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报记者 曹雅丽
积极培育新动能、促进新旧动能的接续转换,是推动能源等行业转型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步。各行业如何抓住这一新旧动能交替的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增长?6月20日,中国新闻社国是直通车举办“能源中国——统筹转型与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下的产业动能焕新”主题活动。多位业内专家与会展开深入探讨,经验共享。
低碳绿色产业成经济发展主要驱动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容量、设备制造、绿色投资和市场发展等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活动上表示。
刘世锦表示,绿色创新带动了大量的绿色投资,已经成为现阶段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投资创新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新动能之一。
“这几年低碳绿色产业技术上快速迭代和大量产业化投资,低碳绿色产业发展的潜力在不少方面远超预期。过去很长时间里,谈起环保和减碳,一些地方政府有时还会担忧这对经济增长会不会形成拖累,但现在这个观念已经转变,人们明白这二者是相互促进和共赢的关系。实际上不仅是中国,全球范围之内,低碳绿色产业已经成为疫后经济复苏和增长重要的驱动力量。”刘世锦说。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在会上表示,长时间以来,经济增长、能源安全和气候与环境保护一直是我国追求的政策目标,但在传统能源技术、治理体系内,这三个目标很难相向而行,并呈现出所谓的能源“不可能三角”矛盾。
这一矛盾如何解决?邹骥表示,随着过去十多年间,以可再生能源发电、储能技术、电网技术、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技术在能源行业中的应用发展壮大为标志,能源科技产业革命已汹涌而至、方兴未艾,越来越展现出上述三个政策目标是可以协同实现的前景,而这个前景的依据是科技和产业的革命。
“中国宏观经济目前总体上处于增长动能转换的档口,高质量发展一个新的显著要求就是发展要对全球气候和生物多样性以及稳定的生态系统和优良的环境质量作出贡献。健全的生态系统和优良的生态环境质量正在成为国民财富中占比日益上升的自然资本组成部分。这个是我们在增长过程中,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邹骥认为。
邹骥表示,绿色低碳领域的投资潜力也在不断扩大。根据能源基金会以及合作伙伴的估计,在未来30多年的时间里,根据不完全统计,绿色低碳领域投资潜力可以达到140万亿到200万亿人民币左右,投资潜力巨大。
“能源基金会在三年前对近期的‘十四五’期间的投资潜力做过估计,主要涵盖四个领域,分别是能源转型、绿色低碳化、数字化融合、先进制造业,这四个领域领域据不完全统计,投资潜力平均每年大约9万亿元,5年下来接近46万亿元。”邹骥说。
在邹骥看来,这个宏观投资潜力数字背后是实体经济中质量、需求、资源、技术、产业、盈利和收入来源等内容的实质性的变化。
“未来30年中我们有理由认为绿色低碳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发展可能成为新的收入增长主要的驱动力,这个驱动力不仅体现在如上所说的投资方面,也会由如上投资从供给端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例如康养、旅游、文创等消费环境的空气质量,稳定的气候条件等等。”邹骥表示。
多个领域正全面释放新动能潜力
中国电建集团首席专家、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彭程表示,低碳是全球能源发展的主流大势,关乎人类的未来生存,在我国能源活动、碳减排、碳排放量占比高达90%,因此能源电力领域有必要率先减碳。
“中国应坚持能源安全优先,能源的饭碗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中国怎么去避免能源短板,怎么弘扬能源长板,尤其如何发挥制造业强国的产能优势,这是我们必须深刻去理解的,根据国情来选择路径。”彭程指出。
彭程进一步认为,我国低碳转型路径要贯彻“先立后破”的总方针。“立”包括确立新能源的主体地位、推动调节性煤电适度发展和灵活性改造、发展水电和抽水蓄能,以及新型储能技术等,其中,煤电灵活性改造是核心。
“还要加强能源国际合作,包括多元能源供给与全球治理,创造未来产业、实现减排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彭程说。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表示,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建筑占据很大分量。绿色建筑的发展趋势体现在三个方面:更节能、更多可再生能源应用、更加健康舒适。
“热泵将来有非常大的用处,热泵用的电是绿电,效率会巨大提高。此外,建材碳排放量非常大,通过碳市场的建立,把这块市场调整到建造商能够选择节能低碳的建材方面,整个市场机制就发挥作用了。新的动能不是指挥出来的,是市场机制推进出来的。”仇保兴表示。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魏琪嘉在活动上表示,能源是现代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生命线,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从现实发展看,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期。
魏琪嘉强调,在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着眼当下与长远,兼顾能源安全可靠供应与绿色低碳转型,保持新能源与传统能源的动态替代与安全平衡关系,加快建立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
驱动的多元供应体系,协同推进煤、油等传统能源的清洁化利用以及新能源的有效开发工作,在确保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提升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水平。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常务副秘书长刘小诗表示,目前,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传统燃油车,标志着其发展进入全面市场化的新阶段。然而在新能源汽车战略推广过程中,仍存在推广不均衡的问题。
刘小诗举例说一线城市和农村市场之间的差距较大.去年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接近40%,而四线及以下城市的渗透率不到30%。其次,由于动力电池性能的差异,北方地区的推广遇到瓶颈,例如东北和西北地区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仅为25%,远低于东南沿海地区的40%。
刘小诗认为,想要进一步激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潜力,需加大下沉市场的推广力度,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动力性能和环境适用性优势进行推广。
光伏企业隆基绿能分布式事业群副总裁蒋东宇认为,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户用光伏主要以农村光伏为主,它是一项优质资产。所以,要把户用光伏收益更大让给农民。
蒋东宇还对未来户用光伏等发展提出建议:一是户用光伏要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把收益更大让给农民;二是要有消纳,要有序配合电网改造;三要建立农村光伏和美丽乡村的建设标准,在他看来无序发展会带来很多隐患,要严抓工程质量;四是建议户用光伏进城发展;五是关注户用光伏的售后运维。
为新旧动能转化提供充足动力
“当前,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既要绿色化转型、还要低碳化转型,我国面临发展、减污、控碳降碳、保障安全等多重压力。”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持续中心主任田智宇表示。
“在过去十多年,我国风电装机增加了100多倍,光伏装机增加了400多倍,新能源汽车从零到现在几千万车辆,发展非常快,我国市场空间大,产业基础好,在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方面处在全球的前沿,面临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田智宇认为。
如何平衡好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关系?田智宇认为,要以控碳降碳和提升碳生产力为引领加快转型升级,要统筹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要实现一系列观念转变。
“要转变能源资源观,我国拥有煤炭等化石能源,也有非常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资源禀赋不仅仅是可再生能源,我国节能和提高能效的潜力很大。对资源禀赋的认识要创新,可再生能源资源除了西部、北部富集之外,东中部地区也有大量的分布式能源资源,就地开发利用的潜力也很大。”田智宇表示。
田智宇表示,还要创新能源供需观。要转变能源生产者、消费者分离的认识,强调能源供需一体化、能源产消者等,同时,要把节能提高能效与电气化、数字化耦合起来,能源需求供给可以双向互动,既节能提效同时也消纳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要进一步深化开放观,在国际竞合中提高高质量的发展水平,要处理好自立自强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既要提升安全保障能力,端牢三个饭碗,包括粮食、能源和制造业饭碗,也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在双循环格局中,有效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田智宇强调。
此外,我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在激励约束机制方面,不仅仅要严格绿色低碳相关约束,也要推动环境、生态、气候等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推动资源环境要素和其他要素一体化优化配置,形成加快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最后,还要统筹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和高品质生态。
除了控碳降碳和提升碳生产力,能源绿色转型还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表示,金融机构要以能效为核心,提高技术装备效率,促进技改融资。如果技术装备改造不能带来能源效率的提升以及温室气体减排,产生效果将非常有限,长远来看如果碳价进一步提高,可能还会产生负效益。从这点来看,现阶段技术改造和以旧换新要把提高能效作为核心点。
“未来一方面要发挥好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风险分担功能,为不同行业设立专业性担保机构。另一方面可引入商业保险机构,创新保险产品和服务。”叶燕斐认为。
此外,政策支持是能源绿色转型的关键。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表示,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匹配的政策。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要有为,支持市场主体提高绿色转型的积极性。
贾康表示,政府的政策调节体现为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它的必要性就是弥补市场缺陷,在机理上可总结的基本经验还需要进一步合理化,例如必要的税收,把所谓外部成本内部化,在资源税、消费税里的设计上就是要达到上述作用。
“政府的政策理性应注意,政策一定是区别对待的,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但区别对待的合理性需要以阳光化、专业化、法治化来保障,尽量提升合理化水平。与之对应的政府财政预算,要强调公开、绩效取向、公众参与,接受社会监督,这样才能保证阳光化、专业化。”贾康进一步称。
审核:余早早
责编:左宗鑫
编辑:袁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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