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书论风行草偃|苏轼_新浪财经

　　陈名生

　　九百四十年前（1084年），告别黄州的苏轼与退隐江宁的王安石再次相会，撇开政见上的不睦，两位文豪在钟山脚下的半山园赋诗作书、相谈甚欢，在江宁交游逾月。王安石惜别将至汝州上任的苏东坡时感慨万千：“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九百四十年后，恰在半山园一旁的南京博物院，东坡先生手书真迹在这里重现，他的书风跨时空与后世对话，以其浩瀚磅礴的文脉滋养世代书家。

　　我书意造本无法

　　众所周知，“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晋人尚韵，唐人尚法，犹如两座无法逾越的大山，摆在宋人面前。宋人想要突围，乃至再造高峰，只能另辟蹊径。在苏轼的引领下，宋人反其道而行之，创造性地选择尚意，有效避免了与“唐法”硬碰硬，其实更像是“曲线救国”的策略，最终向更为高古的“晋韵”靠拢。他们主攻自带抒情色彩的行草书，将书法之“意”发挥到极致，取得了绝佳的效果。苏轼的尚意倾向在“宋四家”中是最突出的。他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又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还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这些自白，都聚焦于一个“意”字，影响了一代书风。

　　除苏轼外，当时还有文同、黄庭坚、米芾、王安中、李之仪、秦观等人有过“尚意”之论，以黄、米两家对尚意理论的贡献最大。黄庭坚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米芾说：“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和苏轼的自白一起，成为北宋尚意书风的口号和旗帜。宋人尚意，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唐人尚法，但绝不意味着不要法，而是对法的活用，对法的改造，向法中注入新意，旨在表现自我的意趣、情感和个性。因此，宋人是在“法”中尚“意”，并以其独特的生命情调和文化精神，谱写了中国书法风格史上的新篇章。

　　读书万卷始通神

　　从古代书论看，唐以前人们多重功力，唐以后人们在重功力的同时更重悟性，至宋代人们则突出学养对书法的重要性。苏轼重功力，他认为：“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但苏轼更重学养和识见，提出“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他为后人指明了一条正确的学书之路——“技道两进”，即把勤学苦练与多读诗书有机地结合起来。黄庭坚也十分重视学养，曾说：“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他还说，“士大夫下笔，须使有数万卷书气象，始无俗态。不然，一楷书吏耳。”因此，黄庭坚对“饱含学养”的苏轼书法大加赞赏：“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此外，同时期的《宣和书谱》也说：“大抵饱学宗儒，下笔处无一点俗气而暗合书法，兹胸次使之然也。至如世之学者，其字非不尽工，而气韵病俗者，政坐胸次之罪，非乏规矩耳。如能破万卷之书，则其字岂可以重规叠矩之末，当以气韵得之也。”由此可见，在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人的心中，学养是可以通过书法传达出来的，是一个书家创作能力的重要源泉，学养高低是一个书家能否创造优秀作品的重要参考。

　　“法中尚意”和“书以学养”在苏轼身上得到完全统一，且最终统一到其崇高的精神和人格之上。“法中尚意”，直白一点说，就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这是苏轼在书论和文论中都坚持的观点。在文学上，他主张诗文要有新意，在内容和句法上都要出新，最终表现为人格的升华——文如其人；在书法上，他主张“寓意”——离形得似、不计工拙和自出新意，同样是为了人格的升华——书如其人。“书以学养”在苏轼的书法作品中则表现为浓郁的“书卷气”。他通过诗文和书法的融会贯通，文学精神和书法精神的高度融合，最终实现诗文、书法和人格三者的完全统一，其实还是人格的升华。

　　当然，苏轼的书法艺术精神并不仅限于此，我们可以有第三个概括，也可以有第四个概括……但限于本次展览的架构和篇幅，我们只能以管窥豹，仅选取苏轼的书法艺术精神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方面加以阐释和呈现。其实，苏轼的书学思想中诸如崇尚自然、崇尚晋唐书风、书以人传（书品人品论）、推举蔡襄为本朝第一、先真后行草（“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之类的书学观念或书学论断，也都对北宋以降的中国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亦可谓当下书法艺术创作者之“无尽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