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与以今伊朗为中心的伊利汗国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人员往来频繁,文化交流丰富多彩。因此,蒙元时代的中国与伊朗交流史,是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然而,已有的成果大多立足中国,讨论古代伊朗文明对中国的影响,而较少论及古代中国文明在伊朗的传播情况。陈春晓的《伊利汗国的中国文明:移民、使者和物质交流》,则以古代中国文明在伊朗的传播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对整个中国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领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题目,特别是在丝绸之路研究热潮兴起的今天,不仅有学术意义,还有现实价值。
□惟寅
何谓“交流史”
中国正史对伊朗的记载,始自《史记·大宛列传》的“安息”国,考古发现更是把中国与伊朗的接触时间大大前推。可以说,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亚洲的东方与西方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交流就从未中断过。
至蒙元时代,蒙古人对世界的征服,使中国与伊朗第一次处于同一个大政权的统治之下。在当时的波斯语文献中,东至阿姆河、西至小亚细亚、南至波斯湾、北至高加索的广大领土,常常被称作“伊朗”或“伊朗之地”,这个政权和王朝也被称为“伊利汗国”或“伊利汗朝”。
伊利汗国的建立者旭烈兀,是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宪宗蒙哥与世祖忽必烈的同母弟,身份尊贵。1252年,他受蒙哥汗之命率兵“征西域素丹诸国”,这些地区构成了后来伊利汗国的大体疆域。然而在西征之初,旭烈兀只是作为蒙哥的代表,率领着从各支蒙古军队中抽出的五分之一的人马向西征服。这些土地并未被许诺给旭烈兀,他一直是以合罕“代理人”的身份实施统治。直到蒙哥去世、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之际,忽必烈为得到旭烈兀的支持,才将土地投桃报李地赐封给了他。旭烈兀去世后,他的后裔继承了统治。
旭烈兀与忽必烈有同胞亲谊,同时,元朝与伊利汗国地处整个蒙古帝国的东西两端,中间隔着需要它们共同对付的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所以,元朝和伊利汗国自成立之始,就建立了相较其他汗国更为友好和密切的关系,直至两个王朝灭亡。在这一政治背景下,13世纪至14世纪将近百年的时段中,伊朗与中国的往来空前繁荣。
现今的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我们有必要,也亟须讨论中华文明的向外传播和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问题。《伊利汗国的中国文明》选择考察古代中国文明在伊朗的传播,就是尝试在古代历史范畴中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
“交流”是人与人之间互动行为的总称。“交流史”是指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群体相互接触和彼此影响的历史。概括来说,交流史研究对象可归纳为三大类主题:人口流动、物质交换和文化传播。人口流动是交流发生的基础和载体,流动的人口包括移民、使者、商旅等各类群体。物质交换是指通过官方或民间渠道实现的实物传输,参与交流的物质包括动物、植物、矿物及各类手工制品等。文化传播则是人口和物质的交流达到一定规模和程度后,产生的更深层面的互渐和影响,如文学、艺术、医学、科技、宗教等方面。
古代中国对伊利汗国的文明传播史研究同样也可概括为这三个方面,已有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化传播方面,尤其是科技史、医学史、艺术史。关于促成文明传播的主体——“人”的历史,却不太清晰。
蒙古征服时代,从中国迁徙至伊利汗国的庞大人群中,只有少数大人物得以青史留名。但是,普通人的历史不能忽略。正是他们,在异域的土壤中撒下了中华文明的种子,使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开出绚丽的花朵。文明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非一人之力,亦非一日之功。因此,《伊利汗国的中国文明》重点研究的对象,就是这些从中国来到伊利汗国的普通人,他们不是功勋卓著的将领,而是从事各色劳作的平凡小民,书中在努力探寻他们远行的动因、活动的事迹以及在异国他乡的生存状况。
玉和“中国铁”
物质交换是交流活动的重要表现方式,也是交流史研究的基本论题。从中国输入伊利汗国的物品,有民间商品,有官方赐物；有价值连城的奢侈品,有普通的日用百货；有通过固定渠道惯常输入的,有被偶然携带过去的；有些物品传入伊朗后便长期存在,有些物品的出现只是昙花一现。
矿物和植物是《伊利汗国的中国文明》重点考察的两类物品。陈春晓指出,选择这两类物品的原因有二:一是这两类物品最普通、最广泛,它们不是青花瓷、丝绸这样专供上层的奢侈品,而是普通人也能获得使用,能反映物质交流的普遍性；二是古代波斯、阿拉伯学者有编纂宝石书和医药书的传统,这些文献为考察矿物和植物的传播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献。
玉,在中华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含义和地位。它很早就超越了普通石材的概念,演变成一种身份、地位、审美及权力的象征。但对中华文明圈以外的世界来说,玉石并不具备这种特殊内涵。玉石很早就开始输入伊朗地区,被用于制作刀剑配件、带饰、戒指、杯碗等物件。中古时代以来,亚洲大陆上次第西迁的游牧部族将东方的玉石文化传至伊朗,波斯语、阿拉伯语文献记载了有关于阗玉石种类、产地、用途及制造工艺的丰富信息。契丹人在中亚建立西辽政权后,中国的玉器风格也传入伊朗东部地区。
受元朝玺印制度的影响,伊利汗国将汉地玉石文化移植到伊朗,形成了“以玉为尊”的政治文化风尚。这一现象反映了政治力量对文化传播的巨大带动力。然而这种政治文化并没有向下进入民间土壤中,因此当政治实体覆灭后,这种文化观念就随之消亡了。
值得注意的是,《伊利汗国的中国文明》在考察玉石西渐伊朗的历史过程中,揭示了古代西迁的突厥、契丹、蒙古等部族在亚洲东西方文化传播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为我们研究中华文化向外传播之路径提供了一种思路,即中华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多个民族的共同参与和多元文化的交互影响下,历经数个阶段、一步步地衍射至域外地区的。
《伊利汗国的中国文明》考察了中古时代波斯、阿拉伯文献中一种常见的中国舶来品——“中国石”或“中国铁”。这原指中国生产的生铁或铸铁材料,后来被宽泛地用来称呼中国出产的各种铜铁制品。生铁冶炼和加工是古代中国的独创技术。这项技术虽然传播至其他国家和地区,但在整个古代,中国都保持着这项技术的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生产的生铁和生铁制品大量出口海外,长期是世界贸易中的畅销货。
《伊利汗国的中国文明》还着重对部分植物进行了探讨,有些侧重于名实考证和物种传播情况,有些则侧重于梳理中国品种在当地的传播,以及伊利汗国的中国移民种植、利用这些作物的情况。在考察植物传播的过程中,中国饮食文化在伊朗的流传细节逐渐浮现。
生活在伊利汗国的中国人无疑是促成文化传播的主体力量,他们远在故土万里之外,生活在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但仍努力保持自己的饮食传统。为此,他们携带种子,种植作物,并按照中国的方式加工食材。中国饮食不仅满足他们自身的需要,而且还在异域文化中传播开来,为蒙古人以及伊利汗国人民所接受。陈春晓认为,《国王词典》中收录的阿拉伯语对“筷子”的描述,是中国饮食影响世界的有力证明。
历史的回归
《伊利汗国的中国文明》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回答“古代中国究竟给伊朗带来了什么”这个大问题。要评估中国文明对伊朗的影响,首先要知道中国移民在当地的社会影响力。对此,陈春晓把他们与在华的伊利汗国移民进行了对比。
身份和地位方面,元朝入华伊利汗国人的主要职业是商人,他们因擅长理财,获得统治者的重用。相较之下,伊利汗国的中国人则以技术类人员为主,从事营建、造作、医卜、方术等方面的工作。简而言之,伊利汗国人以商人为主,中国人以工匠为多。
群体社会影响力方面,元朝时,伊利汗国的波斯语跟蒙古语、汉语同为官方语言,公文书、牌子、外交书信中常有波斯文译文,元朝还成立了从事波斯语教学、翻译的机构。而汉语在伊利汗国就没有这种影响力了。
显而易见,古代中国文明对伊朗真正有影响力的,当首推“中国制造”。当时,伊利汗国人对中国工艺技能给予高度评价和认可,不吝言辞地表达了惊叹和震撼。蒙元时代来访中国的伊本·白图泰就说:“中国人是各民族中最精于工艺者,这是远近驰名的,许多人在作品中已不惮其烦地谈到。譬如绘画的精巧,是罗姆等人所不能与他们相比的。他们在这方面是得天独厚,具有天才的。”
当时,伊利汗国进口的中国货物,种类繁多,层次丰富,既有高档而奢侈的瓷器、丝绸及艺术品,也有实用而廉价的镜子、锅釜、刀剪、镊子等生活日用品。从某方面来说,后者更多地进入到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更加广泛和深入。
如果将文明按照“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角度来划分,古代中国文明对伊朗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物质文明层面:生产技术、货物商品、物种移植,以及大范围的经济影响。《伊利汗国的中国文明》认为,中国文明的影响并非疾风骤雨、倏来忽往,而是和风细雨、润物无声。中国文明不热衷于以压迫性的力量搅动世界风云,却用“中国制造”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为改善世界人民的生活默默贡献着力量。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具备全产业链的国家。中国人与世界的主要财富交流,几乎都是以工业制造为基础的。大到中国公司在非洲修建高铁,小到浙江义乌出口的日用小商品,中国人和中国制造生生不息地走进世界的各个角落。这种历史的回归,是巧合还是必然?值得人们深入思考。
(作者为书评人,自由职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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