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南京 | 细数三次文物普查中的南京故事

转自：紫金山新闻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已于不久前启动。普查将涵盖地上、地下、水下不可移动文物。南京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物普查有效丰富了南京文物资源底蕴，彰显了文保工作在助力文化和旅游领域提档升级、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前，从事文保工作30多年的南京市文物局原副局长杨新华接受记者专访，畅谈南京在历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走过的不平凡之路。

南京明城墙。视觉中国供图

三次普查55项“国保”，南京群众当年踊跃上交文物

南京现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5项，位列全国前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14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已达400余处……它们均与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密切相关。作为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文物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及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分别于1956年、1981年和2007年开展过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分别称“一普”“二普”“三普”）。

杨新华先后参加过“二普”和“三普”两次全国文物普查。据他介绍，“一普”在普查技术方面虽然无法与此后历次文物普查同日而语，但影响深远，普查成果为后来的文物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有意思的是，当时普查对象虽然是不可移动文物，但在南京，仍出现了群众踊跃上交和捐献可移动文物的现象。

“二普”覆盖面积比第一次普查明显增大，基本实现了对全国文物资源的总体掌握。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这次普查，南京文博机构队伍得到加强，文物档案建立趋于完善，文物保护管理水平也得到显著提升。原先在南京一边远小学担任语文教师的杨新华，正是从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成长起来的。

杨新华告诉记者，当时他所在的雨花台区范围很大，包括了今天的龙江、河西等片区，雨花台区也因此成为南京的“文物重地”。繁重的文物普查工作，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因为工作出色，杨新华后来又从雨花台区文化局调到南京市文物局。

“与第一、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同，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由原来的文物部门行为上升成了政府行为。”对南京而言，“三普”意义更是非同一般，随着南京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大规模城乡建设的开展，它对全面掌握全市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分布、特征、保存现状、环境状况等基本情况，准确判断文物保护形势以及科学制定文物保护政策和规划等，提供了科学支撑。

历次文物普查为南京留下了很多珍贵史料。受访者供图

值得一提的是，历次文物普查还为南京留下了很多珍贵史料，杨新华本人就编著有五六十本著作，包括《南京明城墙》《南京明清建筑》《浡泥国王墓探源》《金陵碑刻精华》等，为南京文物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湮没”百余年之久，一只石乌龟打开晋升“国保”之旅

近年来，南京高度重视“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保护和申遗工作。南京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心城市，拥有大量与之密切相关的历史遗存，列为首批申遗点的龙江船厂遗址、浡泥国王墓，均与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密切相关。

位于鼓楼区漓江路57号的龙江船厂遗址，即明代宝船厂遗址，当年是专为郑和下西洋所兴建的大型官办造船基地，现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国内目前保存面积最大的古代打造航海船只的船厂遗址，最有价值的当数一排一排的“作塘”，即类似船坞的水塘，是当年建造宝船时的坞式工作台。后来，该遗址还出土了舵杆、船板、造船工具、生活用具等文物，并发现造船“基础”遗迹。

浡泥国王墓。视觉中国

浡泥国王墓背后的故事更是早已广为人知。它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交互，特别是与文莱早期政经往来的有力例证。

据杨新华介绍，1958年5月12日，南京文物工作者在对南郊文物普查时，有幸发现了“湮没”百余年之久的浡泥国王墓。当时，普查工作人员在附近偶遇几名农民，一名农民讲起他自小听过的传说：“我们这座山叫乌龟山，山上有个石乌龟……”石乌龟，正是古代王公大臣墓葬的标配。普查人员喜出望外，他们按照农民的指点爬上乌龟山，果然发现了无头石乌龟，还有一段残碑。碑文大部分已漫漶不清，普查人员顺手抓起一把青草，在碑上反复擦拭，不一会儿，“葬王于安德门外之石子岗”“浡泥王去中国”等字样便浮现了出来。经过反复研究分析，这座佚名墓最后被证实就是当年浡泥新任国王麻那惹加那乃所葬之地。

浡泥国王墓后来历经多次维修，1996年，浡泥国王墓一带还进行了精密磁测，埋藏在其地底几百年的秘密，终于完完全全展现在人们眼前。如今的浡泥国王墓环境庄重优雅，不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点，在高科技、大数据的赋能下，持续开展遗产监测数据采集和录入工作。

从“城防工程”到“文物”，明城墙数百年长度悬案告破

大家都知道，明城墙是南京的一个超级IP。殊不知，正是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开展，明城墙才第一次作为“文物”而不是城防工程进入人们的视线。

自“二普”开始，南京加大了对城墙维护及整治周边环境的投入：维修尽量选用与城墙同色泽、同石质的城砖；有的地段缺乏史料记载、制砖材料缺失，导致修的时候没办法按照原工艺进行，这时就会用到仿制城砖，将回收的老城砖砌于表面，顶面和墙芯则采用新城砖；2004年，《南京明城墙风光带规划》实施，后来被评为“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2006年，在完成《南京明城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可能性调研报告》、明确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评审标准之后，南京明城墙等来了非常科学的测量成果。

走在申遗路上的明城墙。视觉中国供图

“南京城墙的长度历来说法不一，‘二普’时测量出南京城墙的长度是33.676公里。”杨新华告诉记者，考虑到当时受技术和现实条件的限制，用拉皮尺测量的数据很不准确，他萌生了精确测量南京城墙长度的想法。通过与江苏省测绘局的合作，城墙按道路、城门、完整和残存部分划出41段，每段编号，然后安排工作人员确认城墙的位置及走向，并在省测绘局提供的1:10000的影像地图上标上坐标点。标点完成后，将数据移交省测绘局进行矢量化及测量。最终的测量结果解决了南京城墙自明代以来的长度悬案。

2016年，随着凝聚着研究者多年心血的中国明清城墙申遗文本递交国家文物局，南京牵头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的步伐，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如今，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建成的“南京城墙‘一张图’文化遗产数字档案系统”，基于GIS地理信息系统，利用三维扫描完成南京城墙的三维数据采集，获取、保存南京城墙最早的文物信息数据，建立了最早的南京城墙文化遗产数字档案。同时，将南京城墙历史、地理、修缮等全维度数据整合在“一张图”上，建成南京城墙“一张图”文物资源管理平台，为南京城墙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展示与利用提供精准数据支持。

“三普”重要新发现，南京长江大桥和金陵饭店榜上有名

南京长江大桥和金陵饭店均为南京地标性建筑，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均被列为南京不可移动文物的重要“新发现”。十多年前，二者都曾申报过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尽管后来因种种原因没能入选，但当年将它们定为“文物”的声音堪称是振聋发聩。

南京长江大桥。视觉中国供图

在杨新华看来，南京文物工作者的理念，一直在随时代的发展发生转变，虽然金陵饭店1983年才建成开业，南京长江大桥于1968年通车，但它们都承载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金陵饭店是中国现代酒店的先行者，一度是南京城市的中心地标，在建成后的很长时间内一直号称“中华第一楼”，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南京长江大桥对于中国桥梁史来说意义重大，小到一颗钉子，大到公路铁路承重的数据，都是我国技术人员自主生产设计的。更重要的是，它是依然正在服役的交通枢纽。

即便如此，在十多年前，将它们列为文化遗产时，仍遭到了不少人的嘲笑。杨新华表示，事实证明，将南京长江大桥和金陵饭店早早列入不可移动文物，有利于趁早介入，对其进行科学保护。

2016年10月，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进入封闭维修改造阶段，其公路桥维修文物保护项目成功入选第五届“全国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这是中国文物保护工程领域的最高奖项。南京长江大桥文物保护设计项目负责人、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淳庆告诉记者，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文物保护设计方案长达几百页，使用材料更具兼容性、可逆性和协调性。

如今，金陵饭店是南京最年轻的区级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南京长江大桥则是最年轻的南京市级文保单位，南京长江大桥还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和“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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