在某坊见到或经历过什么,凡此种种都收入对应的坊中。每一首诗歌都是作于某一处具体地方,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被汇集到各种书籍中。我们整理的坊中诗就是让诗歌重新回到它的诞生地,将来大家再想查阅长安的唐诗时就有了比较直接便利的工具资料。
在搜集文献资料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白居易的诗作。他的诗通俗直白,具有很强的纪实性,就像长安城的导航系统。比如他自述新昌坊的居住位置“地偏坊远巷仍斜,最近东头是白家。宿雨长齐邻舍柳,晴光照出夹城花”(《自题新昌居止,因招杨郎中小饮》),“丹凤楼当后,青龙寺在前”(《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这就为考证白居易宅具体位置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信息。此外,白氏还经常描述从家中早起上朝的感受,既有“鼓动出新昌,鸡鸣赴建章。翩翩稳鞍马,楚楚健衣裳”(《早朝》)的惬意与自豪,又有“远坊早起常侵鼓,瘦马行迟苦费鞭”(《初授赞善大夫早朝寄李二十助教》)的苦恼与无奈。在严寒的冬季,大雪盈尺,凌晨三点多就要起床出发,诗人叫苦不迭,“将赴银台门,始出新昌里。上堤马蹄滑,中路蜡烛死。十里向北行,寒风吹破耳。……须鬓冻生冰,衣裳冷如水”(《早朝贺雪寄陈山人》)。不仅如此,他还常常表达不上早朝能够安稳睡觉的惬意,“自问寒灯夜半起,何如暖被日高眠”“鸡鸣一觉睡,不博早朝人”“一觉晓眠殊有味,无因寄与早朝人”。晚年白居易闲居时,诗作中还屡屡透出不上早朝的轻松,“二三月里饶春睡,七八年来不早朝”“放君快活知恩否,不早朝来十一年”,这些在今人看来如同白话的描述,却是唐代长安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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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末:唐长安城中的住宅是否跟今天一样,会出现宅第易主的现象?这些宅第中曾有什么样的风云故事发生?
崔凯:长安城中有一部分宅第是唐政府掌握的官邸,官员去职后政府有权收回再赐予其他人居住,私人宅第则经常出现买卖易主的现象。因政府赏赐而易主的宅第以唐初开国功臣于志宁宅最为典型,此宅在于志宁去世后先后被赐予贵妃豆卢氏、金吾大将军程伯献等人居住,直至中唐时最终并入郭子仪宅。当然,官宅中还有一部分是受赐人去世后子孙一直居住传承,比如魏征宅、郭子仪宅等。与受皇帝特别恩宠的重臣贵戚不同,很多后世熟知的大文豪当年在长安往往买房艰难。杜甫、李白虽负盛名,也始终未见在长安拥有房产的任何记录。韩愈在京城混迹半生,才倾全力在靖安坊买到一处朴素的小宅院,并颇为得意地向儿子炫耀:“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余。”(《示儿》)踌躇满志的白居易初至长安,就被著作郎顾况以“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施以当头一棒,虽然顾老夫子因欣赏其文采转而评价了“居即易矣”的好话,但此后的白氏于20多年里一直在长安没有像样的房子居住,先后在常乐坊、永崇坊、新昌坊等处寄居,其诗句“帝都名利场,鸡鸣无安居”(《常乐里闲居偶题》)和“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卜居》)中充满了长安房产昂贵难购的无奈。直到52岁时,诗人才转而在购房性价比高的东都洛阳履道坊买了一处二手宅园作为自己的终老之所。
文化周末:随着历史的变迁,唐长安城的名人故居、寺观、园林今天都已不复存在,这些地方在今天的现场你都进行了实地探访。你认为今天记录、标注这些历史事物有何意义?这项源自兴趣、被一些人视为“无用”的寻“坊”研究给你带来了什么?
崔凯:在做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每一处地点我都会带学生到现场踏勘。很多时候是骑着共享单车对照遥感影像寻找复原参考点,并感受城市地形变化。唐代的故址现在或是高楼大厦,或是一马平川的道路,或是成片的景观绿化带,留下的只有大的地势和地形。我们就这样结合资料去一一辨认推演,不仅拿唐代跟现代城市对照,也将清末民国时期绘制的西安地形图和拍摄影像相对照。在千余年的演变中,繁盛—没落—繁盛的落差对比,让人唏嘘不已。有一次天将拂晓时我经过今天的朱雀大街(即唐长安城朱雀大街),看到街东的小雁塔,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同一条街、同一座塔,瞬间感觉时间在这里凝固,古今时空就这样交汇于一处。我曾经开玩笑说,如果有穿越,那么今天的西安是最容易穿越的城市,因为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都藏着唐代的故事……
如果说这部《唐长安城坊古今注》的出版及入选“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通俗读物项目”是对我这一研究的有形回馈,那么对长安这座千年古都的认知因寻“坊”而愈发立体、深入,则是我这个在西安生活超过二十年的“外省人”所获得的无形财富。对于国人而言,长安是座理想之城,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之地。我仰慕她、热爱她,也希望继续研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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