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中国经济几个绕不开的抉择

　　意见领袖丨滕泰

　　一、中国企业出海：有没有战略？能不能停止内卷？

　　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正面对两个重大的机遇，一个是海外需求旺盛。疫情以来欧美国家大量发钱，一度曾降息到零利率，虽然付出了三年高通胀的代价，但的确也带来了资本市场繁荣、消费繁荣和旺盛的需求。日本经济在多年负利率和近年日元大幅贬值后，也走出衰退和通货紧缩，呈现出需求和就业旺盛的繁荣局面。在这种海外需求旺盛的背景下，过去几年，凡是有出海战略、海外销售占比高的中国企业，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反之，没有出海战略的企业，就只能在国内市场上“内卷”。

　　第二个重大机遇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高盛预测，未来十年人工智能将带来至少7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假设这个预测是正确的，它也只反映了人工智能影响的20%。剩下的80%影响不是经济增长，而是对原有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变。就像面对30年前的互联网，很多商业企业、交通运输企业、金融企业曾经认为互联网跟他们没关系，但是后来互联网彻底改变了商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以及各行各业。所以今天各行各业都应积极关注、及时运用人工智能的最前沿技术。据说包括煤炭采选在内的很多行业，在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后，都能提高15%以上的工作效率。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开启一个新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正在引领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经济繁荣长周期，能够带来至少10到20年的新增长动力。

　　在面临这些全球机遇的同时，中国经济在国际上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

　　第一个就是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最近美西方国家又在制造“中国产能过剩”的谬论，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如果不面对全球市场，让英国、美国、日本等产品只在其国内销售，这些国家在工业化阶段都会出现所谓“过剩产能”。事实上，由于各国消费者都喜欢物美价廉中国产品，那些在中国制造面前没有竞争力的产能，才是应该退出全球市场的过剩产能。

　　虽然在外交、外贸领域，我们必须在海外争取权益、扩大海外市场，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即便是像英国、美国工业化阶段那样，其海外市场有强大的全球军事力量、政治力量作保证，有他们所主导的贸易体系和金融体制作保证，但是英国的制造业优势和贸易比较优势最终也消失了，美国曾经的制造业优势、贸易优势也转移到了亚洲，我们的制造业和贸易比较优势受到挑战也是必然的——所以，除了巩固制造业和贸易比较优势，中国如何培育跨国投资优势、金融优势和科技优势？

　　今年四月份，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支持民营企业出海，我们的民营企业，哪些有出海战略和全球化布局？那些已经有全球化布局的企业，还需要哪些提升呢？

　　在海外市场上，很多中国企业拼命杀价，把自己国内的竞争对手杀成亏损，甚至自己的产品也亏损出售，不但造成很多的损失，还经常被征收高额关税。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中国企业为什么不能自己形成一定的价格联盟，把产品在海外卖得稍微贵一点？从而让企业多一点利润，给员工多发一点工资，让政府节省一点财政资源？所以中国企业不仅要出海，而且要有出海战略，不能这样在海外市场一味恶性竞争、自相杀价，这些都是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我们应思考的。

　　二、服务业占比高才是高质量发展指标，中国未来就业主要靠服务业

　　从国内来看的话，有两个经济深度转型已经不可回避。

　　第一个转型是供给结构的转型。在2023年5月第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避免割裂对立”。为什么强调融合发展呢？因为在过去几年里面出现一种错误的倾向，把制造业的发展跟服务业的发展对立起来，片面强调提高制造业的占比提高。

　　农业是基础，制造业是一个大国竞争力的体现，但不论是农业的重要性，还是制造业的重要性和发展水平，都不是体现在它在经济内部的占比上。

　　100年前农业在中国经济的占比是多少？肯定是80%以上。但是那个时候人们吃不饱饭，农业解决不了温饱问题。现在中国农业在GDP的占比是多少？7%左右，但是中国农业的产量早已提高了千百倍，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也早就解决了。所以农业的重要性不体现在占比上，体现在它的技术水平、农业产量和质量上。那么，为什么农业在GDP的占比降低了，它的产量反而提升了呢？因为正是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和占比提高，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工业为农业提供了农业机械，工业为农业提供了化肥，工业为农业提供了更好的水利设施，工业还为农业提供了种子、基因技术，服务业为农业提供了商品流通服务等等。

　　所以农业变发达，不在农业自身的变化，而是因为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和占比提高。工业和服务业的关系也是一样。在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的服务业在GDP的占比只有30%多，那个时候我们的制造业、农业生产力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2000年前后我们的服务业占比提高到40%以上，挤占和降低了工业和农业的占比约10个百分点，结果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能力已经初步展现；如今，中国服务业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又挤占和降低了农业和工业十个百分点分的占比，但是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变成了全球第一——所以，服务业发展和占比提升，为工业提供了人才、科研、商业流通、更高效的协作、更专业的社会分工、更低的成本……服务业的发展和占比提高，不但不会影响制造业的发展，反而是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

　　所以，政治局会议才需要强调 “推动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避免割裂对立”。但是我们很多部门和地方政府，还没有深刻地领会这些经济规律和未来趋势，还错误地把制造业占比当做高质量发展指标——如果制造业占比真的是高质量指标，中国很多生产力落后的省份就已经“超越”了北京、上海？美国那些铁锈地带的经济体是否比硅谷更发达？

　　很多企业家也把制造业和服务业对立起来，尤其是很多传统制造业企业家，动辄公开攻击互联网和其他服务业不创造价值，这些都是十分落后的陈旧错误思想，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就业上来看，我们也要深刻理解未来就业的结构的变化趋势。当前，我国农业就业人口约1.7亿，工业就业人口约2.3亿。十年以后，虽然农业和工业的产量会大幅提升，但是由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农业就业人口大概率会降到一个亿以下，工业就业人口可能会降到2亿以下。所以，未来工业和农业不但都创造不了更多的就业，反而还会释放出几千万的剩余劳动力，这些主要靠服务业来吸纳。

　　如果未来的经济是这么一种产业结构，面对这样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型，我们的决策部门和地方经济是否有前瞻性的经济结构转型和战略转变准备？我们的企业自身到底如何定位自己，如何面对未来呢？千万不要从现在的经济业态出发，拘泥于当前的优势而拒绝未来的战略改变。一旦智能工厂时代来临，很多地区很多企业曾经的优势会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很多北方省份还在把自己的重资产增长模式当优势，这怎么适应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时代的产业结构变化？

　　三、每年几万亿低效投资，不如用来发钱促销费

　　长期以来，我们在需求侧很大程度上靠出口拉动和投资驱动，出口现在面临着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那么固定资产投资是不是还可以作为主要驱动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早就明确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怎么理解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

　　在经济起飞阶段多搞一点投资，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每一块钱的投资不仅有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且通常都有几倍的乘数效应。但是在工业化后期和城镇化后期还保持那么高的投资率，势必造成极大的社会资源浪费。

　　中国目前的投资率，也就是新增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仍然高达42%以上，且已经连续十几年保持这么高的水平。而其他国家这个投资率比重是多少呢？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上都在20%到25%，印度的投资率也只有27%。我们比其他国家高了15到20个百分点。所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要减少低效投资和无效投资”。

　　减少和低效投资和无效投资，总量上未来能减少多少呢？假设我们在未来十年或者五年也能把投资率降低到25%，至少降到30%以下的水平。那么每年至少有10万亿元以上的低效和无效投资会节省出来。根据某部门的研究测算，目前我们很多省份的财政投资不仅效益很低，乘数效应更低，平均的投资乘数小于1，而同样的财政支出如果用于给居民发消费券，消费乘数大于3——也就是说，如果把每年10万亿的低效投资变成居民收入和消费的话，就会产生30万亿的总需求，那么扩大内需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的深度转型，不仅要求决策观念转变，而且需要深化国民收入和分配体制改革。考虑到当前中央经济决策部门仍然是投资驱动的体制，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抓手也是招商引资、上基建项目等等，因此从认知转变，到机制转变，再到实践变化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从投资驱动和消费驱动的变化，对企业影响也很大，企业要足够重视这种总需求结构的巨大变化。过去这些年，我跟很多的房地产企业家聊过未来房地产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警示这个行业的巨大潜在风险，但是很少房地产企业家能听进去，他们以为自己才是房地产的专家，结果陷入现在的被动局面。希望现在处于投资条线上的企业家们，不要像前几年房地产企业那样盲目乐观，或对未来的总需求结构深度变化不够重视，一定要前瞻性地做好战略转型。

　　四、每降息一个百分点，中国非金融企业可增加1.5万亿利润

　　在这种格局下，中国经济各行各业面临的短期复苏状态还是很不一样的。

　　人工智能、大飞机、船舶制造、出海等产业需求前景无限广阔，在这些产业链上的企业，也必将面临较好的发展机遇。其中，人工智能对各行各业的改变才刚刚开始，英伟达的市值已经是全球第一。中国的C919大飞机、船舶制造，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全球都面临着旺盛的需求。希音等很多供应链平台企业在销售中国的出海产品，在各国消费者中供不应求。

　　半导体、生猪养殖、部分化工品，去库存已经结束，补库存正在开始，有的行业产品甚至已经开始涨价。这样一些产业的复苏，在投资上可能带来短暂的好机会和不错的回报，但是从经济总量上来讲，如果用去产能、去库存的手段以牺牲一部分企业为代价而让另一部分企业赚钱，这种方式所带来的复苏是局部的假复苏——因为经济增加值不但没有增加，甚至是紧缩性的，就业也没有增加，甚至是减少的，这样的局部的、短暂的复苏是不可持续的，不应该是政府宏观追求的目标。

　　航空、电子消费品、MLCC、IT服务、部分医药、部分非高端消费品等行业，有些已经在弱复苏阶段。但是如果就业、资本市场长期低迷等因素影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这些弱复苏行业随时还会陷入衰退。

　　还有很多的产业，比如房地产、光伏、锂电池等等，以及很多传统制造业，其供给严重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扭转，去库存之路可能还很漫长。

　　总体看，只有需求扩张带来的复苏才是可持续的。面对总需求不足，结构性改革与逆周期调节，是扩大内需的左右两只手，都不可偏废。供给结构转型和需求结构转型的改革都如箭在弦，必须要抓紧时机推进，但这与逆周期宏观政策扩大内需并不矛盾。

　　我们的逆周期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还有很大的降息空间。考虑到我们的非金融企业贷款总额在150万亿元，如果能够降息一个百分点的话，非金融企业的利润可以增加1.5万亿元；考虑到我们的居民住房按揭和信贷消费信贷的总额在80万亿左右，如果实际利率能够降低一个百分点的话，中国居民的利息支出也会减少8000亿；我们的政府债务，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在降息过程中其利息成本支出也会大幅减少。

　　然而，我们的货币政策决策观念，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防通货膨胀、防股市泡沫、防房地产价格上涨、防人民币汇率贬值等“过去式”的观念中。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已经不是这样的形势，应该尽快转向防止通货紧缩、防止股市下跌带来风险，防止房地产进一步下跌带来风险，甚至参考日本经验容忍汇率适当贬值，不但促进本国产品出口，也带来大量海外游客，促进本国市场繁荣。

　　从国际金融环境看，加拿大、欧洲都开始降息，美联储很快也会降息，未来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有很大的降息空间。

　　五、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就是推动中国经济创新转型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本身就是助力中国经济转型。刚才从需求结构上来讲，未来更多的要靠消费需求，民营企业就是在消费领域占比较高；从供给结构上，未来的比重最大、对就业贡献最大的是服务业，民营经济就是在服务业领域最活跃。此外，在创新领域、出海领域，都是民营企业最活跃、占比最高，所以，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就是推动中国经济创新转型。

　　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指导意见》，今年又要计划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这些对于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一定会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从理论创新和社会舆论上，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也十分重要。为此，万博新经济研究院作为一个社会智库，去年与河北省民营研究会合作开展了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关于中国民营经济理论创新。课题组通过对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实践，以及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重要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梳理和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理论成果建议：

比如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提出“国企民企良好经济生态论”；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出发，提出“活力源泉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源泉；

根据对中国经济周期的研究发现，提出“民营企业与经济周期论”——每一次民营企业家集中涌现，就会推动下一步的经济繁荣，民营企业家的潮起潮落影响中国经济周期；

从宪法、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出发，提出“长期目标论”——应该把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期目标；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客观全面正确认识民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人士的贡献的要求，我们提出来民营企业家的出资人报酬论、创新报酬论、风险报酬论、管理与复杂劳动报酬论等“报酬五论”。

　　在课题开展过程当中，也得到了很多决策部门领导和专家的大力支持。今年四月份，取这个课题成果内容的最大公约数，出版了《中国民营经济论：活力、生态与未来》。

　　在新书发布会上，全国工商联原党组书记胡德平先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彭森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先生等几十名专家学者、知名企民营业家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们如此重视《中国民营经济论》，一方面是因为认可这个课题的成果，认可我们提出的“中国民营经济十论”，同时更是为所有中国民营企业家站台，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鼓与呼。

　　六、企业如何创新转型，未来财富将会流向哪里？

　　从价值创造的角度谈一下对企业创新转型的一些思考，主要是从“创新函数原理”出发，如何构建支持产品和技术创新的企业管理体制？如何利用场景创新原理、流量创造原理、叙事体验价值等软价值创造来推动企业创新转型？

　　在软价值经济时代，全球的财富流向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在农业时代，创造和聚集财富的核心要素是土地，财富分配主要在土地和劳动者之间展开；在工业时代，资本和技术可能是聚集财富的核心资源；而在正在到来的软价值经济时代，未来的财富分配将会在研发创意、平台、内容创作者、流量创作者，包括数据在内的各种信息元素等新的核心资源之间展开。今天，全球已经有六家公司的市值超过了万亿美元，在人工智能时代，未来十年之内就会出现10万亿美元以上市值的企业，这些企业不会是房地产企业，大概率也不会是普通制造业企业，而是科技企业、平台公司，是绿色发展的企业。

　　（本文根据6月13日作者在“2024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暨国企民企协同助推河北高质量发展大会”上的演讲整理，略有删减。）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