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看《孽债》中的情与理|孽债_新浪财经

编者按：这里是一个怀旧剧场。

今年初，电视剧《繁花》播出，因其制作精良，艺术特色鲜明，引起观众极大的兴趣，收视飘红。可是，也有观众，特别是外地观众质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平均工资还那么低，人均收入还那么少，上海就有那么豪华的场所（景）、豪气的人物、豪奢的生活吗？

社会是多侧面的。电视剧《繁花》反映那个年代的上海社会是真实的，但也要说清楚，那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弄潮儿的真实生活。而当时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在30年前上海热播的另一部电视剧《孽债》中，有着真实而细致的反映。

《孽债》海报

《孽债》是根据叶辛的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的20集电视连续剧，由黄蜀芹担任总导演。该剧叙述了沈美霞、卢晓峰、梁思凡、安永辉、盛天华等5个在西双版纳出生的孩子，结伴到上海寻找自己亲生父母的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孩子们的父亲（或母亲）响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从上海到云南西双版纳插队落户。按照当时形势，他们不得不准备一辈子扎根边疆。好在，知青们平时的农耕生活虽然艰苦，缺吃少穿，很少开荤吃肉，但西双版纳地处热带，还有水果等经济作物可供果腹，而婀娜多姿的傣族少女又漂亮多情，热情奔放。于是，有些知青就和当地青年结合（或知青之间由爱成亲）诞生了下一代。

七十年代后期，形势发生变化，随着知青返城浪潮，他们抛下亲生子女返回了上海。八十年代后期，被他们留在西双版纳的孩子们长大了，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到上海来寻找他们。孩子们的到来，不啻是给他们业已平静的生活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搅得屋里厢落缸水混（上海俗语，家里弄得乱套了）。

在他们眼里，孩子是他们欠下的孽债，让他们头夹扁（焦头烂额）。当年，他们得知自己可以由边疆返回上海时，其激动的心情不亚于两千多年前正在牧羊的苏武，突然听到自己可以回归汉朝的消息时的感受——别妇抛雏在所不惜。回上海后，他们重新组织家庭。面对新配偶，他们选择了将过往埋在心底，希望那段历史成为自己人生的梦境，消散无踪。可孩子们的到来，让事实终于纸包不住火。

《孽债》主题曲《哪里有我的家》曾风靡一时

对于事实真相，比他们更加震惊的是他们的新配偶（妻子）。电视剧《孽债》展现了她们由惊愕、到愤怒、到委屈、到缓和、到理解、到接受的思想和情绪变化。黄蜀芹导演身为女性，有区别于男性导演的生理和心理习惯，更能感受女性角色在碰到这种事情后的生理和心理反应。

她也曾说到拍电影的视角：如果把朝南的窗户比作男性视角的话，那么女性视角就是东窗。阳光首先从那里射入，从东窗看出去的园子和道路是侧面的，是另一个角度，却有着特定的敏感、妩媚、阴柔和特殊的力度、韧性。因此，她导演的作品带着鲜明的艺术个性，有她独特的风格和敏锐的观察力。

她导演的《孽债》镜头沉稳，细致入微，没有特意追求感官刺激的紧张激烈，往往采用人物之间的相互诉说、吐露心曲。让人物向观众直接披露心声，与观众交流感情。剧中几个女性角色，包括上海好男人形象（具有女性的体贴细腻，又内敛坚韧）的代表——古道热肠的卢家伯伯和忍辱负重的沈若尘，等等，之所以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影响，既缘于演员们的精湛演技，也源于黄蜀芹导演的艺术理念和指导。

《孽债》截图

当然，该剧不是一部单纯的女性题材作品，它反映的是全景式的平民社会。黄蜀芹提倡“小题材抒发大感情”。她拍片选材的标准是：只要有价值，即有较强的社会意义和较高的艺术品位，她就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上海，其经济规模、城市面貌远不是30多年后今天的样子。电视剧《孽债》虽然拍摄于1994年，但叶辛的小说《孽债》出版于1992年，真实人物的生活就应该发生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时，困扰上海居民生活最大的问题是住房困难。

《孽债》截图

具体困难到什么程度呢？在1984年，上海城市规划局会同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了一部题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的内参片（参看《上海故事——一座城市的温暖记忆》上海音响资料馆编，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真实反映了当时上海市民的居住窘况：在南京路繁华商业街旁边的一幢石库门住宅里住了15户人家。影片拍摄了市民们居住环境，大门进去，狭小的走廊既是走道又是厨房。在4平方米的后楼小间里住着老两口和他们的2个儿子，没办法，只能在房间里搭个小阁楼。影片还在一段旁白中说：“我们又访问了一个拥挤户，7个平方米，6口人，1老5少，4女2男。入夜，床上、地上睡满了人。”按上海人形象的说法是，再多一只脚也插不进了。在上海的闹市中心尚且如此，更不要说，上海其它区域还有为数不少的棚户区，其居住条件更差。该内参片反映的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普遍的状况。那时普通老百姓的居住状况大都是这样。

《孽债》截图

如此局促的居住状况，突然间要挤进一个已经十几岁了、身体长长大大的少男（少女），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是最容易引起家庭矛盾的事。剧中，沈美霞来沪后，寄住在爷爷奶奶处。这，引起了原来和爷爷奶奶共同居住的大伯大伯母一家的不满。而他们家还不是住房最困难的，更困难的是梁师傅家，一家3口挤在石库门房子的一个斗室内（7平方米）。他儿子思凡找来，他隐瞒不住，只得将儿子带回家。每天晚上在床边打个地铺，让孩子睡觉。

当然，那个年代，一到晚上，父母睡床，孩子打地铺（或睡几个板凳拼起来的铺）的情景，在上海比比皆是。可对梁师母而言，眼前的大男孩只是她的继子，要和自己长时间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一日三餐，吃喝拉撒，天气炎热，穿衣着装，眉高眼低，已经很尴尬了；更不要说，晚上他们夫妻为爱鼓掌时，既要担心吵醒睡在身边几岁的小女儿，更要担心睡在地铺上十几岁的继子是否睡着。这一切使人情何以堪？

除了居住困难，那时上海有的企业效益不佳，如梁师傅工作的电影院就是效益差，职工收入不多。医疗保险还没有实行，职工及其家属的医药费需要职工所在企业承担，而效益差的企业无法为其报销。还有市政建设缓慢，道路不宽，交通拥堵，上下班高峰时，公交车人满为患，等等，总而言之，历史欠账太多。这些情况在该剧中都有反映，也使观众在观剧过程中产生了疑问：孽债，孽债，到底是啥人的债啊？

《孽债》截图

该剧还反映了经济发展、人员流动对原有社会阶层、婚姻观念的冲击：丈夫（大款）找小三，妻子“外插花”，婚外恋，夫妻离异，青少年的教育（独生子女的骄纵，暴发户子女疏于管教，逃学、抽烟、早恋甚至犯罪），从云南边境流入的化学制品对社会的危害（天华先是知道麝香可以避孕，后又贩卖违禁烟，敲诈抢劫而被警察拘押），发廊妹（外来务工人员）的正规就业，冤假错案的纠正，等等社会问题。黄蜀芹将镜头对准这些社会问题中的平民百姓，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引起广大上海市民的心灵共鸣，得到观众的喜爱，该剧于1995年在上海电视台以沪语播映，创下了42.62%的超高收视率。后被多家省级电视台转播。

观众在观剧时，都希望该剧中的几个孩子在上海有一个比较满意的结局。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上海还承受不了大量外地人员的涌入（户口难办），按照政策导向，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孩子们返回原地。于是在剧中，思凡在父亲家里住着也感到困窘，想要偷偷回去，可途中不慎摔断了腿，梁师母只得把自己陪嫁的红木家具卖掉，给他凑医疗费；楚楚可怜又乖巧懂事的沈美霞也跟着父母的好友回去了；卢晓峰的父亲洗刷掉被冤屈的罪名后带着儿子回西双版纳，准备和原配偶破镜重圆，并留在那里生活；安永辉因在上海的亲生父母已经离婚，他在两边都得不到亲情的安慰，就随着养父母回去了。而导演为了弥补观众的意难平，最后安排沈若尘在火车启动前一刻跳上火车，随孩子们一起去西双版纳，准备接回美霞，而他的妻子对他的决定表示了支持。电视剧在开放式的结局中结束了。

《孽债》截图

黄蜀芹导演拍摄该剧时没有上帝之眼，不会预料到在电视剧播放以后的30年里，上海的经济会发展到何种程度。经济发展、市政建设需要大量资本和劳动者，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也就是在该剧播放时，资本、人才和外来务工者就已经开始纷纷进入上海。而且，上海一直有政策，出生在外地的上海知青子女到了一定年龄可以申请取得上海户口。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上述提到的诸如住房交通医疗保险人均收入等等问题都逐步得到解决。解决了居住就读就业等问题，当年的孽债很快就会变成优质资产。这，才是让观众（人民群众）真正满意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