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建构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之路|中国_新浪财经

　　唐亚林

　　长期以来，认识中国，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何很难走出舶自西方的概念框架与理论体系？我认为，答案有三：一是近代西方曾经凭“坚船利炮”暂时征服了世界，也凭借丰裕的物质文明暂时赢得了发展的先机；二是在有限的语言概念游戏里，能够形容诸多事物与事务包括原理在内的辞藻就那么多，西方先占领“概念山头”了，后人只能围着其打转，很难发明出诸如既具特殊性又具一般性的“使命型政党”“中国式现代化”等新型概念与理论范式；三是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并不了解，甚至接受污名化概念名词，而且脱离现实谈想象中的推演逻辑，热衷于搞“纸上屠龙术”，既高估了他人又低估了自己，其结果也就无法真正认清自己。

　　采用“正面建构法”，从正面去寻找能够描述、刻画和展示事物事务全貌或者根本特质的概念、名词与理论

　　虽然哲学上喜欢讲主客体互动，社会学也强调结构下行动主体的作用，可我们从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中就找不到论述主体作用的代表性理论。搞来搞去，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万能论”，所谓的“国家能力说”等“万金油”式理论。离开了政府，离开了政党等核心行动主体，治国理政理论不就变成了空谈而不可行的理论么？可那么多学界中人就是如此执迷不悟，成天把哈耶克挂在嘴边。即便是谈西式民主，也闭口不谈学西式民主后学得荒腔走板的所谓“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的实际表现（因为一谈印度民主，就发现西式民主不灵光了），这不是典型的“被骗了还帮助数钱”的傻子做法么？！

　　如何才能创造有想象力的自主概念？我认为可采用“正面建构法”，也就是从事物事务长期运行的实际特征、发展绩效和未来趋势出发，按照利害相一致原理，权衡其利弊，从正面去寻找能够描述、刻画和展示事物事务全貌或者根本特质的概念、名词与理论，而不是从流行的所谓问题意识出发，通过“负面建构法”予以呈现。

　　其原因在于由“正面建构法”所呈现的自主概念，一是不会因为时过境迁而失去价值，或者因事实被阶段性超越而昙花一现；二是更能揭示事物事务的稳定长远特征，反映事物事务的本质；三是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解释力，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正面建构法”的方法论精髓也是通过多年的观察和比较而得出的思考结论。

　　当然，这背后首先要超越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恰恰这种情况在学术界也好，在实践界也好，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都屡见不鲜，往往分裂为价值观撕裂的对立两大阵营，彼此无法对话与共事，更谈不上同频共振、合力发展了。

　　“负—正—负”的方法，是走向中华文化“天地人一体”发展目标的有效方法

　　以前在读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简史》一书时，很受启发。冯先生从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出发，提到了西方擅长“正的方法”，而中方擅长“负的方法”，即前者从“公设的概念”出发，一再细分，突出差别，后者从“直觉的概念”出发，强调统合，突出无差别。冯先生则认为应是这二者的有机结合。

　　个人感觉，我们应该走“负—正—负”的思维模式道路，即从“无差别的合”到“有差别的分”再到“更高级无差别的统合”，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先从实践中来，抽象成理论和政策，再到实践中去广泛应用，而后又从实践中来，再进一步提炼和总结，形成成熟的理论和政策体系，再又回到实践中去，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深化认识的深度与高度、创造实践的精度与效度、提升发展的量度与质度。

　　“负—正—负”的方法，是走向中华文化“天地人一体”发展目标的有效方法，也是中华文化强调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它是解决这个世界所有差别与问题的终极方法。

　　可按照正本清源法、语义重构法等，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些关键概念进行重新释读

　　除了“正面建构法”与“负—正—负”思维模式法，还可按照正本清源法、语义重构法等，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些关键概念进行重新释读。

　　按照正本清源法，对既有概念进行释读的最有价值体现，就是让中国的“封建社会”回到秦以前的西周“分封制”时期，而不是指秦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笔者曾经从正本清源法角度，对近代英式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权力制约的“原初制度说”进行过重新释读，发现主要靠三权分立制度（实际上是两权分立制度）、公民权利制度、司法审查制度、上诉伸冤制度与任期制度五大核心制度支撑，就基本上实现了资产阶级追求公共权力有效制约、公民权利有效维护的目标，由此也就推翻了如今书斋里流行的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只需要靠“多党竞争说”与“公开选举说”之定论。只要我们如此这般应用和推广，就会发现对既有概念与定式理论的正本清源法很有价值和威力。

　　像赵汀阳提出的“天下说”，包括从“天下里面的中国”到“内涵天下结构的中国”再到“中国的天下”，也是一种重新释读式建构。我一直主张对“天命观”下所谓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之称谓进行概念重释，即中国古代的君主与西方社会的君主是不一样的。西方社会的君主可以叫“专制”，而中国社会的君主只能叫“专权”，而且有“人在做，天在看”的“天命观”关照，以及“皇权与相权之分”“内室与朝廷之别”、科举制塑造的庞大官僚体系等制度性支撑。像中国古代王朝时期曾出现过几十年“君王不早朝”之极端情况，而整个王朝体系也照旧运行，就是一大例证。

　　当然，最有效的自主概念与理论创造法，还是来自长期的经验观察、人情事理分析与世道人心思考，最为重要的就是不能受到来自西方社会既有经验的概念与理论限制，而需要从事实与绩效双重视角出发，提炼具有重大原创性的概念与理论。也正是从此意义上讲，不研究这40多年乃至70多年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的演展逻辑，所谓学问都难以长期立足。

　　我们要沉下心来，躬身向下，把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这篇大文章给做实做深、做通做透。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