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中发现更真实的长城_新浪财经

　　本报记者朱松梅

　　尚珩，40岁

　　就职于北京市考古研究院，2003年至今徒步考察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宁夏境内明长城防御体系，2007年参加全国长城资源调查。主持长城考古发掘9项；主持、参与北京市社科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长城研究项目4项

　　考古工作很辛苦，风吹日晒，都要持手铲、小刷子等专业工具，屏息凝神战斗在发掘现场。做长城考古的尚珩更多了一重辛苦——北京段长城大多都在远离人烟的深山险谷中，一有项目开工，他每周至少有三天，先要翻山越岭到工地上。

　　但对尚珩来说，这却是一种奖赏：隔几天不爬长城他就心里痒痒，只有行走在长城上，他才能体会到在别处无法体会到的快意。身高一米八、体重150多斤的他，爬起长城来，健步如飞。更神奇的是，别人气喘吁吁的时候，他还能谈笑风生、滔滔不绝。

　　这跟他的人生经历有关。

　　尚珩第一次爬长城，还是7岁的时候。当时跟游客一起爬上八达岭，兴奋之余，这个小男孩却将好奇的目光投向了远方连绵不绝的未开放长城，从数百年的岁月里走来的坚固城墙、古老敌台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他。中学时，他已经爬遍了黄花城、古北口、司马台、金山岭，野狼的嗥叫也不能吓退他。成年后，他重装徒步，行程超过3000公里，考察了河北、山西、宁夏、内蒙古等地的长城。

　　大学毕业后，尚珩进入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工作。考古对象一般是埋在地下的遗存，而长城多年来一直被视作古建筑，因此，院里跟长城有关的项目很少。直到2019年《长城保护总体规划》出台，考古正式成为长城修缮的前置环节，长城也从尚珩的兴趣爱好变成了工作对象。

　　一说到考古，公众总觉得应该挖出点什么，长城考古，又在挖什么呢？

　　“很多长城是遗址状态，从外观上根本看不出形制、结构、工艺，如果不考古，就很难把病害的原因找出来，更无法有的放矢制定出科学、全面的保护修缮方案。”尚珩解释。

　　就拿箭扣段长城上的怀柔141-145号敌台为例，考古发掘时，在141号敌台顶部发现了火炕，灶坑里还出土了破碎的陶盆和被烧过的骨头。修缮方案也因此做了变更，考虑如何将火炕保留下来、展示出来。“如果没有考古环节，这些火炕就被清理掉了。”

　　考古还能印证历史文献的真实性。比如文献记载：万历元年到万历四年，王崇古、方逢时等人曾对柳沟、岔道城一带的长城进行了包砖，但这几段长城如今从遗存的外观看却是夯土的。2021年冬，尚珩主持对延庆柳沟村土长城210号敌台进行考古发掘。挖开深埋到敌台腰部的覆土，清理到地基层，才发现敌台外立面有条石、残砖和白色石灰，正是当年包砖的证据。

　　出土了锅、盘、碗、剪刀、铲子等生活用具；发现了花椒等吃食，400多年前将士们拖家带口的戍边场景展现在眼前……一个又一个长城考古项目，不断刷新着尚珩对长城的理解和认识，他探索未知的愿望也更强烈。

　　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疑问涌上心头。“我们对长城的了解还是太少了，甚至连一些很基础的问题，也没能得到解答。”尚珩说，比如，我们没能在长城周边发现足够的砖窑，那么城墙是如何实现大量包砖的？敌台周边没有厕所，将士和家属如何如厕？他们上下长城时，走的是什么路线……

　　为破解更多未解之谜，如今的尚珩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田野考古的基础上，近年来，他拉上院里做植物考古、材料考古、环境考古等方方面面的同事，一起加入长城考古的队伍中，用多学科视角去解读、阐释厚重的长城文化。

　　“慢慢来，长城考古才刚刚开始，坚持做下去，长城会告诉我们答案。”乐观的尚珩笑着说。

　　此刻，不惑之年的他如同30多年前站在八达岭长城上眺望远方的小男孩一样，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他，去接近那个真实的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