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注释观与《呐喊》评注

　　黄艳芬

《〈呐喊〉评注插图本》鲁迅 著 黄乔生 评注 北京大学出版社

　　鲁迅生前对于文章注释的态度颇为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合理的注释是必要的，尤其是古籍和译著。

　　在《动植物译名小记》中，他指出中国传统典籍的注释工作粗陋：“经学家对于《毛诗》上的鸟兽草木虫鱼，小学家对于《尔雅》上的释草释木之类，医学家对于《本草》上的许多动植，一向就终于注释不明白，虽然大家也七手八脚写下了许多书。”

　　在《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的译者后记中，鲁迅提出译文中需做准确的注释，“医师普莱息台勒（Gustavprechtel）和望·勃隆（VonBronn）以及药剂师格伦美尔（Grummer），这三个都是德国人姓氏，大约也是犹太人或者日耳曼种人。这种关系，在作者本国的读者是一目了然的，到中国来就须加些注释，有点缠夹了”。

　　另一方面，鲁迅在不同时期竭力拆穿“世界要人”或是官方文章注释的虚伪。在《不求甚解》中，他讽刺路透社华盛顿电对罗斯福“和平”宣言的注解。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他讽刺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甚至“使遵守一定的注释”。

　　因此，在实践层面，鲁迅生前对于一些感兴趣的古籍书，他注重选择笺注本，如《投笔集笺注》《王右丞集笺注》《笺注陶渊明集》《温飞卿集笺注》等。但他也反对过度注释，在《选本》一文中，批评《文选》的注释书太多，“那些烦难字面，如草头诸字，水旁山旁诸字，不断的被摘进历代的文章里面去”。

　　此外，鲁迅非常注重注释在本国文学外译本中的功能。1931年山上正义翻译《阿Q正传》，1932年增田涉翻译张天翼等人小说时，他都提供注释作为参考。

　　鲁迅不仅形成自己的注释观，并且在思考自身创作时也形成了自我阐释话语，如安东尼·格拉夫敦在《脚注趣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张弢 王春华译）中所指出的，“作者也是他自身的解释者”——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解释者。这尤其体现在鲁迅对生平创作的第一种《呐喊》的阐释上。

　　1932年12月，鲁迅自编《鲁迅自选集》（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选取标准是“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所谓的“重压之感”，鲁迅引《呐喊·自序》中的话做了解读，即“自以为苦的寂寞”。《鲁迅自选集》中选出了《呐喊》5篇，即《孔乙己》《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鸭的喜剧》，其余不含《不周山》在内，竟有9篇被他视为是具有“重压之感”的。

　　鲁迅坦承存在“做那《呐喊》时候的故意的隐瞒”，所谓“隐瞒”，即对“重压之感”或“寂寞”的“曲笔”处理。如他所在《呐喊·自序》所给出的两个例子：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

　　《呐喊》诞生一个世纪的今天，对于文集中的“黑暗”主调与“亮色”装点，读者都能明了其时配合文学革命的鲁迅的良苦用心。但随着时代演进，《呐喊》的背景与文化等知识对读者形成新的隔膜感。这种隔膜感及其解决之道，从1934年4月11日鲁迅给增田涉信中表达对《朝花夕拾》日译本的态度能看出一斑：“《朝花夕拾》如有出版处所，译出来也好，但其中有关中国风俗和琐事太多，不多加注释恐不易看懂，注释一多，读起来又乏味了。”

　　2024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黄乔生的《呐喊》评注插图本。以此种方式推广《呐喊》，既符合鲁迅的注释观，也是行之有效的符合当代读者需要的举措。该版优点在于注释精当，笺注者曾出版《鲁迅家书》（大有书局2021年）《〈阿Q正传〉笺注》（商务印书馆2022年）等，在鲁迅作品注释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如安东尼·格拉夫敦所说，能“用同一种笔锋对他所占有的史料进行综合性描述”，形成“愉悦与知识兼备”的笺注本，自成体系，成为一家。

　　黄乔生对一些词句的注释令人耳目一新，如对于《孔乙己》中“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国人耳熟能知，笺注者给出这样的新解：“鲁迅这么写，可能熔铸了弟弟周作人少年时代的一段屈辱经历。周氏兄弟的祖父出狱回家，对家事多有干涉。他让周作人去买菜，却不许他穿短衣，而必须穿长衫——因为是读书人。于是，周作人成了提篮子买菜队伍中少数穿长衫的人。”

　　笺注者还注意结合鲁迅的文章，以鲁注鲁，如《狂人日记》最后一句“救救孩子……”意蕴丰富，笺注者提醒读者鲁迅的“救救孩子”思想是有发展的：“1927年，鲁迅离开广州前，已深感拯救工作之艰巨了：‘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呐喊》评注插图本最大的亮点在于对每篇小说都有一个短评，选取精准的小切口予以分析。如《鸭的喜剧》短评中，对爱罗先珂在八道湾十一号中倡导自耕自足田园生活的失败，黄乔生认为这是鲁迅“幽默了一笔，回应了爱罗先珂对北京市‘沙漠’之地的讽刺”。

　　当下，鲁迅全集修订与鲁迅译文集注释正在开展，这些工作既要结合鲁迅自身对于注释的态度，也可参考以黄乔生《呐喊》评注本等为代表的成功范例——即安东尼·格拉夫敦所言以注释这种“外在可视性标志”呈现作品的“优雅内涵”，推进鲁迅研究的基础材料建设。

　　（作者为合肥大学语言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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